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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音乐剧不一定非要“豪华装修”

        在国内的音乐剧市场中,大手笔的引进剧一度独占鳌头,但一轮演出下来,不少剧目就变成了“一次性消费品”,观众很难看到同剧再次上演。没有长期演出的市场支撑,无形中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现今中国的音乐剧市场还在起步阶段,想要把市场做起来,“小而美”剧目的持续演出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

        近来北京的音乐剧市场又热闹起来,一部小剧场中文版剧目《长腿叔叔》在京驻演26场,持续时间近一个月,而在此前,《隐婚男女》《我,堂吉诃德》等小剧场音乐剧也接连在京上演,比起去年多部来京的大制作原版引进剧,今年“小而美”的音乐剧十分吃香。

        中文版音乐剧《长腿叔叔》可以看做是小剧场音乐剧的缩影,小制作、小成本是它“肉眼可见”的特点。该剧最早由音乐剧《悲惨世界》原版导演John Caird联手作曲家Paul Gordon搬上舞台,全剧只有两个主要演员,在两个小时里连唱带演,以29首歌曲撑满全场。舞台上的场景也相当简单,两面布景墙相交而立,一面是男主角“长腿叔叔”背靠的书桌和书架,另一面布景墙边是女主角宿舍的小床。剧中灯光明暗变幻,呈现出不同的空间。而在服装方面,男女主角所谓的“换装”,不过是把外套穿上、脱下,或是系上围裙而已。

        相比于之前来华的《歌剧魅影》《魔法坏女巫》等原版引进剧,在小剧场上演的音乐剧甚至有些“寒酸”。不过,舞台小、座位少、制作规模小并没有影响小剧场剧目的质量。今年首次上演《长腿叔叔》,以及第二轮演出的音乐剧《隐婚男女》都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剧情完整有看头,戏剧冲突明显,演员唱、演、跳并重,更重要的是,排场再小,也没有把现场乐队裁剪掉,保留了音乐剧现场演出的灵魂。在内容上,这两部剧目虽然风格各异,一个浪漫温馨,一个爆笑解压,上演后均得到观众好评。

        一直以来,人们对音乐剧的形式存在误解。很多人心中的音乐剧都是大制作的原版引进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贡小姐》这“四大”音乐剧始终是音乐剧标杆,以致后来有其他剧目上演时,宣传方常有固定的套路,动辄就说该剧集结了多少名演员,运过来的服装道具装了多少个集装箱,现场的灯光多么炫酷……言外之意是,这部剧来一次非常不容易,但其实这听上去就像是请了个大型搬家公司和豪华装修队,同时也在无形中加深了观众对音乐剧的刻板印象。

        很多人不知道,音乐剧不一定非得是大制作。在国外演出市场中,无论是英美等音乐剧的诞生地,或是日韩等市场成熟的演出地,从来都是大制作与小剧场并存。更重要的是,驻场演出是音乐剧不可或缺的演出形式,在一段时间内连续上演数十场甚至上百场,不仅可以形成规模效应,还能有效控制成本。对驻场演出来说,小剧场剧目显然有天然优势,不仅在风格上更加自由,200座到400座的剧场空间,也拉近了观众与演员的距离,更容易入戏。

        可在国内的音乐剧市场中,大手笔的引进剧一度独占鳌头,但一轮演出下来,不少剧目就变成了“一次性消费品”。千百万元资金砸进去买版权、排剧目、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似地巡演一圈,道具服装基本上就刀枪入库,观众也很难看到同剧再次上演。没有长期演出的市场支撑,无形中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

        现今中国的音乐剧市场还在起步阶段,想要把市场做起来,“小而美”剧目的持续演出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从制作角度来讲,小剧场音乐剧成本较低,运作较为容易,适合在一个城市进行长期驻场演出。并且,小剧场演出的票价更为亲民,更容易吸引观众走进剧场。

