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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刘昀献

        本文语粹

        ●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关键要看实效,要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因而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基本要求、方式方法等重要思想,对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加强调查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加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应对国内外挑战和风险,进行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决定的,是由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尤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时间看,只有两年时间,转瞬即过;从要求看,要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必须做到实打实、不掺任何水分;从任务看,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要打好“三大攻坚战”绝非易事。研究、思考、确定工作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愿望的科学决策,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一个联系群众、为民办事的过程。通过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我们可以了解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最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干什么。”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不断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时刻关注群众在想什么、盼什么,通过面对面交流,直接了解基层干部群众的心愿,才能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部署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体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是一个推动工作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当代中国社会处在结构调整、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转型升级和小康决胜阶段,各种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我们只有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大量的零碎的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分析、综合,加以系统化、条理化,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找出它的内在规律,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新要求,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努力回答和解决好对我国发展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按照“四个紧扣”要求开展调查研究,推进历史性伟大变革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做好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增强问题意识,找准问题、有的放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要紧扣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现实问题,紧扣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需要解决的问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调查研究必须紧紧扣住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和改善民生水平来进行。要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在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方面,不断提出新思路、新办法和新举措。

        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而且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摸清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和矛盾问题所在,分辨轻重缓急,部署好先后顺序;找到关乎全局的“险滩”,制定出相应的对策,使各项工作缜密而务实地推进。

        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和复杂的,党面临的“四大危险”是严峻的。特别是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情况不同程度存在,“四风”问题依然突出,滥用权力、买官卖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等现象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调查研究找准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症下药,才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在新的起点上我们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必须紧扣十九大提出的新思想、新战略、新目标、新要求开展调查研究,弄清楚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将带来哪些全局性、历史性的变化;弄清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什么新要求;弄清楚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什么样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把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按照“四个紧扣”要求开展调查研究,才能更好贯彻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大政方针、发展战略、政策措施,不断推进新的历史变革,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谱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篇章。

        调查研究要“深、实、细、准、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因此不仅要同中心工作和决策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还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原则,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成效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一文,不仅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大意义,而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做好调查研究的“五字诀”,即“深、实、细、准、效”。

        调查研究要做到“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善于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朋友;要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多同群众座谈,多同干部交流,倾听他们的呼声,体察他们的情绪,感受他们的疾苦,总结他们的经验,吸取他们的智慧。既要听群众的顺耳话,也要听群众的逆耳言;既要让群众反映情况,也要请群众提出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要主动调研,抓住不放。这样才能听到实话、察到实情、获得真知、收到实效。

        调查研究要注重“三多”。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既要调查机关,又要调查基层;既要调查干部,又要调查群众;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要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研究问题;既要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作用,又要调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手段。只有做到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点面兼顾,才能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对策。

        调查研究要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一定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能带着事先定的调子下去,而要坚持结论产生在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不调研不决策,先调研后决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既可以有“规定路线”,还应该有“自选动作”,对调查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和各种问题,坚持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既报喜又报忧,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还要处理好调查和研究的关系。调查研究关键要看实效,要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进行一番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把零散的认识系统化,把粗浅的认识深刻化,直至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调查研究方法要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有着丰富的调查研究经验,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如召开调查会、研讨会、走访调查、蹲点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我们要在新时期加以继承和完善。”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含量高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要根据调研任务和要求的不同,采用不同的调研方法,大胆创新,多管齐下,提高调研工作的效率和科学性。

        调查研究要制度化经常化。在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方面,我们党相继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要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并抓好贯彻落实,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一是坚持和完善“先调研后决策”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二是坚持和完善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调研工作制度。三是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的联系点制度。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

        我们唯有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思想,不断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才能提升全党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胜利。(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应对执政风险和考验研究》首席专家)

  • 儒学能为现代化提供适当的人文环境

        陈来

        应当肯定,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单靠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但这绝不等于说只有打倒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自发地引导中国走入现代化社会,但中国文化的传统并不必然与模拟、学习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冲突,东亚各国在学习现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证明。

        如果从科学与民主来看,孔子本来非常重视好学博学,宋代以来的儒学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这些都为近代中国接引西方科学的输入奠定了基础。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虽然并未历史地发展为民主政治的设计,但在价值观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儒家思想与科学、民主没有冲突,是可以融合的。

        尤其是,战后东亚儒学文化圈内各国的经济起飞和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高速发展,证明了后发现代化国家并不需要先经过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实现现代化,受儒家文化滋养的社会完全有能力在开放的空间实现现代化。

        当然,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儒学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近代以来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则徐、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主张开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来追求救国救民、追求民族复兴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践行了儒家倡导的精神价值。

        更重要的是,儒学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使得儒学在现代化之中的中国社会重新显现出其长久的意义和价值。

        如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现代文明内在地包含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紧张,现代文明的突出特色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市场经济和功利主义成为主导,价值理性则相形萎缩。因而与一切古代文化传统如基督教、佛教传统一样,儒家思想与市场化和功利主义的现代化文明是有冲突的。

