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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国际比较中理解和坚持新型政党制度

        柴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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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政党制度有三“新”

        新型政党制度有三个“新”:第一个“新”,它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并实现全国各族各界的利益,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第二个“新”,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奋斗,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第三个“新”,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界意见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对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是以西方没有领导党、“多党竞争”的旧式政党制度为比较参照的,从制度自身来看,它具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两大结构性特征;从其形成的基础看,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深厚的文化基因,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与制度效能。这一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结构之维:新型政党制度最鲜明的制度特征就是“领导”与“合作”

        在西方竞争性的政党政治框架下,各个政党之间没有领导关系,虽然多党组阁、政策制定等也体现某种程度的合作,但主流是执政党与反对党、在朝党与在野党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攻讦、相互竞争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第一个结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第二个特征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在中国的政党制度结构中,“领导”与“合作”是一体两面,二者相互支撑,才能完整地揭示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在特征与运行状况。中国政党制度的“领导”与“合作”和西方政党制度的“多元”与“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显著、最鲜明的体现。

        历史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也曾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的一些理想主义者从西方世界的经验出发,认为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着力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终遭现实的痛击而流产。在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中间党派积极推行中间路线,试图实现竞争性政党政治,最后亦以失败而告终,中间党派自身也发生分化。中国近代的政党史表明,多党制道路在中国走不通。而诞生于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最终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因而,这种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历经劫难、屡次试错后,最终坚定而又慎重的历史抉择。

        理论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近代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

        中国面临的很大问题是,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也很对,但老是被西方人说我们做的是错的。我们要解决这个“挨骂”的问题,就要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找到自己政党存在的理论根基。有些学者只看到西方所谓的高塔多么辉煌壮丽,却不看他们的地基。西方政党的建立是国家先于政党,就是在基本的宪政结构当中,新兴资本主义和旧贵族之间可以相互争夺国家领导权,但不至于造成国家分裂,是一种妥协的竞争性的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是先于国家出现的,它是以政党的力量去建构一个新国家为己任的使命型政党,跟选举型政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执政集团,它担负着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双重使命。

        文化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内在契合了中国“和合”的文化传统

        一国的政党制度与国家的政治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同样是竞争性的政党制度,法兰西民族追求浪漫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法国独特的变动频仍而又对抗激烈的政党两极化态势;俄罗斯人对权威与大国的迷恋而产生了相信“政治强人”而不相信“政党力量”的政治观念。“和合”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之一则成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有力的文化支撑。简单概括一下,有几个传统的概念对我们政党制度的形成很重要。第一,“多元一体”。“多元一体”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特征的概括,我们在思考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第二,“天下为公”。这种理念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也有着明显契合。第三,“兼容并包”。这种文化传统跟我们执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基础、群众基础也是密切相关的,内在契合的。第四,“和合文化”。它是塑造我们执政党和参政党内在逻辑关系的文化基因之一。

        功能之维: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民主的真实性、治理的有效性、决策的科学性

        西方认为,竞争性的选举、多党轮替构成了民主制度的核心。我们要破除这种理念,树立一种新的民主价值论。第一要坚持民主价值。民主的价值和本质是什么?我们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坚信,我们的民主一定要保证公民的权利,并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我们一直基于这样的认识和高度去做。第二要坚持“人民中心论”。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人民中心论,他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84次提到“人民”:“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等。

        谈到治理的有效性,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安全感受等多方面衡量,我们的治理绩效都是很好的,而且避免了西方那种政党轮替带来的政策的不稳定性。在决策的科学性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通过“商量民主”的形式,有效避免了政党间的恶性互斗,实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良性互动,建构了政党政治的新形态。执政党通过制度性的渠道与方式,在作出决策之前,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民主党派也充分发挥其建言献策、民主监督等政治功能,这样就能够凝聚各阶层智慧,保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和高效率。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能称之为最真实、最广泛、最管用的民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 减量发展是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

        刁琳琳

        减量发展是新时代首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疏解非首都功能贯穿始终。以城市功能“量”的减法,换来发展势能“质”的提升,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减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深入贯彻,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导向

        高质量发展是指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质态转向,必然导致发展观念的实质性转变。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坚持发展的人民性和协同性、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其内在要求。

        首都高质量发展的“人民性”即体现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高品质,就是“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这是城市发展的目标和灵魂。空间疏解腾退后的“留白建绿”,老城更新中对历史文化价值的保留、对乡愁情怀的延续、对人文关怀的关注,新城建设中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职住平衡的强化,都意味着政府要采取系统性、科学化的举措缓解和根治各类“城市病”,意味着发展战略层面对于人民日益美好生活诉求的回应,意味着首都城市导向与世界发展态势的同步。

