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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都被发动起来了”

        冯裕强

        中央苏区位于罗霄山脉和武夷山脉的中段与南段之间,大体在粤闽赣三省交会处,气候环境恶劣,经济生产落后,群众文化水平低下,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面宣传,在这样的人文自然环境中开展革命斗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为了解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更好地动员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调查。他撰写的重要调查论文都收集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一书中,包括《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在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各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对落后的苏区进行了有效的“文化扶贫”。当然,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并没有提出“文化扶贫”概念,但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对人民群众进行的各种文化改造,实质上就是对缺乏科学文化的工农群众进行文化扶贫。

        为何重视苏区的“文化扶贫”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设立了教育部。省苏维埃政府设文化部,县区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城市苏维埃政府设文化科。中央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此外,还有编审局和巡视委员会。县区下面的各乡还设有文化教育委员会,具体组织和领导各地工作,并相继出台一系列决议,发布一系列指示、训令、条例等,有力地指导和促进苏区的文化扶贫工作。

        但是,当时处于战争年代,教育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围绕革命进行的,因为革命才是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说:“为着革命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和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

        在当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能否调动起贫苦大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关系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命题。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动员一切群众力量加入革命斗争,特别强调铲除穷根,培养新生力量。在毛泽东的调查报告中,我们发现几乎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在一张极其广大的“网络”中。如在《兴国调查》中,农村进行了军事化组织,包括由23-50岁男女组成赤卫队,男卫队的任务是夜晚放哨和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女卫队则补充男卫队出勤后的空缺。一个赤卫大队配备一个少年先锋队,由16-23岁青少年编成,要求队员要识字,因为要看得懂通行证,任何人从甲村通过乙村都要凭通行证。一个少先队的地方同时还组建一个劳动童子团,由8-15岁的儿童组成。童子团的任务是:一为放哨;二要检查烟赌;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萨。毛泽东评论他们是真正的公事公办,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此外还有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和红军独立团等。

        在此我们看到,除去不能劳动的老人,从儿童到中年人都很好地被动员了起来。儿童要成为其中光荣的一员就必须识字,这从侧面促使他们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另外,童子团毫不留情的执勤对改良社会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在苏区形成了有纵向梯度的预备队,红军的力量得到不断充实和增强,贫困子弟的文化水平也得到不断提高,教育与军事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当然,苏区除了制定相关的决议,颁布相关条例,最重要的是看乡苏的执行情况。对此,毛泽东对官僚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他认为要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不是靠脑子空想出来的,而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关心群众,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总结各种先进经验,然后发扬这些精神,使其适合于我们更高的任务。1943年,毛泽东在《切实执行十大政策》中谈及合作社问题时还特别强调了“群众观点”:“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为了克服苏区的官僚主义,宣扬有效的扶贫工作方法,毛泽东把长冈乡作为各苏区的学习榜样。

        为了有效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长冈乡组织了大量的群众团体。如扩大红军委员会,负责扩大、优待、慰劳红军;土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负责种植与保护山林;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除了乡一级,村也有。这意味着,整个长冈乡遍布各种“委员会”。各个委员会除了负责各自的工作外,对于苏区而言,其重要作用更在于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发动底层人民完成各项任务。一位老红军回忆道:“当时白天搞生产,每天晚上都有活动,经常是扩大会议,大家都感到忙得很。因为大家都有组织,没有闲散的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被发动起来了。”

