即时新闻

  • 编者按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破解新时代首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北京市第14期局级领导干部研修班学员就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司法改革、网络金融、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开展专题调研、研讨,针对一些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思路建议,撰写了一批理论性、应用性兼备的文章。现从中选编14篇,以飨读者。

  • 以人才建设提升农村共治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突破农村相对封闭的自治格局,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共同治理。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参与农村共同治理是新时代农村实际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年轻高素质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目前农村各类实用人才仅占农村劳动力的3.3%,基层治理方面的优秀人才更为缺乏。近些年,党和国家加大了向农村输送人才的力度,比如建立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制度,选派机关或国企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倡导和鼓励年轻人到乡村接受锻炼,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当前人口净流出带来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弱化、集体经济薄弱带来乡村社会治理资源稀缺的形势下,仍然需要进一步吸引优秀青年、致富能人、返乡务工人员等夯实乡村治理基础,进一步吸引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员干部、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在基层锻炼成长。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参与农村共同治理是对农村自治的进一步巩固和深化。从实践来看,当前农村基层封闭式自治对于真正实现农民当家做主权利,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通过借力国企、高校等社会资源,坚持向农村选派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选调生)等形式,积极探索开放式乡村治理模式,充实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实现共治与自治结合,不仅使来自不同方面的力量形成了更为多元的资源体系,更好地为农民自身利益提供表达途径,而且来自不同阶层的话语博弈具有更强的约束力,能够被广泛遵守,构建起全民参与、理性运作、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参与农村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务实路径。众多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多元的共治生态,可以为基层组织的发展提供巨大能量。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清河实验”表明:基层治理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自身建设向共建共享共治的转变取得了一定效果,值得基层借鉴。要运用党建引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思维和手段,充分发挥机关、高校、国企在农村共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通过长期坚持、定向对点、共治互动的制度设计实现双赢目标。各级党政机关要率先垂范,建立相对固定的与乡镇、村长期结对共建关系,把农村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主阵地,探索建立实训机制,新招录的毕业生要有计划地安排到农村工作、接受锻炼、助力发展。高校也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与镇村建立“一对一”联系帮扶机制,探索校镇、校村合作,建立实训基地、设立实践岗位,向农村输送人才。有条件的地方,可进一步研究完善吸引高校人才的机制,探索采取自主选聘等方式,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既能搭建锻炼成才平台,又能提供就业保障。各地要充分发挥各类高校特别是农职院校农村人才培养摇篮作用,通过全日制学历、中短期能力培训等,加强对现有村“两委”干部、村内工作人员等的教育培训,有计划地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要充分发挥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作用,通过“国企+村党组织+合作社+人才+农户”等形式,拓宽扶智、扶业、扶治等帮扶渠道,既帮发展,又帮治理,进一步重构乡村治理体系和模式,同时也解决社会资金参与农村发展建设过程中的农民利益保障问题。

  • 高校党组织建设应突出政治功能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在基层组织建设中突出政治功能。北京市委、教育部近期也相继下发了文件,要求院系党组织要加强政治引领,积极发挥主导作用。

        我们清醒地看到,高校院(系)党组织建设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院(系)党组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不健全,党建责任落实递减、甚至存在“中梗阻”现象。第二,院(系)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党组织的政治把关作用未得到有效落实;党组织在干部队伍、教师队伍建设等重要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不够明显。第三,院(系)党组织书记配备有待加强。院(系)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不主动、精力投入不够有之,党建工作专业化水平不高、责任意识不强亦有之。第四,对加强院(系)党组织建设的思想认识不到位。存在院(系)党组织在干部队伍、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上要让位于行政组织、学术组织,党组织应重点开展服务与日常管理工作等声音。