        对音乐剧发展来说,小剧场演出也更有利于培养本土演员。相比于原版引进剧目的国际化班底,小剧场演出通常选用中国演员,这对他们来说就是绝佳的实战锻炼机会。就像在《隐婚男女》和《我,堂吉诃德》等小剧场音乐剧中,主要演员挑大梁、撑全场,几位配角则根据剧情客串其他小角色,从演唱到表演再到舞蹈动作都要兼顾,这对提升演员的整体能力非常有帮助。

        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小剧场音乐剧不存在问题。总体上看,原创小剧场音乐剧在数量上还很有限,现在上演的剧目,要么是国外音乐剧的中文版,要么改编自电影、话剧、同名歌曲等IP,真正从音乐剧起步的原创剧目不多,质量上也是参差不齐。

        当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作品达到一定基数,才能淘洗出精品。音乐剧在中国起步较晚,如果小剧场音乐剧能先抓住观众的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稳定的音乐剧受众,中国音乐剧才能在良性循环中健康地走下去。

  • 《陪读妈妈》:小切口下对留学的大思考

        两年前的一部电视剧《小别离》,至今还令不少观众印象深刻。近期在浙江卫视播出的《陪读妈妈》,则把焦点对准了海外“陪读妈妈”这一此前并不为人熟知的群体。该剧以几位不同身份的陪读妈妈为视角,讲述了留学生家庭父母与子女间理解与被理解、爱与被爱、付出与成长的故事。

        某留学机构与新浪教育发布的《2017-2018年度留学白皮书》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逐年上升,且低龄化趋势十分明显,而低龄留学人群中尤以高中及以下超低龄留学人群增速最为明显,目前中小学留学群体的总占比已增长至全部留学生的23.2%。从中国学生留学申请年龄分布来看,基础教育阶段以高中阶段为主,占整体申请人数18.92%。

        无论是《小别离》,还是《陪读妈妈》,故事讨论的内容都是已经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小别离》关注的是孩子该不该出国?孩子出国之后家长的生活什么样?到了《陪读妈妈》,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小别离》的延续,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尽管这一方案是以牺牲妈妈为前提的。如果说《小别离》探讨的是出国前的踌躇,那《陪读妈妈》的切口更小,探讨的是孩子出国后的亲子关系,对留学问题的思考更深了。

        陪读妈妈们付出的代价远比想象的要更大,这也是该剧着力呈现的。事业是陪读妈妈们牺牲的第一样东西——剧中梅婷饰演的李娜离开了自己蒸蒸日上的公司,邬君梅饰演的胡媛媛则早早放弃了自己的芭蕾舞事业。交际与生活是陪读妈妈们牺牲的第二样东西,因此剧中会出现“陪读妈妈互助会”。第三样需要陪读妈妈们牺牲的,很大程度上便是夫妻感情,该剧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回避,实际上长期两地分居、缺乏面对面交流,产生感情上的不合在所难免。

        令人欣喜的是,不管是《小别离》,还是《陪读妈妈》,并没有回避不同阶层的对比,从而呈现出较为真实的社会现象。《小别离》通过三个家庭对孩子留学的态度对比,去正视留学这一选择。《陪读妈妈》也是如此,丁一一家庭阔绰,他一个人在国外想念家乡,闹着要回国,并自导自演了一番闹剧;罗盼家庭条件一般,是学校的交换生,二人最终从“假敌人”变成了“真朋友”。

        孩子出国之后,如何处理和同学的关系?家长如何过渡?如何面对两国教育方式的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议题。剧中对此部分的展现,不是单纯针对事件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治标”,而是在此之上,通过妈妈与孩子间相互磨合,相互理解,甚至是相互妥协,最终形成一种崭新的亲子关系,从而引发观众共鸣。这种亲子关系“治本”,应当是留学之外更大的收获。

