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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

        蔡昉

        中国为自己提出的一个宏伟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被表述为“复兴”而不是“振兴”,是因为在历史上,中国在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方面,并非从来就处于落后地位,而是曾经长期执世界之牛耳。

        西方的经济史学家也很早就否定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指出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即欧洲及其海外移民地区在科技、经济以及人均收入上所处的绝对领先地位,并不是从来如此。学者的研究表明,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东方”概念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的“大分流”才出现。也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范畴里,中国与西方在经济、科技和生活水平上的差距明显拉大,中国逐渐变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

        破解“李约瑟之谜”的关键因素

        解释国家兴衰是许多学科旷日持久的学术好奇心所在,经济学家更是孜孜不倦地发展出各种理论框架,期冀破解经济增长之谜。激励学者们把中国这个经历了由盛至衰的历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是以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命名的所谓“李约瑟之谜”。这个谜题尝试回答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

        对于李约瑟之谜,在较长的时间里具有支配性影响地位的解释,来自于所谓“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应用。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大规模采用资本密集型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才能形成突破马尔萨斯陷阱所必需的技术变迁。其实,无论是从经济理论逻辑上推理,还是从历史事实观察,这个假说都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在中世纪历史上,欧洲固然经历过开垦土地边疆的时期,但是,更多的时期则是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为特征。换句话说,在这种资源禀赋上即便存在某些中西方差异,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动力的根本不同。

        其次,经济研究表明,农业技术进步是由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所诱致发生的,也就是说,在劳动力短缺更严重的条件下,劳动节约型技术最先被发明和应用,而在土地短缺更严重的条件下,土地节约型的技术更早被发明和应用,而在劳动节约型技术变迁和土地节约型的技术变迁之间,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有强有力的经验研究证明,事实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因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获得更大的压力和动力,进而实现更快的技术进步和进一步的人口增长。

        在一个典型的前工业革命社会,马尔萨斯式的贫困恶性循环,或者说人均收入周而复始地回到生存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常态(即不发展)。但是,一旦实现工业革命的哪怕是具有偶然性的机会来临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否积累到一个抓住机遇的最低要求水平,决定了能否在一国形成工业革命的突破。

        经济学家通常尝试以更简洁的理论逻辑,来解说或破解“李约瑟之谜”。例如,林毅夫认为中国在前现代社会的科技领先,在于人口众多有利于产生更多创新;而没有成功地转变到以大规模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技创新模式,则是随后中国的科技乃至经济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原因。而他把科技创新模式转化的不成功,归结为不鼓励科技创新,而仅仅复述和诠释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这个解释无疑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即中国的落后在于没有进入现代科技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终于改变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

        我们用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补充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清晰地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数千年中的兴衰更替。在公元1000-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规模(GDP总量)长时间保持世界首位,1820年时竟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3。不过,也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的国家行列,无论是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还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相对人均收入都一路下跌,逐渐把中国推入积贫积弱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更是陷入苦难深重的境地,在“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负之下,经历了无尽的内忧外患、经济停滞、民不聊生。在1820-1952年期间,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22%和-0.08%,而同期欧洲的这两个增长率分别为1.71%和1.03%。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经济增长,受到种种因素影响,没有实现对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赶超,中国没有搭上1950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趋同的顺风车。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一系列体制障碍的清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到巨大的积累和有效的重新配置。中国终于把自己在几个世纪“大分流”中的落后地位,逆转为向发达经济体的“大趋同”,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征程,并以成为世界第二位经济体为象征,取得了世人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由衰至盛的转折点。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水平,中国占世界的比重都迅速攀升。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一篇文章”和“一个字”

        刘怀玉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走进伟大思想家的理论世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深刻难懂,难免会使人“望而生畏”。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加以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表述,其难度注定是很大的。若没有对时代的深刻洞察,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没有丰富的生活体验,注定是“隔靴搔痒、挂一漏万”。

