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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世界法治文明体系提供原创性智慧

        丁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冯玉军著《中国法治的道路与特色》指出,从中国法治到法治中国是一个从实然到应然的历史过程,既是对过去法治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未来法治建设目标的科学定位。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实践形式,也是法治建设进入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中国法治道路与特色凝结着历史经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同时又体现着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强盛的基石。法治在中西方的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法治道路与特色凝结着历史经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同时又体现着世界法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历史和现实的二重维度看,建设法治中国是世界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也是向世界法治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的法治实践。

        法治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具有内生性和渐进性。“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五蠹》)建设法治中国体现着社会公平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指向,既是对人类文明进步大趋势的积极顺应,是对解决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的积极响应,也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谋划。法治中国建设是法治精神、法治文明的深刻革命,形成了尊崇法治、厉行法治的强大动力。要理解中国法治,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对法治道路的历史探索和法治文明演进过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是中国历史上一些盛世形成的基本特征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礼法结合、隆礼重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礼治并不能囊括治理的全部内容,法律治理是秩序的内在需要。中国古代治理在礼刑结合、儒法会通中显示出道德思想与法治智慧的融合,冯玉军称之为法律伦理主义,这一理念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并以此来确立法律的价值基础。

        周谷城在《中国政治史》中这样评价子产“铸刑鼎”事件:“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秦亡以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就一直在反思繁法严刑的历史教训,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中也有不少体恤民情、轻判轻罚的人性化制度。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古代中国法制具有浓厚的伦理法色彩。礼是覆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规范,礼法结合是反思和实践的结果,是中国历代执政者对国家治理规律自觉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别于西方法律文化的特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并没有因为强调礼而忽略对法律的掌握。道德法律共同治理是中国历史上一些盛世形成的基本特征。唐睿宗曾下令:“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正如冯玉军所言,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实践的结晶。中华法系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体制稳定性,体现了天理、国法、人情的结合,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良法善治、长治久安的需要,也创造了影响及于东亚诸国的法律体系。这既是中国法治文化的辉煌历史,也证明了中华法系在社会调整、秩序维护等方面曾经发挥的巨大作用。

        法治中国是礼治中国的延伸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和治理经验无比丰富,我们应当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法律文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治国无法则乱,法治是大国治理须臾不能离开的有效手段。秦的统一,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钱穆指出:“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努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从中华文明秩序的演进过程看,法治中国是礼治中国的延伸。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强调礼法合治的合理性,“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国家治理既不单纯依靠人治,也不能单纯依赖法律规则。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礼法结合体现的是一种综合治理观、系统治理观,是一种伟大的历史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处于大踏步发展阶段,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又要有历史耐心,既要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批判反思,又要对西方法治理论中的一些概念的真实性予以理性辨识,唯有如此,才能在世界法治文明体系中提供原创性智慧、进行平等性对话,以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气象为人类法治文明进步做出中国贡献。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 对“逆全球化”应有更多观察

        张颐武

        最近一段时间,对“逆全球化”的讨论很多,人们高度关注这些年来“逆全球化”的作用和影响,对于“逆全球化”的冲击有了相当大的忧虑。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之后,原有的全球化的基本架构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在西方这个主导全球化运作的中心出现了对于全球化的不同认识。

        “逆全球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今年一月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芬巴尔·利夫西所著的中文名为《后全球化时代》的书,英文名字直译是《从全球到本土》,副题是“制造与全球化的终结”。这部书并不是简单地将当下出现的“逆全球化”作为一个逆流来理解,而是试图很深入地分析逆全球化的实质。作者认为有可能出现一个去全球化的阶段,全球贸易让所有人受益的想法受到了冲击,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之后开始了一种以贸易保护和制造业回流为中心的运作。这对全球贸易冲击极大。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以全球贸易的大发展为基础的全球化可能仅仅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当下的这些新的趋向则暗含着一种改变整个全球化的内在逻辑。

        他开宗明义,在书的第一章就指出:“已经有早期迹象表明,世界经济正在发生转变。许多国家的企业正在将生产基地和供应链迁回国内或设在邻国,自动化的发展使劳动力成本不断下降,改变企业管理者的决策思路。这些因素正在限制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对产品运输过程中的气体排放的限制就是一个例子。”他认为:“贸易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实物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落后于全球GDP的增长速度,这可能是世界范围内本地化发展的早期迹象。”

        他提出了一个从离岸到回岸,从海外到本土的新的框架,而人工智能、3D打印等技术可能在加快这个进程。因为将来对机器人等的应用就无需像现在这样极度重视劳动力成本了,劳动力成本变成了相对不重要的因素,也就不需要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方设厂了。劳动力成本的未来就会改变生产逻辑。运输成本上升,文化和政治等考量等等,都让本地化生产更有吸引力。认为未来经济活动反而会走向本地化而非全球化,全球化受到的冲击深刻化了。这可能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全球贸易为主的状况极有可能快速逆转。这些说法极为值得关注。

