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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历史性贡献

        张俊国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令人赞叹不已的成就,这极大程度地吸引了国际友人对延安关注的目光。他们纷纷从世界各地来到延安。在这里,他们既受到党的尊重、爱护和重用,又在党的支持与帮助之下在各自最能发挥专长和才华的工作岗位上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

        抗战前线是生死存亡的较量舞台。不少国际友人以高度的责任感、事业心以及忘我工作的牺牲精神主动要求奔赴抗日战争最前线。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就是其中的一位。希伯既是客观报道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况的优秀记者,又是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不屈战士”。

        1941年秋天,日军发动了对山东沂蒙山区的空前大扫荡。希伯跟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参加了反扫荡。部队首长为了他的安全,曾劝他离鲁返沪(当时他的妻子秋迪正在上海工作),但他却执意不肯。他告诉部队首长,正因为沂蒙山区遇到危险和困难,所以才不能走。最后他执意留下,与根据地党政机关人员一起行军,同时进行采访。在战地采访过程中,他写下了《中国抗战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收复山东而斗争》《八路军在山东》《无声的战斗》《在日寇占领区的旅行》《反“扫荡”日记》等报告和通讯特写,随即将其转发给在上海的妻子秋迪,让她再转发给英美等国的报纸杂志发表。11月底,希伯在随部队转移途中到沂南县崖子乡西梭一带采访,不幸被日军的一个混成旅所包围。希伯和八路军官兵并肩战斗,最后英勇牺牲,年仅44岁。

        罗荣桓政委得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悲痛,他亲自口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电报:“知名作家兼太平洋学会记者、德国共产党员希伯同志,将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事业看作是他自己的事业,冲破艰险来到山东敌后,支持我们的抗日战争,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他意志坚强,不知疲倦地工作,将任务看得重于生命,不但用笔战斗,而且在目睹敌人残酷暴行后,毅然穿上八路军军装,拿枪参加了反‘扫荡’,不幸于11月30日在沂蒙山区大青山战斗中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他是一位伟大的新闻战士,更是一位伟大的从事于世界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从他身上体现了各国革命人民之间的崇高友谊。”

        美国医生马海德是来边区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医生,一直留在陕北工作

        延安时期,到中国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30多人。如美国医生马海德、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及其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印度医生爱德华及其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等。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间,美国医生马海德是到党领导下的边区根据地的第一个外国医生。他于1936年7月和斯诺一起到达陕北之后,就一直留在陕北工作。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爱德华率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先后到达延安,其中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印度医生柯棣华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其实,这些医生或者医疗队来到中国的抗日战场,除了大力救死扶伤之外,还积极参与筹设医疗机构,培训医疗人员,如国际医疗队积极创办多所卫生学校培养医务人员;白求恩为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拟定教学计划与编写教材;柯棣华亲自担任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卫生学校的教学任务。可以说,这些医务人员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美国记者斯诺的书和报道,让中外读者终于弄明白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

        延安时期,来到边区的国际友人以记者和作家居多,这是国际友人中间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绩与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决策层”。在这些记者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效果最具有轰动效应。

        斯诺用自己朴实的文字和大量真实的照片,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实况,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叙述了陕甘宁边区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新情况与新景象,记述了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革命活动概况。

        许多中外读者正是读了斯诺的书和报道,才终于弄明白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有些人因此而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如一些回国抗战的青年华侨,他们冲破敌占区和国统区的重重障碍,不惜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也要走到解放区,走到自己朝思暮想的革命圣地,去实现心中的梦想。关于这一点,从谢伟思给美国国务院备忘录的报告之中可以得到有力的佐证:他们通过对边区的考察,认为自己好像是来到了另一个国家、另一个地区。在这里,他们不仅见到了不同的人民,而且也感觉到了其“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

        英国青年乔治·何克为“工合”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延安时期,边区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这里不仅工业基础薄弱,工业生产方式落后,而且通讯条件极为不便。但是一些学有专长的国际友人得知边区这些实际情况之后,却毅然决然地决定要把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奉献给这片让人心动和热血沸腾的土地。新西兰友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专家路易·艾黎,于1939年至1941年三次奔赴延安,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创办了“延安工合事务所”,为发展陕甘宁边区的军用和民用工业付出了心血。