        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经典悦读系列丛书》,倒是一次有出人意料之好的探索。评论这套经典通俗解说之独特价值,似可从如下两个大的视野来加以理解,一是上升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的思考,二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功能的反省与呼唤。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部曲”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按照历史逻辑的顺序来讲,还是按照它的内在结构来讲,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或三部曲,这就是学院化、大众化和国家化。第一步是学院化,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赤子之心,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与启迪之下,引进了西方的重要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第二步是马克思主义通过知识分子,走向工农大众,走向社会的底层,变成唤起中国千百万大众革命精神的一种力量,这就是大众化。当然马克思主义最终变成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这是它的第三步,也是最高的乐章。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的思想理论观点是其最集中的体现。而这三部曲中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这个中间环节,就不可能从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批判旧世界的思想武器,转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的“批判武器”。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故事

        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实际上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不能不提到两个著名故事,一个来自江苏,一个来自广东,分别是关于“一篇文章”和“一个字”。这“一篇文章”即南京大学哲学系胡福明教授起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该文可以说突破了以往的条条框框尤其是“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终结了一个教条主义的时代,引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个“字”是发生在广东的故事,出自中山大学哲学系已故的刘嵘教授,他加的这个字是“的”。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中,面临一个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刘嵘教授以其特有的智慧指出,要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严格地区分开来,这一区分,就了不得,可谓“一字千金”。这就把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集体智慧结晶的评价区分开来,把毛泽东个人的尤其是晚年的错误和局限与整个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区分开来,既解决了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难题,也坚持与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这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大众化的作用不可低估。

        实现了时代化、青年化、流行化,回答了当代中国民众关心的若干问题

        从目前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的学院化、大众化、国家化的发展过程中,比较弱的还是大众化。这套丛书的推出,无疑有助于弥补或者改变这种弱化的趋势。现在我们在社会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广大的群众特别是不少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兴趣不够大。原因很多,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大众化不够。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对我国社会广大民众最为关心的一些社会问题似乎缺少应有的持久的兴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胸怀与谦虚的精神境界。而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以一种谦虚的姿态聆听时代的声音与民众的要求,以扎实的功底与通俗的语言回应这个时代的热点问题与难点问题,不仅在语言风格上摆脱了说教式的传统风格,实现了时代化、青年化、流行化,更重要的是它回答了当代中国民众关心的若干问题。相信读者在读这套书的时候,一定会对某些内心困惑的问题有一种“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愉悦的感受,而这正是悦读经典之悦读的应有之义。

        这套书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想让读者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就必须以自己的功底,自己的实力来回答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原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谈得很少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大众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曾国藩的人格“外援”

        游宇明

        凡成大事者,必有异于常人之处,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不说别的,就是一生所下的自省功夫,曾国藩就超出了同时代与后来的许多人。曾国藩的自省既见于家书,更见于日记。

        然而,曾国藩有一点更为一般人不及,那就是他不怕露丑,为了人格完美,自觉引进“外援”。

        曾国藩的“外援”之一是圣人。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于万一”。意思是自己要向孟子学习,长养浩然之气,做一个正直、善良、对国家有贡献的好人。

        曾国藩的“外援”之二是朋友、亲人。赴京城做官之后,在唐鉴的引荐下,曾国藩认识了理学家倭仁。某次,曾国藩拜访了他,倭仁给曾国藩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学会“研几”,所谓“研几”,就是要看重细节;二是要写日课,即每天要做些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事,坚持不懈。这两条意见对曾国藩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陈岱云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又是非常好的朋友,曾国藩希望其指出自己的缺点,陈岱云说:第一要戒“慢”,说曾国藩无处不有怠慢之气。又说曾国藩与朋友常常对立得很厉害,“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说曾国藩处事不患不精明,而是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曾国藩评价说:“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邵蕙西在头天晚上看到西南方有苍白气,广如一匹布,长数十丈,斜指天狼星,不知主何祥,清早来找曾国藩,想好好探讨一番。聊完天,曾国藩留他吃早饭。或许是觉得两人关系很铁吧,邵蕙西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曾国藩的几点看法:“一曰慢,交友不能久而敬之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持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邵蕙西的批评是很有辣度的,等于说曾有人品上的缺点了。曾在日记中如实记录此事后,感叹:“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直爽啊,我的朋友,我每天都在干大恶之事而自己不清楚啊!正面肯定了朋友的批评。