        当前高校院(系)党组织建设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呢?一是突出政治功能和发挥主导作用的体制机制不到位。有的机制设置的职责分界不明确,有的制度还未全面严格落实。例如部分高校党政联席会议制度还没有有效落实。二是突出政治功能和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认识和能力保障不到位。一方面,学校党委对基层指导、督促不够;另一方面,院(系)班子思想认识不到位,工作中等待观望、被动应付。同时,有的院(系)在人员和场地等条件保障上还有欠缺。三是院(系)党组织的创新意识和工作落实不到位。有的开拓创新的意识不强,工作载体陈旧,得不到师生响应;有的偏重于轰轰烈烈的活动形式,对细致入微、润物无声的工作鲜有作为。

        当前高校院(系)党组织建设质量应如何突出政治功能呢。一是进一步强化政治引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师生头脑,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要把握好教学、科研、管理等重大事项中的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在课程建设、教材选用、学术活动等重大问题上把好政治关。强化“立德树人”理念,开展师德师风建设和学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辐射面和实效性。

        二是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增强院(系)党组织的领导力。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健全院(系)集体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完善议事决策规则,在制度上保证院(系)党组织有效参与重大决策。要进一步选优配强院(系)领导班子,强化院(系)党组织负责人的本领建设。要加强学校党委对院(系)党建工作的指导,形成三级党建工作责任清单。

        三是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切实将党管干部、党管人才落到实处。做好人才队伍规划,积极培育“双带头人”,发挥好院(系)党组织在干部队伍、教师队伍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健全在教职工聘用、管理、晋职晋级、评奖评优等工作中征求基层党组织意见的机制,发挥好党组织把好政治关、师德关的作用。党建带工建团建,发挥好党组织对工会、教代会、团学工作的指导作用。

        四是进一步加大探索创新力度,提升院(系)党组织建设质量。从“教师”这个培养主导出发,将党支部建设与业务发展深度结合,努力形成党建带动事业发展的良好局面。从“学生”这个培养主体出发,教学相长,用优良教风促建优良学风。坚持改革创新,在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中下好“创新”这盘棋,用高质量的党建工作持续推动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 互联网“隐蔽型”金融风险防控新策

        存在“隐蔽型”金融风险的互联网金融案件主要有如下几类:1.违法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吸取资金,没有经营或盈利可能或存在违法;2.违规型:主要指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3.不当经营型:指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等情况导致经营困难,引发集体维权诉讼等。

        在司法案件处理与“隐蔽型”金融风险防控中存在若干矛盾:一是行为依据矛盾。司法机关认定行为效力,只能依据法律、行政法规,不得依据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然而,实践中为维护金融管理秩序,法官时常“不得不”援引法律、行政法规之外的规定作为认定行为无效的依据,不免“依据失软”甚至有“司法违法”之嫌。

        二是管辖矛盾。行政属地管辖的单一性和司法管辖的多元性,常常使司法出于规避维稳压力等“地方保护主义”考虑,出现对当事人起诉不予立案、政府信访部门统一处理并强迫撤诉、要求当事人到外地法院立案以及不当移送等现象。

        三是信息交互矛盾。案件一般以“孤案”“简案”的样态出现,法院难有有效途径掌握案件的背景信息,难以评估案件的总体风险,有时甚至出现外地行政机关已作风险预警,异地法院仍按普通案件处理的情形。

        四是“跨界”“交互”管理矛盾。互联网金融催生出诸多“跨界”“交互”产品,它们有时由于处于条块分割中的“管理夹缝”而缺乏管理规则,有时又因为“政出多门”导致管理规则相互冲突。在司法裁判中,法院或者裁判无据,或者依据冲突。