  • “小而美”的优势

        从制作角度来讲,小剧场音乐剧成本较低,运作较为容易,适合长期驻演。并且,小剧场演出的票价更为亲民,更容易吸引观众。

  • 偶像厂牌的概念,还需要明确目标

        去年将素人毛不易一手推红的网络综艺《明日之子》,第二季近期启动了。节目上周六播到了第二期,美颜、独秀、魔音三大赛道的选手也露面了三分之二,从第一季时就强调的“偶像厂牌”理念,在这一季再次得到强调。 

        所谓“厂牌”,大家日常所提及的主要是指音乐厂牌,是以某种风格或者偏好为主并围绕其发展的唱片类公司或组织。目前,国内大众知名度相对较高的音乐厂牌要数摩登天空为第一梯队,兵马司、嚎叫唱片等公司分列第二梯队。

        不过,《明日之子》中的“偶像厂牌”某种程度上只是借用了音乐厂牌的概念,借以表达小众的音乐风格,节目中设定的“九大厂牌”对应了九位进入最终决选的歌手,而“一个人就是一个偶像厂牌”,则意味着节目中挑选的人才需要凭借独特风格与他人区别,能够代表某种文化风格和音乐属性。

        第二季中,演员杨幂以“厂牌星推官”身份出现,并反复强调自己带来的空降选手最具“厂牌气质”,这些选手中有唱嘻哈的Rapper,有擅长街舞的抖音红人,甚至本身已经是厂牌公司的成员,但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厂牌气质”,几乎没有统一定论。在这个“一人可以有一首主题曲”的时代,《明日之子》定义“偶像厂牌”的初心应该是希望不拘泥于传统的偶像选拔标准,迎合追求个性化表达的年轻人需求,但标准的模糊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节目的失焦。第二季中李宇春主导的“盛世美颜”赛道,原本是应该选择相貌上最具优势的选手,但李宇春“拒绝媚俗”的重新定义,导致了这个赛道最终选择的选手似乎并不完全符合标准,节目进行到了第二期,已经很难单独通过入选选手来区分赛道。

        这就是追求个性和多元化所带来的困境,统一标准缺失会导致评价体系难以公平,而最终的优胜者到底会具备怎样异于常人的质素,节目组和导师们都很难说出一二。如果以第一季冠军毛不易作为衡量标准,除了独特的音乐表达能彰显出个人特色外,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加分项了。想要缔造一个时代的新偶像,尊重个性没错,但让标准自己形成,或许也不是抵达终点的最优选择。

  • 避开三个“大坑”,《天路》讲好故事

        大型民族舞剧一直是舞蹈创作的珠穆朗玛峰,似乎哪个城市、哪个地区要是没有这样一部舞剧为名片,哪位导演或演员若没在舞剧里挑过大梁,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实力。于是,年复一年,一个又一个大作品尝试以舞蹈讲故事,或者说,尝试绕开语言的壁垒,向更大范围的观众表达主创的所思所想。可惜,尝试者多,成功者少。毕竟,舞蹈拙于叙事。

        刚刚在国家大剧院结束首轮演出的原创民族舞剧《天路》,是少数成功者之一。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部正得不能再正的主旋律作品。可因为规避了传统舞剧的创作套路,故事讲得好,主旋律一样能走进观众心里。

        没有进行报家谱式的文化展示,是《天路》避开的第一个“坑”。大概是因为近40年前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太成功了,之后不断有作品模仿它,在舞剧中对地域文化的精华做全景式、报家谱式的展示,比如以舞蹈表现针灸、以舞蹈表现中药等等,这些舞蹈编起来费劲,看起来别扭,实在强人所难。按照这个思路,《天路》的创作完全可以用大段藏族舞蹈来展示藏族风情。但是,没有!剧中几段民族风格舞全都是剧情推动下自然而然起舞,甚至跳的也并非标准的传统藏族舞蹈。在剧情的推动下,观众几乎不会意识到舞蹈样式之间的差别,只会跟着演员肢体动作的情绪或喜或悲。