        全球化的基本要素是否正在发生改变

        这部书可以说从劳动力成本变化的角度分析了新的“逆全球化”逻辑基础。劳动力将要在很大程度上被机器人或3D打印等新技术取代,劳动力成本高低不再是问题,那么制造业回流就成为可能,原来的全球贸易分工的基础就会动摇。特别是一种西方新的本土化要求兴起,和旧有的衰败的传统工业留下的大量人群的政治和社会诉求相适应,就使得“逆全球化”有了很强的诉求。而保持西方的优势正是需要在新的制造业潮流中领先,而不是仅仅控制金融、科技等。因此遏制全球贸易就成了可能。而缩短供应链带来的成本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要求急速提高和人力成本持续上升,都让全球贸易的吸引力下降。生产开始回流本国或区域之中。这是从生产方面的角度来观察得到的结论。

        同时,现在从消费市场看,消费者所需要的更为个性化,更为定制化和灵活生产的产品,使得本土化的智能生产成为可能。消费者由于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其更为个性化的要求使得消费品的原有的大规模批量生产的产品未必受欢迎,而更灵活的生产机制,更趋于定制的商品成为未来消费的主流。本书举出了ZARA这样的时尚业公司的例子,公司必须快速推出各种新品,以适应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要求,因此就有缩短供应链的需求,在欧洲市场就不得不把工厂放在欧洲或附近,以便新品能迅速上市。

        这本书提出了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是:是否原来全球化的基本要素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作者认为特朗普或西方最近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其深层的原因,并不是老工业逆势反击,而是新工业兴起的某种征兆,也是全球贸易为根基的全球化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这种观点和主流的支撑全球化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回应“逆全球化”是否仅仅靠坚持全球化的理念,还是需要在当下的新趋势中做出更多的改变?是否需要未雨绸缪地对“逆全球化”的发展有更多的思考和观察?应该说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新的思考和探究。(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壬寅日记》:清代西北丝绸之路实录

        王晓秋

        古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之后,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通商贸易和交往的主干道。至明清时期,由于航海与造船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东西方新航路的开辟,海运更为便捷安全,东西方交通贸易逐渐转变为以海路为主。因此有清一代,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已经丧失中西交通主干道地位,加上受自然条件变迁、战乱频繁以及中国政治商贸中心东移的影响和政府管理不善、基础建设落后等原因,而日趋衰败没落。但是,它毕竟仍是内地与西北陕甘、新疆地区交通的必经之路。那么,清代西北丝绸之路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呢?当时人对此鲜有记载,更少有人专门去作实地考察,然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中所写的日记,却正好为后人留下了详实、具体、生动的记录。

        林则徐流放新疆,对西北丝绸之路长达四个月的实地体验与考察,写下《壬寅日记》

        清代中叶,西北丝绸之路旧道,是京师经陕甘到新疆的官道。清政府在官道上设置军台、驿站,并配备一定数量的驻守官兵、马匹、车辆和食宿必需物资,主要供递送军情命令、奏报,接应往来官员、差役,以及押送军流人犯、遣送获罪官员所用。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期,领导广东军民进行反对英国鸦片贸易和武装侵略的英勇斗争,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立下了卓越功勋。可是却遭到投降派的诬蔑陷害,道光帝竟斥责林则徐禁烟抗英“办理不善”“别生事端”,以至“糜饷劳师”,而将其撤职查办。1841年6月28日更下旨将他“从重治罪”,流放新疆伊犁。1842年8月11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林则徐从西安出发,踏上前往新疆伊犁的漫长戍途,同时也开始了对西北丝绸之路长达四个月的实地体验与考察。

        根据《大清会典》等资料,自京师至新疆伊犁的官道,计程约一万一千多里,途经155个驿站。而林则徐从西安出发,经陕甘河西走廊和新疆天山南北路,至1842年12月10日抵达流放地伊犁,约有8000里路程,途经100余个驿站。其间总共在西北丝绸之路旧道上跋涉了四个多月即125天之久。林则徐每天都写日记(称《壬寅日记》或《荷戈纪程》),详细记录了每日行程和路线以及路况、路途环境与见闻。

        日记对行路艰辛多有描述

        当时西北官道上使用的交通工具仍是以马、牛、骆驼等畜力运输为主。林则徐从西安出发时,由三子聪彝与四子拱枢陪同,雇佣了马车七辆,随带行李除日用品外还有许多书籍和写字用的宣纸等物。他中途换过二次车,到甘肃凉州换雇大车七辆直至乌鲁木齐。但由于路况不好颠簸厉害,在肃州把车轮换了长辀,“左右车轮离车箱一尺”,才减轻了颠簸。到乌鲁木齐后,又另雇赴伊犁车辆,“共大车五辆,飞车即太平车一辆,轿车二辆”。