        要实现以执行公共政策为要的司法与行政联动:一是理念转变:“防”“控”的“法治一体化”。1.确立“防控并重”的基本原则。大量隐蔽型风险都产生于交易过程中,尤其体现在司法案件中。树立“防控并重”的观念,以此建立行政与司法联动止损机制,意义空前。2.明晰法院的风险防控职能。裁判要充分考虑政治、法律及社会效果,同时,要以发送司法建议、报送预警信息等方式,就发现的隐蔽型金融风险向相关管理单位及时提出监管建议,充分发挥执行、矫正金融公共政策、平衡风险与创新的重要作用。3.行政机关防控应强化“依法”意识。行政机关不仅要提高“防控并重”的意识,更需要注意提高“防控”的“依法性”。制定、执行公共政策时,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及连续性,有效与司法机关的裁判标准对接,保证公权力裁断的标准基本统一。

        二是机制完善:防范体系的整体构建。1.中央统筹。信息共享、及时预警、统一调控、快速反应的风险防范、控制、止损、问责的党政司法协作发力统筹机制已形成。2.完善综合联动。主要有三种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即由金稳委主导案件信息共享。各成员单位都要及时上报案例、苗头、案件、回复相关函询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预警触发机制,即由金稳委进行风险分类、分级,确定预警触发机制及警情分级。联动处置机制,即在金稳委的监管之下,提前制定对接及联动预案,确定风险性质、处理原则及方案,尤其是维稳方案。

        三是杜绝行政干预司法。采取“关联问责”,明确规定风险事件发生地、风险结果地、经营者所在地、消费者(受害人)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均有防范、止损的职责,明确因地方保护主义干预司法导致止损及维稳不力的领导责任。

        四是加强法治宣传,强调理性维权。集中宣传一批互联网金融违法犯罪案例,提醒社会公众理性判断、谨慎选择。

  • 首都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思考

        当前首都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存在如下问题:(一)从城市定位来看。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城市定位,要求食品药品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二)从行业形势来看。北京市食品药品市场上“高、精、尖”与“小、散、乱”产业并存,食品药品输入性风险仍占主导位置,源头监控、全程监管的压力依然巨大,同时城市快速发展和历史遗留问题带来的无照无证经营痼疾顽症,城乡结合部“小、散、乱”问题,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和小集贸市场及农村食品加工场所等食品安全风险居高不下,都对强化监管、防控风险提出更大的考验和挑战。(三)从监管层面来看。截至2018年6月,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对象约有34万户,全系统正式在编人员3500人,人力资源配备和监管任务不相匹配,队伍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整体素质水平有待提高。(四)从责任主体来看。在当前历史阶段,食品药品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自律性不强问题,食品药品的质量规范、技术规程等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不小差距。(五)从社会监督来看。当前在媒体的宣传报道和百姓的参与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参与面不够广、渠道不够宽、互动不够好,食品药品安全的知识普及宣传不够,良好的社会监督机制和氛围不够成熟等问题。

        关于加强首都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思考与建议:(一)完善顶层设计,确保机构改革顺利完成并发挥作用。顺利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设计,为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二)明确一个定位,食品药品安全是公共安全,是重大国家战略。要把食品药品安全置于公共安全体系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共治,全面排查、及时发现处置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确保首都人民饮食用药安全。(三)健全三项机制,创新探索大协作、大监管、大服务工作机制。探索大协作机制,把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纳入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布局中,探索与供京食品、农产品主要产地政府合作模式,在产地认证、标准化配送、检测互认等方面进行试点示范,不断提升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水平。(四)落实四方责任,着力构建食品药品安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一是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把食品药品安全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考核体系中,加大政策资金扶持,整合优化监管资源,凝聚监管工作合力。二是落实部门监督管理责任。以各级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组织体系为基础,建立任务明确、责任明晰的监管部门责任体系。三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引导企业健全完善食品药品生产经营的过程控制体系、产品追溯体系、风险防范体系、责任落实体系,督促企业真正担负起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从源头上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四是落实社会监督参与责任。积极倡导行业自律,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安全。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同时搭建有效平台,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督作用和专家学者的智囊作用,大力发展食品药品安全协管员、信息员、志愿者队伍,延伸监督网络,开展群防群治,切实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担责任、共同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 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减量发展的机制