        在中国,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已经导致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大幅度扩张,而儒学的价值理性正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对于道德规范与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会的伦理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使现代化趋向文化上平衡、结构上合理、伦理上合宜的发展,为现代化工程确立适当的人文环境。所以儒学对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助推,而是坚持倡导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补充、相制约的伦理价值和世界观。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的重要意义,除了确立民族文化根源和发展文化传承以外,主要不是为推动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而是在社会层面上,满足社会秩序、伦理、文化、心灵的需要,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在政治层面上,探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积极地运用中国文化的资源以重建和巩固政治合法性。社会转型需要一种与之前时代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的变化。与其他外来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稳定社会人心方面,传统文化提供的生活规范、德行价值及文化归属感,起着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为当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在引导心灵稳定、精神向上、行为向善、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文化有其自己的价值领域,那种把文化问题总是联结到现代化、全球化的单一思维应当改变。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 高边疆开始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在《领导科学论坛》撰文指出,高边疆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

        我们以往所说的国家疆界指的是低边疆,比如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而高边疆指的是更大的空域、更大的海洋、更远的极地、更深的洋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伸展的更高更远更深的空间。高边疆不一定是主权边疆,它很有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新边疆,是全球发展的新领域,也叫战略新疆域。

        高边疆对于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认识领域,因为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主要在国内搞建设,但是随着中国由大向强,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杠杆或者说加速器,就是能不能够理解并利用高边疆领域。

        高边疆有着全然不同的维度。高边疆的器物层面很炫,包括人工智能、空天器、火箭等。高边疆不是一般的中小国家能够进得去的,而是需要非常大的资金、非常先进的科技、非常长远的谋划和战略布局,而且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高边疆的规则多半是不太确定,高边疆的很多疆界、功能、性质、特点甚至利弊,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状态。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高边疆——极地、空天、大洋洋底的科研立项,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总和,这就说明我国正在由传统意义上温饱型的中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大国家、领先国家、高端国家进发。

        一个曾经多次到极地科考的朋友回来说,南极周边有一圈大洋叫南大洋,南大洋资源之多,让这些极地科考的研究人员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在南大洋和周边的生态保护、渔业资源分配、环境勘探等方面,中国还处在比较落后的位置,我们更多的是去捕捞一些水产品,但是对于它的前瞻性安排,特别是南极制度的设计,南极未来在全球发展中发挥怎样作用,怎么公平合理地让全人类受益,中国现在的发言权比挪威、日本等国家都差得很远,与一些传统的极地大国如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的差距更大。

        一方面中国凭借硬实力、科技投入及领导人重视,正在奋力地进入高边疆领域。另一方面我们在南极的规则制定及前瞻性的安排方面,还是一个新手,还有很多不太熟悉的地方。

        在空天领域,中国是公认的全球三大空间强国之一,美国、俄罗斯、中国称作三巨头。中国在资金投入上,在硬实力上,包括航天兵、神舟系列、空间站发射活动上,已经后来居上。但研究者最看重的是高边疆的规则,如高边疆如何防止军事化,高边疆的各种碎片——各种宇宙飞船、航天器、卫星失效或报废以后形成很多碎片,这些碎片未来可能危及到人类在外空的探索发现,特别是一些民用活动,人类将来可能到月球旅游,可能到火星开采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遭遇太空的各种碎片。此外,太空的军事活动怎么约束、怎么处理,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发言权是比较小的,俄罗斯、欧盟是引导者,更是规则的制定者。

        高边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中国由大向强的杠杆。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自豪的地方;但我们在高边疆的规则制定、制度安排、整体引领方面需要进一步地加力。高边疆也是近期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但在很多方面还处于不成熟状态,期待我们更多地进行这方面的挖掘,也需要同国际社会进行更多的交流。(陆琴摘编)  

  • 谷牧的一个建议

        王天泽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开放究竟要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谷牧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和参与者,非常重视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研究和学习。当时,世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主要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德国模式,虽然都是市场经济,但各有特点。比如,日本属于经济政策诱导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决策作用很大,德国是福利性比较强的市场经济。谷牧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快速发展,这个经验值得借鉴,但是对我们来说,更具有借鉴性的可能是日本。因为我们与日本同处于东方文化圈,文化上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这个观点在邓小平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中形成一种共识。

        不久,谷牧还提出了一个破天荒的“大胆建议”:可不可以找一些西方有关人员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邓小平认为很好,中央听了谷牧的汇报也认为很好。于是,在确定派员考察日本的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工作也随即悄悄展开。1979年,谷牧到日本进行日元贷款交涉之前,也从侧面对中国政府经济顾问的人选进行了考察和摸底。后来,经过细致考察、筛选,三位西方人士进入中国国务院顾问的名单,这三个人是德国的古托夫斯基、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

        1979年1月末,利用春节假期,中国请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来北京介绍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大来和向坂讲的题目是: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请日本专家、德国专家这些西方国家的人士做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共和国的第一次。请西方国家专家当我们政府的经济顾问,是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不容置疑的。在谷牧的召集下,各部委管经济的领导,汇集在钓鱼台听大来和向坂的报告。这个春节,领导同志没有休息,专门听两位日本朋友讲课。这是我们第一线高层领导第一次系统地听取西方国家权威人士讲述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它对于我们开阔眼界,特别是转变思想理念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如有的同志评价说,“这堂启蒙课”对我们后来的经济改革有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