        英国青年乔治·何克1938年6月访问延安时,深为延安到处呈现出来的蓬勃发展生机与活力所感动,随即决定留下来,并和艾黎一起在甘肃山丹创办“工合”培黎工艺学校并任校长,为“工合”运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1945年7月,何克由于感染破伤风去世,为“工合”运动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工合”运动不仅弥补了战时生产的不足,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还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延安时期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历史性贡献中,我们可以得到诸多有益的启迪,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国际友人仍然能够发挥出独特优势。他们可以用西方民众能够理解、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和中国的故事。这是增强中国对外话语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有效路径。

        (作者为河南科技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教授)

  • 张治国:“军人的韩荆州”

        何立波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说:“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抗日战争时期,张治国是和赵占魁、吴满有并列的三面旗帜。那么,张治国是怎么由一个八路军普通班长而一跃变成“名人”的?

        在大生产运动中,留守兵团警备第三旅各级干部身先士卒,涌现出了一些模范人物,张治国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张治国所带的一班人均日开荒三亩,他自己创造日开荒四亩半的纪录。1943年春,张治国所在的七团开赴天池子执行挖甘草任务。他虚心向当地群众请教识别和挖甘草的方法,每天起早贪黑,苦干巧干,创造了全团个人日挖甘草108斤的最高记录,仅33天即挖甘草1580斤(其中包括一根长1.5米、粗20厘米的“甘草王”),超额完成986斤,其价值可解决3人一年的生活费用。1944年,张治国在定边黄沙窝里带领一排战士大种粮食和油料,一年生产的粮食九年也吃不完,张治国由此被评为警三旅“模范军人”。

        1943年10月11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开展张治国运动的经验”的通讯,向各个根据地介绍了张治国的经验。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在延安召开,张治国参加了这次盛会,被授予边区“特等劳动英雄”称号。一个月后,即1943年12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指出:“明年我们的部队也要加紧生产:从半自给走到全部自给。我们号召部队中每个指战员都要学习张治国、李位、胡青山、郝树才、武生华这些劳动英雄们的榜样,一面时刻准备消灭敌人,一面又不放过一点时间努力生产。”

        在张治国的影响下,警三旅旅部警卫班年仅17岁的“解放”战士薛再清,晚上等同志们都熟睡后,悄悄扛着镢头跑到地里趁着月光开荒。指导员查铺发现他不在,还以为他开小差跑了,后来在地里找到他时,他已完成了一天的任务。八团二连战士郝树才,日开荒4.3亩,创边区个人日开荒最高记录,被评为边区甲等劳动英雄。1944年,张治国牢记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教导,再接再厉,带领全班大干苦干,2个多月即开荒和翻耕1201亩,收获粮食创造了“耕一余九”(指该班一年开荒生产的粮食可供全班十年食用,当时上级规定为耕一余一)的最高记录,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一面旗帜。毛泽东在听取贺晋年关于警三旅开展大生产情况汇报后高兴地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1944年4月11日,谭政代表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过去一年来部队实践,指出:“在进行教育时,懂得采取启发诱导与检讨反省的方法;懂得宣传张治国的作风与门善德的作风;懂得组织张治国运动与门善德运动。这样,就使得我们的教育工作,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孤立主义的束缚中,从脱离实际的抽象概念中,解放出来。”

        根据张治国的事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宣传队排演了反映军队大生产运动的秧歌剧《张治国》,获得陕甘宁边区政府文艺奖。1944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针对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了边区的军队教育问题。为说明文化的力量,毛泽东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毛泽东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

        张治国的“名气”越来越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谈到1942年整风时说:“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警三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张治国任该师第三十一团政委。1947年敌胡宗南部进犯陕北,张治国跟随部队参加了沙家店战役,1948年后参加解放宝鸡、平凉、兰州的战斗,并荣立一等功。新中国成立后,张治国自愿解甲归田,回乡务农,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整治土地、植树造林。

        (作者为装甲兵学院军政基础系教授) 

  • 耐住性子倾听历史的原声

        桑兵

        学术界每每有些类似“围城”的悖反现象,譬如有些专业治史者觉得史学无用,不能影响社会,总想逃离,而不是研究历史的反而好讲历史,且大受欢迎。前者喜欢说理,又并不擅长,引新知借别科,越说越不在理;后者专讲故事,不免添油加醋,杜撰太多,形同演义,虽已非历史,却栩栩如生。坊间喜其生动,无所谓真伪,一般而言也无伤大雅;或者痛心疾首,以为天塌地陷,实则《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并驾齐驱的情形由来已久,各司其责,无须划一,也无法统一。作为专业人士,倒是应该反省一味说理的流弊,事实说不清,道理讲不明,历史著述读来味同嚼蜡,坊间毫无兴趣,业内也不以为然。