        中央批准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北京市减量发展,到2020年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比现状减少60平方公里左右,到2035年再减少100平方公里左右。集体建设用地减量发展并不容易。一是减量意味着集体建设用地从大变小或从有变无,可能伤及农民利益。二是减量的建设用地要转为非建设用地,企业缺乏参与的积极性。三是减量所在的具体地块大多不是城市建设急需,有关方面可能缺乏紧迫感。以前也设想集体建设用地减量,但由于缺乏政策引导,某些时段规划拟腾退集体建设用地却不降反增。目前全市需腾退的集体建设用地仍有数百平方公里。

        如何建立集体建设用地减量发展的机制呢?一是坚定开展乡镇统筹利用集体产业用地试点。集体产业用地大多以村为单位分散布局,容积率和经济效益都比较低。在由乡镇协调好相关各村利益关系、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基础上,通过相对集中布局、提高容积率、完善相关手续等方式,可以在减少占地面积的同时,取得大致相同乃至更高的经济效益。目前已有成功先例。

        二是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减量置换机制。《规划》鼓励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利用减量升级后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发展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但现在集体建设用地的地理位置,不一定适宜就地利用或改造。如村庄里的农宅闲置着,想建设休闲农庄的地方却没有建设用地。可以在制定规划的基础上,将农村闲置的集体建设用地按一定比例减量置换,将其用地指标安排到农村发展需要的地点。这对于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存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农村对此的需求很大,建议尽早研究并开展试点。

        三是建立建设用地指标的区域平衡机制。考虑按《规划》要求,以乡镇为基本单元,将城镇建设用地新增和集体建设用地腾退按比例挂钩。只有先拆旧形成“地票”,才能取得指标“建新”,从而真正建立“拆旧建新”的倒逼机制。“地票”可以交易,其收益归建设用地腾退人所有。这实际上是拟腾退的现状集体建设用地的“变现”,有利于提高腾退的积极性。

        如何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呢?一是相关政策与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相衔接。北京市正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一定条件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如果规划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完全归属该集体,可能会对建设绿隔或保有农田的其他农村集体产生影响。试点政策在提高集体建设用地价值的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腾退集体建设用地的成本。因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试点应兼顾国家、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以及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不同土地性质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是规划上更多考虑其可实施性。此前规划将大量建设用地指标集中安排,由此新增的城镇建设用地,在账面上与其他地方的建设用地减量相挂钩。建新而不拆旧,是城乡建设用地指标突破的主要原因。要优化城市规划,尽量使建新与拆旧在空间上合二为一,以引导和便利集体建设用地减量发展。还可以按区域统筹的原则,整建制地将一定地区集体建设用地腾退纳入一级开发,做到“开发一个、带动一片”。

        三是严厉打击违法建设。堵不住违法建设这个口,集体建设用地减量就不可能实现。

  • 建设好政府智慧环保监管平台的四大系统

        环境与资源具有发散性、系统性特征。随着环境治理重心向源头和过程延伸,向面源和区域覆盖,建设并应用“空天地一体化”的智慧环保,成为最有效的监管和治理措施。建设好政府智慧环保监管平台,应创新环境管理理念,将智慧环保作为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新模式。

        通过政府智慧环保监管平台的四大业务系统建设,可以实现政府监管的四大功能:一是建设生态环境全要素监控系统,实现全面监测功能。通过科学部署感知终端与感知网络,建立覆盖辖区范围内各项生态环境要素的监测网络,实现感知信息数据的实时传输。二是建设生态环境综合业务应用系统,实现管理考评与监察执法功能。以污染源全生命周期的监督管理为主线,对政府责任部门、排污单位、治污企业等监管对象,进行精准化监督管理与考核评价,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三是建设生态环境决策支持管理系统,实现决策指挥功能。融合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资源和其它专业数据资源,建立“环保一张图”智能决策管理系统,为政府部门提供准确、及时的数据信息和科学、高效的指挥平台。四是建设智慧环保民生服务系统,实现公众服务功能。通过智慧环保平台的开放应用,进行环境质量发布、环境问题投诉、行政许可申办、行政处罚公示等,形成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共建共享的生态格局。