        没有强扭的团结和高大全的人物,是《天路》避开的第二个“坑”。这部舞剧的主题,不可避免会涉及汉藏团结的主题。以往有很多作品为表现“团结”“相融”,一定会设计出一个道德至高的人物形象,再以其高大全的人性光辉去弥合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天路》反其道行之,设计了一个藏族傻弟弟和一个汉族铁道兵战士之间,“偷”口琴和夺口琴的交锋。在这段舞蹈里,两个人毫不相让,火药味儿浓烈。抢了半天,铁道兵战士最终把口琴追回来,揣回自己的衣兜,压根儿没打算把自己的心爱之物让给他人。这样的设计更符合人性,也更符合人物性格——两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都比较自我,内心都充满骄傲。

        没有俗套的喜极生悲,是《天路》避开的第三个“坑”。人们提起“天路”时常常会说,它的每块枕木下面都有战士们的鲜血。牺牲,是全剧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战争题材作品里也很常见。为了突出悲剧的力量,在婚礼、庆典等欢愉场面之后安排一次牺牲,已是很常见的表现手法,甚至可以说早已形成了套路。但《天路》没有。剧中,在舞台上第一个倒下去的人,无名无姓,观众甚至连正脸都没看清。那是在一大群藏族同胞与一个小分队的铁道兵战士正面遭遇时,双方还完全没有过沟通,还在紧张的彼此审视中,突然,铁道兵战士的队伍里就倒下去一个人。仅仅这一个瞬间,观众就看懂了主创的用意,在修建“天路”的过程中,仅仅是高原缺氧的恶劣环境就可以夺走一个年轻的生命。

        90分钟的演出,也许你从一开始就猜到了故事的结局,可就算你猜到了,紧凑的情节、精彩的舞蹈设计,照样会让你流泪,那90分钟的肢体舞动,会深深刻在你心里。

  • 原著还剩下什么,重要吗?

        作为一个并没有那么大体量的戏剧作品,原著作者毕飞宇对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显得非常重视,在排练期间和首演时都专门从南京来到北京助阵。其实之前他已经有很多小说被改编成为戏剧作品,这样的改编对他来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

        与毕飞宇的殷勤成反比的是,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对原著的改变。原著由毕飞宇创作于上世纪90年代,讲述一对夫妻在婚姻里的相互折磨,妻子有点精神洁癖,因为看到丈夫和初恋情人的一次拥抱而离婚,离婚后他们把孩子当作伤害对方的武器。而在话剧中,女主角是这对夫妻的“武器”——女儿小玉,她带着原生家庭的伤痕累累,对爱渴望而又不知如何对待。在这部戏里,原著中的夫妻已经变成淡淡的背影,若有若无地影响着今天的年轻人。

        剧中,小玉在和丈夫离婚前,为了给已经去世的公公圆梦,不得已踏上了夫妻俩的最后一次旅行。在为老人圆梦的同时,这对夫妻也发现了老人过去的秘密,看到了上一辈人对待爱情的态度,并影响了他们的决定。虽然改编如此之大,但毕飞宇仍然非常肯定这部作品,认为它难得地写出了几十年来在社会巨变中两代人对待感情的变化。

        虽然许多原著粉不能接受这样的改编。但正如毕飞宇所说,原著就像作家踢了别人一脚,至于踢疼没踢疼,踢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与作家无关,而作家可以自豪的是,之后的所有表达都与作家之前的这一脚密不可分。原著粉应该明白,当你走进剧场的时候,就不可能看到完全忠于原著的作品,不仅仅因为两种艺术形式不同,而是因为改编也是创作,必须得有自己的创新之处,这样的改编才是有意义的。

        话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无论剧作还是排演都有不足之处,但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毕飞宇的原著更像是一个引子,它让编剧看到一代人对待情感的态度,并由此和当下的生活产生联系和对比,让作品有了更深邃的洞察,有了时间的厚度。

        作品中的年轻人在没有跌宕的生活中喊痛,当他们看到父辈曾经历的离别和苦难那么巨大,却仍要装作没事,只不过在圆梦时所受到的冲击,让他们能够更严肃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