        当时的路况、气候、环境和食宿条件不佳,旅途艰苦。刚出西安不久到乾州就遇到“大雨如注”,“旅馆积水成渠,滚入床下”,“墙屋多圯,不能成寐”。在赴泾州途中“忽起西北大风,余轿中玻璃破一片,凉甚”。出平凉城后,“一路涧水汹涌”,车夫、纤夫叫苦连天。过永昌、山丹一带,小石满路,风雨大作,“须臾雨变为雪,寒冷异常”,“毫无可避风雪之处”。出甘州城“涉河十余道”,水深有至马腹者。经高台盐池驿,道路“多深沙,又系上坡,马力几竭”,当地人称之戈壁。出了嘉峪关,“一望皆沙漠,无水草树木”。进入新疆,过星星峡,“向为宿站,而无旅馆,仅大小两店,皆甚肮脏,借隔邻土屋吃饭,夜在车宿”。日记中常有不得不“夜宿车中”的记载。出哈密,“皆碎沙石路,车甚颠波”。路上积雪,辙迹不辨,高低不平,“峡路蜿蜒欲迷者屡矣”。过奇台后,“是日天暖,雪融成泥,路滑多水”。至阜康后,路更难走,融雪泥泞,“已费马力,且路多坎窝,车每陷入”。只要一辆车陷入,后面车也只得停行,而且车辆常发生折轴脱辐事故,各种艰难,“不一而足,殊累人也”。快到伊犁时,经历了途中最惊险一幕。林则徐一行驱车过塔尔奇山,“约二里许至其巅,而狂风大作,几欲吹飞人马,雪又缤纷,扑入车内。欲停车则山巅非驻足之所,欲下岭则陡坡有覆辙之虞”。面对如此险境,林则徐只得舍车而徒步,牵着儿子之手“连袂而下”,直到步行二里多,坡不太陡时才又上车。

        日记对西北丝绸之路途中的山水、城乡、民俗、民生见闻,也有不少生动具体的描写

        尽管路途历尽艰辛,仍有不少乐观风趣的文字。如写当时的兰州黄河浮桥,“计二十四舟,系以铁索,后有集古草巨绠联之,车马通行,此天下黄河之所无也”。经平番县十里苦水驿,“沿途皆极荒陋,将至驿则山树皆绿,始有生趣”。“自入高台境内,田土腴润,涧泉流处皆有土木小桥,树林葱蔚,颇似南中野景。其地向产大米,兼多种秫,顷已刈获,颇为丰稔”,好似河西走廊上的塞外江南。经过安西马连井,林则徐尚有雅兴下车捡石头,“见东南一带山石多白色,旷野乱石亦往往白如明矾,检数拳,颇可玩”。甚至还带儿子去看淘金,“晚饭后与两儿同往作坊观之,乃知精金固由千磨百炼尽力淘汰而后成也”。到新疆哈密,他除了考证其历史,还赞美“今其地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在塔西河,他记载清代在新疆移民遣犯屯田之事。“此地民居甚盛,闽中漳泉人在此耕种者有数百家,皆遣犯子嗣,近来闽粤发遣之人亦多分配于此”。至精河军台又见“此地安插遣犯约二百余名,皆令种地及各营中服役,闽粤人尤居其半”。经过离伊犁不远的塔尔奇山下果子沟时,林则徐对该处景色赞不绝口,他写道:“今值冬令,浓碧嫣红,不可得见,而沿山松树,重叠千层,不可计数。雪后山白松苍,天然画景,且山径幽折,泉流清冷,二十余里中步步引人入胜,若夏秋过此,诚不仅作山阴道上观也”,反映了林则徐宽阔豁达的心态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更可贵的是他虽然人在戍途,身处逆境,历尽艰难困苦,仍不忘国家安危和民生冷暖,表现了一位民族英雄不计个人祸福荣辱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书林折枝

        探析“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

        近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主办的《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新书首发暨出版研讨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国道路的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该书著者董振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那么,中国道路何以成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此,此书尝试从“思想的威力”、“正义的事业”、“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基因”、“制度的优势”、“务实的态度”等10个方面进行解读。与会学者指出,该书聚焦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这个重大时代主题,全面解读“中国奇迹”背后的必然逻辑,用生动的语言揭示深刻的道理,用严密的逻辑揭示生动的实践,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林枫)  

        厉以宁论中国经济改革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厉以宁新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1978—2018》,辑录了厉以宁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40篇代表性论文,内容主要涉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探索与创新,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的农业、工业改革,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管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文章反映的都是厉以宁对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不间断思考与研究精华,对中国今后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海艳)  

        思想史研究的新视野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王汎森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考察了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主义”“未来”“自我”、时间观等议题,触及近代中国人心灵世界的革命与失落、启蒙与困扰,及其与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间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王汎森教授进而对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提倡重视“思想的生活性”和“生活的思想性”,及它们之间的往复交织,以此扩大思想史研究的视野。(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