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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风雨南湖,那一船人

        本报记者 黄加佳

        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董必武,回到武汉立即着手筹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此时,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潭秋。

        陈潭秋比董必武小10岁,生于湖北黄冈书香之家,学业优秀,“五四”运动中,在武汉高等师范学院就读的陈潭秋是武汉学生的领军人物。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为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

        到达上海后,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李达夫妇的安排下,住进了位于法租界蒲柏路的博文女校。1937年夏,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陈潭秋,用俄文这样写道:

        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这篇名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的文章刊登在《共产国际》杂志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发现。陈潭秋这位不太引人注目的湖北代表,为后人留下了最为鲜活的“一大”记述。他提到的“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就是从各地赶来的“一大”代表。

        当时正值暑假,博文女校里没什么人。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找到博文女校的校长黄绍兰,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请求借住。黄绍兰一口答应下来。

        7月,“九个临时寓客”从全国各地赶来,住进了博文女校。

        从广东来的包惠僧与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住进了一间屋子。这间屋子还有张国焘的床位,但是张国焘经常往来于京沪之间,在上海另有住处,所以不怎么常住。

        包惠僧本是一名新闻记者,在一次采访中结识了陈独秀。包惠僧终身与陈独秀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可以说,他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很大原因是倾慕于陈独秀的个人魅力。“一大”召开时,陈独秀走不开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大会。包惠僧是湖北人,只是临时去广州找陈独秀,却变成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难怪,后来有人认为他只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并不能看作正式代表。

        包惠僧对革命斗争的残酷性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1927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大屠杀,他选择了脱党。

        包惠僧同屋的周佛海在“一大”代表中显得很“孤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都是两人,唯有旅日党小组,只派了周佛海一个代表参加“一大”。也难怪,当时旅日小组是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中最小的一个,成员只有周佛海和施存统两人。

        即便只有两人,周佛海也要争个上下高低。在他的回忆录《往矣集》中,忆及旅日党小组成立的历史,周佛海特意写道:“陈独秀来信,指定我为负责人。”

        周佛海在旅日留学期间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动机并不像其他“一大”代表们那样怀着救国之志。他在回忆录中坦言,自己在中学时就是“一个不安分的青年”,从小的志向是“将来一定要入阁”。不过,“一大”之后,周佛海很快就发现,跟着共产党不但“入阁”梦远,而且还有随时掉脑袋的风险。于是,1924年,周佛海脱党而去,最终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首鼠几端、反复无常的跳梁小丑。

        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住在一间。毛泽东记得,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挑,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由于他耳朵特别大,大家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与他同来的邓恩铭当时只有20岁,许多代表对他印象不深,只记得他是个贵州人。

        当时,大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两个单纯、热忱的年轻人,会成为“一大”代表中最早牺牲的人。

        王尽美和邓恩铭的隔壁是毛泽东,由于他个子高,睡觉又爱打呼噜,所以被格外“关照”住了单间。毛泽东的房间很暗,屋里没有床,他只好将一块单人床板架在两条长凳上当做床。

        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也脱不掉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

        张国焘写出上面这段回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距离他叛党出逃已经30多年,距离国民党败走台湾将他弃之如敝屣,也已经有十几年。

        开幕

        十几年后,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终于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这时,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问在延安的两位“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一大”到底是哪天召开的?此时,距离“一大”召开虽然并不太久,但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

        “一大”本是秘密进行。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屠杀,经历了5次大“围剿”,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当年的文献资料早已散佚,当年的代表牺牲的牺牲,脱党的脱党,叛变的叛变。正如董必武所说:“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1938年,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决定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定在“7月1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史专家才考证出“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一大”的会址,就在李汉俊的家。

        李汉俊住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幢二层小楼里。楼上是他的卧室,楼下是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的客厅。上世纪20年代,望志路一带还不是繁华市区,附近有不少农田,环境比较僻静,正是召开秘密会议的好地方。会前,组织者们本来打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不同地点开会,可是苦于合适场地难寻,结果一连几天会议都在李汉俊家中进行。