        节能环保企业是城市环保领域公共服务的功能主体和保障主体。为建设好企业智慧服务平台,环保企业应积极贯彻“互联网+环保”战略,从经验判断转变为数据支持、智慧决策;应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使信息技术不仅成为企业功能构建的使能者,而且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赋能者;应将信息数据与业务数据、管理数据进行融合协同,实现业务流、管理流与信息流的融合统一;应运用数字化技术重构企业的运营管理过程,实现从设计到服务,从客户到生产,从前端到后端的全面贯通。

        为实现环保服务的全面监测、作业控制、业务应用、管理决策与客户服务五大功能,环保企业的智慧环保服务平台应通过建设四大业务系统,构建起智慧企业生态。一是开发建设供水业务生产系统。整合水源、输水、制水、供水系统数据,既解决单厂生产管理需要,又解决城市地区的全网生产管理需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服务质量。二是开发建设水环境业务系统。整合雨水、污水、排水、水生态、水环境数据,建立水文模型,合理施策,保障水安全,提升水环境。三是开发建设环卫一体化业务系统。整合垃圾分类、清扫保洁、收集转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终端处置全链条数据,提高垃圾处理效率和再生资源利用率。四是开发建设大气治理业务系统。整合区域内大气污染源数据,模拟空气质量变化及扩散过程,对空气污染进行预报预警、成因追踪和污染源控制。企业智慧服务平台不仅可以提升环保服务效率和效能,还可以通过平台功能的对外开放,形成企业内外数据融合、信息交互、社区互动的无界沟通网络,打造主体更加多元、内容更加多样、服务更加丰富的企业智慧化环境服务生态系统。

        加快智慧环保建设,会有力地带动北京节能环保产业及相关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发展,使节能环保产业成为北京的高精尖支柱产业,还会使生态环境治理监管更有效、服务更得力,助力北京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城美、人和的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 加大非文物类建筑保护力度

        建筑是城市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根据历史价值,北京市将市域内的建筑划分为二类:文物类建筑和非文物类建筑(历史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但对非文物类建筑的保护存在很多不足。如普查不彻底,底数不清楚;拆真建伪,拆旧建新;概念不清,标准缺失;评定主观,应保未保;千人一面,人造景观,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以下六个方面加强保护和利用:

        一是完善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加大监管力度,维护法律权威。历史建筑和优秀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最突出的是只有一部《条例》,从法律的层级和效力上看,不足以起到保护和震慑作用。建议制定一部更加严格详细的地方性法规,在法律层面加大两种建筑物的保护力度,在古都保护方面在全国树立示范引领作用。

        二是维护新总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提高保护意识,认真落实新总规。 三是加快普查进度:运用新技术和大数据,摸清底数,做到立体保护。扩大普查对象和普查年限,实行登录制度——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分类分级,能够列入文物类的,应列尽列,应保尽保。在建筑物普查上,要善于运用新技术和大数据。 四是添加认定主体:完善认定程序,引导公众参与,维护公众的文化权。在两种建筑认定主体上,由文物部门负总责,国土规划等部门协助。在认定程序上,增加公众的参与。 五是提高当代建筑水平: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做到历史与现代融合一体。规划部门尽快出台设计指导原则,全面提升当代建筑设计水平,打造能够体现北京历史文脉、承载民族精神、符合首都风情、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精品建筑。 六是发挥利用价值:保护优先,吸引社会力量,合理利用。在建筑物保护和利用上,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重视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主体地位,实现居民与建筑物融合共生,让文化传承具有真实性和持续性。同时要大力吸引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