        俗话说:“长兄为父”。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长兄要给后面的弟妹作出榜样,使他们走上正道;二是长兄具有父亲一般的威严,长兄的意志,弟妹必须无条件服从。对前面一点,曾国藩做得特别到位,对后面一点,曾国藩则看得比较淡。他曾在日记里这样说:“早接九弟信,言古称君有诤臣,今兄有诤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虚名太大,不得闻规谏之言为虑,若九弟果能随事规谏,又得一二严惮之友,内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几其免于大戾乎?”曾国藩如此说,也如此做。同治三年九月,曾国荃来看大哥,当面批评曾国藩待亲人太刻薄,日记原文是:“其(曾国荃)谏余之短,言处兄弟骨肉之间,不能养其生机而使之畅”,曾国藩虚心地听受了。

        曾国藩在修身时如此看重“外援”,原因有两个:其一,人本质上总有几分自恋,盲目相信自己的视野、思想、决断,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了“外援”,我们也就有了向自我开刀的勇气。其二,不同人的出身、经历、所受教育相异,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的事你做了之后自己可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别人却认为特别碍眼,“外援”直言相告,我们也就能更客观地省察自己。

        任何人都不能替代我们的生活、包办我们肩头承受的责任,一个人的修身主要靠自省,然而,如果自省及时引入“外援”,我们的反思一定会更彻底、更深入,人格也更容易变得完美。曾国藩在做人、处事、家教上的巨大成功,已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

        (作者为湖南科技人文学院副教授)  

  • 书林折枝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砥砺奋进

        黄相怀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砥砺奋进》,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担当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贡献治国理政的中国智慧”等十个方面,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牢记使命、砥砺奋进;如何恪守“红船初心”和“赶考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安安)  

        一部党史理论与实例荟萃的著作

        欧阳淞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党的历史论稿》,是一部集党史研究与工作实例于一体的著作,是理论与实例的荟萃,内容丰富,既有对党的宏观历史的理论性问题的阐释,又有对党史重大事件和重要党史人物的微观细节的记述,更有针对党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入解析和对党史工作的具体指导。(姚建萍)  

        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基辛格

        [英]尼尔·弗格森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依据海量此前从未公开的历史资料,展示了一个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基辛格的思想演变过程,分析了基辛格的思想资本的两个基础:历史研究和理想主义哲学研究。这本传记既有哲理又有故事,为读者理解当代复杂诡异而又绚丽多彩的全球政治和外交活动,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林哲)

        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

        《生活中的行为经济学(修订本)》,董志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用五十多个生活中和文学作品中的小故事帮助读者理解那些常见的“非理性”之谜,以避免落入非理性行为的误区,每章之后更有详细而贴心的“生活小贴士”,为日常的经济决策提供启发与建议。(吴芊)  

        科举:古代中国的文化主脉

        《科举:不只是考试》,李兵著,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分别讲述了科举对中国政治、教育、文学艺术、社会习俗、学术、科学和东亚、西方的影响,能让我们对这一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的制度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左明仁)  

        中国古代的统治艺术

        《中国古代的统治艺术:<淮南子·主术>研究》, [美] 安乐哲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从《主术》入手,完整地透视了《淮南子》中有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各种思想观念在内的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哲学的理论架构,并且进一步对先秦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政治哲学,作了一个完整的归纳和论述。(唐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