        这也正应了董必武“作始也简,将毕也钜”的题词。1921年7月23日晚上8点,坐在李汉俊家一楼餐厅长桌子旁的代表们,大概谁也没想到,那一刻将会影响中国今后近百年的历史进程。

        “一大”的主要议程是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进行讨论时,两位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士——李汉俊和刘仁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支持孙中山革命,加入议会参与竞选。而刘仁静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中国共产党应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陈独秀虽然没参加“一大”,但对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却了如指掌。多年后,他对表弟濮清泉说,“一大”上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倾向极左,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俩也不看看当时中国是个什么情况,以为那样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可以单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真是幼稚得可笑。

        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都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落后了,要想像俄国无产阶级那样,至少要几十年。

        会上,另一个引起空前激烈大辩论的话题是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

        一直比较沉默的陈公博发言了,他主张“可以”。因为他当时正在南方政府中担任“宣传员养成所”所长。不过,大多数代表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员怎么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当官呢?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调和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同意,共产党员不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部长、省长一类的大官。

        从后来的事实看,陈公博参加中共“一大”,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误会。陈公博是世家子弟,他的父亲陈致美曾担任过广西提督。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非常肤浅,对自己要信仰什么主义也没有定型。“一大”上代表之间的正常讨论,被他当作庸俗的互相倾轧,当时就“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转场南湖

        7月30日傍晚,“一大”第6次会议召开。那天,周佛海因为上吐下泻没有来。

        晚上8点多,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陌生人闯入望志路106号。他鬼头鬼脑地往房间里张望了一下,便借口说找错门匆匆离开。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断定,此人一定是警局的暗探。会议中止,大家迅速撤离。

        暗探盯上望志路106号,绝非偶然。马林早已是在西方各国警方挂了号的人物。他动身来华那一刻,一举一动就已经在各国暗探的监视之中。1921年7月下旬,他到李汉俊家参加会议,自然逃不过暗探的眼睛。

        果然,代表们撤离不久,法租界巡捕房的几个警探就突袭了李汉俊家。警探在李汉俊家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当时留在现场的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回忆: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法国警探突袭李汉俊家时,代表们没敢回博文女校的住处,而是聚集到李达家。

        李达认为,他们的活动已经引起法租界警方的注意,所以应该换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大家深以为然,但要到哪里去开会呢?有人提出,去杭州西湖开会。可西湖是风景名胜,人多眼杂,不太合适。

        李达的妻子王会悟搭话说,不如去嘉兴南湖。嘉兴距离上海只有杭州一半路程,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租。租一条船在湖上开会,既安全又方便。大家一听,一致同意前往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8月3日清晨7点35分,一列开往嘉兴的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坐在火车上的“一大”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和包惠僧。由于前一天法国警探突袭了李汉俊的家,为了保险起见,大家决定让汉俊留在上海。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路上太显眼,所以他俩也没有去南湖。

        陈公博从李汉俊家回到大东旅社后,正好赶上隔壁发生谋杀案。一天经受两次惊吓,陈公博连招呼都没打,就带着新婚妻子到杭州去了,根本没去南湖开会。

        与毛泽东同来的何叔衡去没去南湖是一个谜。多年以后,他写信给董必武询问“一大”开会的情况,董必武向他描述了南湖红船上的情景,据此推测他当时似乎不在红船上。就像毛泽东所言,何叔衡像一条牛,总是默默耕耘,他在党史上留下的痕迹不多。

        1935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年近六旬的何叔衡被留在赣南。为了躲避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送何叔衡和瞿秋白等去闽西。不幸的是,他们在福建长汀暴露了踪迹。提到这段史实,人们多半会想起瞿秋白在长汀被俘,英勇就义,却很少有人知道与瞿秋白同行,而且先他一步牺牲的正是“一大”代表何叔衡。