        减量发展是城市转型期的再平衡、再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减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高质量不仅是产业生态系,也是城市功能,减量发展首先是城市功能的再平衡。城市经济是空间集聚经济,产业集聚是城市形成的根源,在因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效益不断受到城市拥挤成本的对冲中,城市功能演替表现为产业结构与空间“平衡-抵牾-再平衡”的回复性统一。

        为承载新的政治要求、适应新的发展环境,首都城市功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地域结构中被“定型”“调整”“转型”,减量发展正是在由“包揽一切的万全中心”向“四个中心”转变的历史方位中,对于首都功能再定位的时代呼应,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产业结构与空间的再调整。减量发展不是不发展,而是从存量中寻找增量、主动转变发展方式的“再发展”,是以功能调整、规模控制、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手段,谋求更加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

        减量发展以“疏解整治促提升”为抓手,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手段

        “疏解整治促提升”是对“疏解非首都功能”内涵与外延的拓展,其中“疏解整治”是手段,“提升”是目标,即服务保障能力提升、产业形态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升、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提升,是从首善标准向首都质量的全面提升。

        几年来,我们对于“疏解”内涵与外延的认识是在实践推进中日渐深化和完善的。其内涵发展经历了对为何“疏解”、何为“疏解”、如何“疏解”、“疏解”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疏解”与“稳增长”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由困惑争议到趋向明晰、共识渐成的过程;其外延发展则表现为对产业“腾笼换鸟”、“开墙打洞”治理、“背街小巷”整治等疏解内容的逐步拓展和对“产权换疏解”“减量平移”、腾退空间“弹性出让”、“先租后让”等疏解模式的突破性探索。

        在内涵与外延不断发展的同时,疏解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问题也倒逼了“规划引领”“先易后难”“先破后立”“先立后动”“拆除与规范重设同步”等工作思路的调整,以及非首都功能产业搬迁政策、税收支持政策、疏解腾退空间管理和使用政策等相关配套政策的细化推进。其中,每一个政策文件都是具体的实施计划和推进细则,每一项专项任务都是具体的工作区域、工作内容和工作标准,共同构成当前减量发展的核心内容,成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 大学镇、公司镇和城乡等值战略

        郑风田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理想思路是,让乡村建设得更美丽,逐步向乡村居民提供城镇化的生活品质,居住也慢慢集中化,向乡村小镇靠近,同时让城镇避免陷入只建高楼却道路拥堵、房价高企却缺少青山绿水、生活品质严重不足的困境。美国乡村的大学镇与公司镇、德国的城乡等值战略有不少值得我们思考借鉴之处。

        城乡融合的美国经验:大学镇与公司镇

        理想的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应该是城乡差距非常小——城镇与乡村容纳相似的人口,且收入和生活品质差距都非常小。我认为,目前美国做得比较好。

        美国小城镇集中了大量的大学和公司总部,生活品质并不差;而大城市反倒出现了诸多“城市病”,如拥堵和高房价等,华尔街有许多金融机构总部,虽然可以带来集聚效应,却也导致华尔街的房价高企。比较之下,乡村小镇反倒是居民的普遍选择。

        在美国,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基础设施都非常完善,水、电、网、路等几乎没有差距,还能避免“城市病”。所以美国的不少大学与公司更喜欢“占镇为王”,在一个小镇上逐步扩展完善,进退的空间都比较大。

        美国6000多所大学,大多数分布在乡村小镇以及由此形成的大学城,大量的公司总部也是如此。这样做的好处是大大降低了员工与后勤人员的生活成本与居住成本,因为员工可以住在公司附近,还能节省一些时间成本与通勤成本。反之,如果居住在大城市,因为交通拥堵,通勤距离与时间都非常长。

        美国小镇一般都有一个MALL,它不仅仅是购物中心,更是一个集购物、生活、休闲、娱乐于一身的综合体,规模大小随人口多少而定,其中的各个商店也都是全国连锁,让附近的居民可以享受同样的品质、价格和服务。MALL里有沃尔玛,有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等速食连锁店,有耐克、阿迪达斯等各类品牌专卖店,也有各种连锁影剧院等。这样一个可变体的MALL基本上就能满足小镇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需要。万达广场近年来在国内部分城市的发展,其实就是复制了美国小镇文化的MALL模式。

        除了衣食住行,普通百姓的需求如教育和医疗,这在大学镇与公司镇也不是什么难事。美国的几千所大学大部分开在小镇上,况且还可以开连锁学校,如加州大学有十几家连锁学校,而纽约州立大学更有四十几家连锁学校,几乎做到了“一县一所”。