        史学首重纪实与叙事,纪实的功能触碰公私各方的隐私,后来受到多方面制约,希望有所超越,于是还原史实成为修史的前提。叙事必须依据材料,史料的应用,在史论的架构中,往往流于陪衬,片断摘引只是作为论点的论据,而在叙事的框架下,应当比较近真及得其头绪,并作为历史叙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予以呈现。由此可以还原包括思想在内的历史本相及其发展演化的具体进程。史家不是以旁白的形式甚至直接登台告诉观众历史是什么,而是用引述的方式使过往的人事重新活动活跃起来,像戏剧一样生动地重现于历史舞台之上,让观众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因此,修史首先应当尽可能复原历史的原声原貌,前提是尽可能多地保留史料的原汁原味,并以经过比较验证的史料构成史学的要素。

        作为阅读者,应当积极调整阅读习惯,学会倾听历史的原声,不要把后来的认识与历史的事实相混淆,仔细体察领会文本传递出来的前人本意,进而看出由史家拼合连缀而成的历史图像是否适得其所。不能迁就阅读习惯而跳过引文只看行文,因为这很可能是跳过事实依据去看认识结论。

        治史如老吏断狱,法官断案,先要详细听取两造的陈述、辩词及取证,了解案情,才能依据法理和律令进行审判,若是先入为主,想当然地据理援例,不知造成多少冤屈。同理,治史首先要竭泽而渔地网罗证据,透过表象的蛛丝马迹,揭示背后错综复杂的联系,进而究明事实本相及涉事各人的本意。所有分析的理论模式,旨在梳理证据,还原案情,而不能削足适履地照搬套用,将证据案情作为法理的注脚。况且治史较审案还原度要求更高,必须全体水落石出。

        由此可知,叙事并非不讲理,只是应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再讲道理,或是考史叙事的过程中呈现出理之所在,而且所讲道理应源自事实,而不是简单地将事实当作别人所讲道理的注脚,甚至套用别人的道理来讲事实。今人模仿域外研究,不顾其模型学理并非生成于中国,也未必适用于中国,一概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照搬套用,削足适履,以牺牲中国的历史为代价,所论不过证明其道理的普遍适用。一般而言,如果复杂的历史事实真的梳理清楚,所蕴含的道理大都已经蕴含其中,不言自明。况且,将思想还原为历史,究事实的同时也是在讲道理。这一切,都有赖于耐住性子倾听历史的原声,只有听,才能懂,不听则永远不可能懂。

        (作者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 人心渐知畏法
    风俗亦觉改移

        ——雍正朝整饬官风惩贪成功的关键

        刘凤云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康雍乾时期被誉为“盛世”,康熙帝以其“守成兼创业”的历史功绩成就其帝业,而乾隆帝的“开疆拓土”,也为缔造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写下厚重一笔。在康熙与乾隆各自用六十余年创下的业绩面前,雍正朝十三年的统治似乎相形见绌。但是,如果没有雍正帝的系列改革就不会有自康熙到乾隆的继往开来。没有雍正帝的铁腕反腐,更不会有国家开创盛世的政治环境。因此,雍正朝的十三年是成就康乾盛世的重要奠基时期。

        “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

        雍正朝政治向以严猛著称,而清查亏空更是犹如一场政治飓风,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卷入其中,其手段之厉,尤其表现在追赔上,用雍正帝的话说,叫做“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

        具体做法之一,限时补足亏空。继位伊始,雍正帝破例将内阁草拟的《登基恩诏》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文删除,一个月后,即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谕令全面清理钱粮,除陕西省因用兵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在清查过程中,一旦发现亏空,必令亏空责任人赔补:“凡有亏空,无论已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

        具体做法之二,责任上司分赔。在如何弥补亏空的问题上,雍正帝仍然继续以往的由亏空本官以及失察上级分赔的政策,即连带责任制。所谓“州县力不能完,则上司有分赔之例”。对于亏空官员,经审核确系因公挪用而无侵欺入己之人,勒限一年内赔补,全完准以原职补用。而对于失察并蓄意徇庇之上司则重点惩治。