        到南湖后,王会悟已经雇好一只中号船。船里摆着一张八仙桌,一桌酒菜,十几个人坐下一点不挤。11点,代表们上了船。王会悟一人坐在船头,看着烟雨蒙蒙的南湖,心潮澎湃。她身后的船舱中,正在上演着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幕。

        那一天,在南湖红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代表们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大会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下午6点,南湖渐渐热闹起来,湖面上飘荡着京剧声。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只不起眼的游船中,十几个人轻声呼着口号:“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就这样在南湖这条小小的游船中发生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就这样在南湖这条小小的游船中诞生了。

        大浪淘沙

        1930年,鲁迅先生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一文中这样写道:

        因为终极目标的不同,在进行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先生这段话来形容13名“一大”代表后来的人生选择与人生轨迹,再合适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便“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1923年陈公博脱党,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7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最先与共产党分道扬镳的是后来做了大汉奸的陈公博。

        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不顾党组织决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党组织让他去上海回答党内质疑,他不去;让他去苏联,他也不去。1923年,陈公博赴美留学。到美国后,他接到消息说党中央决定让他留党察看。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轻佻地写道:“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由他去。”1940年,陈公博投入汪精卫麾下,成为一名可耻的汉奸,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同样成为大汉奸的还有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周佛海。1924年,周佛海发现跟着国民党混才是飞黄腾达的捷径。他写下一纸书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此后,周佛海追随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委员长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抗战后期,他见日本人大势已去,又转而为军统服务。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蒋介石特赦,死刑改为无期徒刑,最终瘐死狱中。

        李达、李汉俊也在“一大”召开后的几年,相继脱党。他们二人虽然未失大节,却把个人义气和情绪凌驾于党的组织原则之上。李达、李汉俊学究气十足,恃才傲物,脾气执拗,与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脱党宣泄一时之愤。

        1927年12月17日,李汉俊被武汉军阀胡宗铎逮捕。被捕仅仅4个小时后,李汉俊便被杀害。后来,陈独秀感慨说,李汉俊一直主张只能搞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活动,不要搞革命活动。可是,“蒋介石连这个合法的人也不允许他存在,必杀之而后快。”

        张国焘,这位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与其说是被党开除,不如说是他选择了叛逃。

        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延安,投奔了国民党。

        1949年,张国焘逃到香港,1976年死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晚年的张国焘,生活困顿,以给出版社写回忆录换取生活所需。回忆录中的张国焘,作为“一大”主持人,曾站在了1921年7月这个开天辟地时刻的历史舞台中央,鸿篇大论,侃侃而谈;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曾骑着高头大马,接受全体政治局委员冒雨接出三里的迎候,风光无两……

        然而,张国焘的风光之下,是个人权欲野心的膨胀。最终,他抛弃了自己的信仰,背离了自己的组织,从此走向了中国革命的反面,成为一个可耻的叛徒。

        当然,有退伍,有落荒,有背叛,更有坚守与牺牲:

        1925年王尽美牺牲,

        1931年邓恩铭牺牲,

        1935年何叔衡牺牲,

        1943年陈潭秋牺牲。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遭遇的是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残酷境遇,清党、屠杀、围剿、长征、抗日、内战……“一大”结束的28年,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没有哪个政党,遭受过中国共产党这样炼狱地火般的考验。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出席“一大”的13位代表,最终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走上了天安门城楼。

        南湖一叶小舟上,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全国党员不过几十人。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一路艰难险阻,一路血火风霜,共产党人经历了无数次生与死、成与败、忠诚与背叛、坚持与放弃的考验,有人掉队,有人背叛,有人牺牲,更有人坚守。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淬炼成了一支“纯粹、精锐的队伍”。

        最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支大浪淘沙、百炼成钢的队伍。

        图: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周佛海、邓恩铭、李汉俊、王尽美、刘仁静、李达、包惠僧、陈潭秋、陈公博、张国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