        此外,大学毕业生可以留在大学附近创业,于是斯坦福大学旁边就产生了硅谷;大学一般都有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于是当地居民的医疗问题就解决了;大学一般都还有教育学院,于是所在地中小学的师资力量就有了保障……通过这样的一个体系安排,把几千个小镇都带动起来,有些成长快速的大学镇就慢慢发展成了大学城,还有可能成为创业中心与新技术中心。

        城乡融合的欧洲经验:德国城乡等值战略

        “城乡等值”,顾名思义,就是说居民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其享受到的公共品服务应该差不多。二战后德国的城市发展很快,吸引大量的乡村年轻人进城打工,乡村陷入衰败之中。后来德国实施城乡等值战略,提出城市有的,农村都应该有;城市的硬件设施非常方便发达,乡村也要如此;城市的文体设施,乡村也一个都不能少。

        经过多年的建设,德国的乡村变得非常优美,虽然年轻人还是继续往城里跑,但乡村吸引了大量城市退休的老人来养老,让乡村从此有了人气,实现了城乡互通。如果农村人都往城市跑,不但会造成“空心村”,更会造成“城市病”,导致城里房价虚高、交通拥堵、污染严重。只有城乡融合,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市像乡村一样美,乡村像城市一样便利,这样的城乡发展格局才是最理想的。

        我国山东的南张楼村积极吸收德国的经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山东省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在南张楼村进行的试验项目也被称为“巴伐利亚城乡等值化试验”,项目的核心理念是实现“农村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等值”,通过借鉴德国成功的乡村发展模式,从实质上使南张楼村的生产、生活质量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包括劳动强度、工作条件、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居住环境等。

        “城乡等值试验”十分重视村庄的社会发展与环境建设,重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与环境保护,重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极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突出试验的“城乡等值”理念。其以实现“城乡等值”为目标,以培养作为“自备水源”的新型农民的理念作引导,通过德国著名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对南张楼村的基础教育进行改革,变应试教育为双元制教育,进行农技和非农技术培训,建设医疗卫生文化等配套设施并鼓励人才回乡创业,实现了由教育“抽水机”向“自备井”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人才的外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自备水源”。以上这些理念和措施,在南张楼村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南张楼村与周边城市基本实现了公共品服务等值,收入趋于等值。

        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如何融合发展

        乡村的发展路径是不断提升乡村居民获得的公共品服务,如村庄合并、建设“田园综合体”、小城镇化等。而城镇化就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城市病”,让城镇居民享受乡村的田园风光及自然美景。

        如果资源单向往城镇流动,一定会导致城镇出现诸多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虽然仅吸纳了大约一半的人口,但“城市病”已经比较严重,房价高企、拥堵严重、污染普遍,如何让城镇变得宜居,还需要走漫长的路。目前,相当比例的流动人口在城镇还没有房屋,如果将来城镇化达到80%(即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城镇的承载力就会不堪重负。所以单纯的城镇化,或者是人口向城镇单向的流动,会出现难以承受的结果。

        同样的道理,现在为什么会出现“空心村”?为什么乡村会陷入衰败?主要的原因还是乡村缺乏公共品投入、缺乏工作机会,所以才导致乡村人口大量地涌入城镇。如果把乡村建设好,估计大家也就不会都往城镇跑了。

        我国的乡村小镇该如何发展,目前还没有一种成熟的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无法直接复制美国小镇+MALL的模式。美国大量的乡村小镇之所以能够遍地开花,吸引大量人口生活,主要得益于他们的公司总部、大学等大都位于这些小镇,这些人群的收入也高,容易吸引MALL入驻提供服务。但我国的乡村小镇主要以农民为主,他们的消费能力不高,从事的农业收益也较低,要想复制小镇+MALL的模式肯定是不可行的。中国几十万个行政村,几百万个自然村,未来究竟是走乡村小镇、特色小镇的道路,还是发展田园综合体,抑或是其他,仍需要综合设计与规划。

        要想让我国的乡村小镇有活力,可以探讨多种模式与途径。最核心的是要让城市的资源往乡村流动,让人才下乡、大学下乡、公司下乡,把乡村的公共品服务提升起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理想的乡村振兴和理想的城镇化,二者向一个方向努力,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城乡就能达到真正的融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 学术会议传真

        “五四”讲话的精髓是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

        近日,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研究基地,主办召开了学习习近平“五四”讲话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学习和交流研讨。北京大学教授王东指出,习近平“五四”讲话的精髓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观”,向大众鲜明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杨金海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可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可爱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目标,而不是让每个人变成无产者。 (肖楠) 

        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

        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和丰台区人大主办的“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该基地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刻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坚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信”确立为研究主旨,意义重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信,就是增强制度自信的具体表现,进入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将在理论与实践上迎来发展的新机遇。(赵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