        具体做法之三,亏空官员一律革职与“追变家产”。与以往不同的是,雍正朝增加了将亏空官员一律革职分赔与追变家产两项严厉处分,即“嗣后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着落伊身勒限追还”,“凡亏空官员于题参时,一面严搜衙署,一面行文原籍官员,封其家产追变”,“亏空之官查其子有出仕者,解任发追,完日开复”。

        这些定例表达了三个信息,即亏空官员本人审明革职、勒限追补;任所及原籍家产变价赔补;子孙也一并解任承担赔补。对于亏空数额较大的官员,在追赔中的处置尤其严厉,本人在革职后还要被监禁起来,家产一律查封。

        成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独立审核机构“会考府”

        吏治腐败到如此程度,如果不重加惩治,贪风难以止息。正如雍正帝在事后所说的那样:“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而“贪黩之风不息,则上亏国课下剥民膏”。

        清查亏空的目的,说到底是国家在经济上对官僚个人非法占有的全面清算并收归国有,因此对官员个人而言是一次利益的巨大损失,没有人愿意将已经到手的银两再拿出来,也没有人能心甘情愿地将挪用侵欺的银两算在个人赔补的账上,而且要赔到倾家荡产。所以,清查亏空的过程是十分艰难的,而赔补的过程就更加不易。地方官为掩饰亏空无所不用其极,而在共同的利益下,互相徇隐包庇是其通用的手法。

        正由于清查的难度之大,雍正帝最初设想的三年为限的清查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于是,雍正帝又开始了第二个为期三年的清查。期间,一个有效的机制是在中央成立了直属于皇帝的独立审核机构“会考府”。同时,各省清查亏空的大员,全部调换上以“风力”著称的干练能臣,其中山东巡抚黄炳、广西巡抚李绂、直隶巡抚李维钧、山西巡抚诺岷、江西巡抚迈柱、广东巡抚杨文乾,以及河南巡抚石文焯、田文镜,湖广总督杨宗仁等,都是在雍正帝清理亏空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封疆大吏。

        经过七年多的严厉整顿,吏治与财政清理初见成效。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帝宣布说:“近观各省吏治,虽未必能彻底澄清,而公然贪赃犯法及侵盗钱粮者亦觉甚少。是众人悛改之象,与朕期望之意相符,亦可遂朕宽宥之初心矣!”而这场政治飓风对官场吏治也的确起到了警示作用,所谓“人心渐知畏法,风俗亦觉改移”。

        进行制度改革是惩贪成功的重要保证

        也正是在这种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下,才有乾隆初政的崇尚宽大之风。但至乾隆晚年,贪纵枉法者如恒文、蒋洲、良卿、方世俊、王亶望、国泰、陈辉祖、郝硕、伍拉纳、浦霖等督抚大吏接踵败露,被乾隆帝诛杀的二品以上大员,包括战争中贻误军情者共有22人。这种状况,不要说康熙朝没有,即以严猛著称的雍正朝也是见不到的。但乾隆朝的吏治却不如雍正朝,也赶不上康熙朝。

        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其父雍正帝执政十三年,纲纪肃清,内外官僚大臣俱小心惕励,以奸贪犯法者,只年羹尧一人。那么,为什么会如此?如果说康熙朝的政治强调为官以德,重视官员操守,从而过于依赖教化、失之于宽纵的话,乾隆朝或许应该归之于执法不力与不公。乾隆帝对于能臣李侍尧屡屡侵帑劣行的宽释,对宠臣和珅为非作歹肆行受贿的失察,都是其整治吏治失败的重要因素。

        雍正帝整饬官风吏治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是成功的一例,而他成功的保证,除了在于铁腕手段和穷追猛打之外,进行制度改革是重要的一项。贪腐是欲望过度膨胀的结果,所谓“贪污自多欲尚侈始”。康熙朝著名的清官陈瑸说:“贪官不在所取之多寡,取一钱即与取千百万金等。必一钱不取,方可谓之清廉。”对贪腐不仅要惩治,而且要从根本上抵制。孔子说:“克己复礼。”“克己”需要像朱熹说的那样“修身”,“复礼”则要健全法制法规。也就是说,惩治贪腐要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二者并举。(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