        “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

        苏区的教育基地主要在列宁小学,几乎每村一个。长冈乡上学儿童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的65%,学生的年龄在7-15岁之间,分为甲乙丙三班,平时由于农业生产繁忙,只上半天学。笔墨纸等均是学生自备,教师是义务教学,伙食由群众筹集。除了日学还有夜校,长冈乡9所,上下才溪乡12所。长冈乡平均每校32人,共约300人,男子约占30%,女子70%。上下才溪乡的夜校学生也是女生占多数。夜校很受群众欢迎,16-45岁的青壮年大多数进了夜校。夜校也分为甲乙丙三班,学习用具均自带。学习内容是:甲班学习读报和算术,乙班学习成年技能,丙班学习儿童读物。对于一些带小孩、年纪大、离夜校远的人,苏区把他们编入识字班。由较有学识之人负责组织教学,其教学方式是随时、随地、随人数,在乘凉或者喝茶时,三五成群,画地为字,学习效果由夜校老师检阅。各地还有识字牌,每村一块,钉在道路两旁或屋壁等处。牌上还绘图写字,每几天更换一次,由日学老师负责,此种方法在苏区取得了很大成效。此外,各村还设有一个俱乐部,下设体育、墙报、晚会、戏剧等委员会,个别地方还上演新戏,宣传党的革命斗争精神。在上才溪还设有读报团,逢圩日必读《斗争》《红色中华》和“阶级分析”等,每次听报者在50-90人,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上述可见当时苏区的教育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上至80岁老者,下至3岁小孩,均积极地学习文化知识,文化扶贫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泽东通过调查指出,“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时任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的徐特立亦指出:“从兴国撤出时,文盲已减少到全部人口的20%以上”。另外,苏区报刊发行量的增加也是衡量群众文化水平提高的一个关键指标。1934年苏区已有各类报刊34种,其中,《红色中华》的发行量从0.3万份增至4万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仅在江西苏区就达2.71万份等。

        另一方面,从国民党的反面报道中亦可反映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文化扶贫工作的成效。1930年3月,赣南有四个干部被敌人逮捕,在吉安法庭上审问很久,四个工农同志言词流利,驳得国民党法官哑口无言。《国民日报》报道说,共产党可恶,其教育群众的方法可学,不识字的农民,也能讲得许多道理。可见,中国共产党已经对苏区人民进行了彻底的文化思想改造,而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强大的号召力、动员能力以及大力推行的各项教育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对我们当下的扶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 运河非遗的历史文脉特征

        王  铭

        通州与大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中所体现的历史文脉值得细致梳理。

        水系文化:运河风物传说的故事讲述

        通州多河富水,水资源颇为丰富。温榆河、潮白河、潞河、北运河、通惠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等诸多河流汇集于此区域,形成水系河网,不同程度支持了通州运河漕运功能。

        通州口头传承的风物故事颇多,都是在讲述通州运河“水”的故事。通州区的大运河的传说,包含运河故事内容丰富,故事类型多样,颇为典型。与运河水相关的漕船、燃灯塔、龙等意象经常在传说故事情节中出现。通州北运河终点地标建筑燃灯佛舍利塔的身影,在大运河北京段的传说中多有体现,成为运河故事情节中的重要地点。大运河的传说中多篇传说故事与龙、龙王有关。通州漷县镇张庄村的通州运河龙灯会,在北运河边以节庆舞龙的走会形式叙述龙与运河的故事,所舞的两条蛟龙为蓝色,蓝色代表“水”,带有鲜明的运河文化特色。蓝色龙在北京地区极少见,据了解目前只有南、北二通州舞蓝色龙,也说明了运河之水沟通南北文化的功能。

        漕运文化:运河漕粮转运的历史印记

        “通州”之地名,得名于金海陵王完颜亮时升县设州,即取“漕运通济”之意,从其得名的历史源头上就可以忆及其漕运根基。以历史人物命名的萧太后河,也被称为“萧太后运粮河”,《萧太后河的来历》故事也生动说明了其与辽金时期运河漕运军粮之间的紧密关系。《“不挽桅”的传说》是讲通惠河八里桥与运粮船从落帆改为放活桅杆的故事。

        通州留下了一系列码头、桥闸、仓储、屯厂等与运河漕运相关的地名遗产,其地名记忆历经数百年,在运河两岸人们口耳之间留下了漕运时代的独特地域印记。张家湾、土坝、石坝等处,是关键的漕粮转运码头,现其原有漕运功能已不复存在,仅存地名。桥闸名比如永通桥,又名八里桥,是京通漕粮石道上的关口,有多个与八里桥有关的运河传说流传。张家湾古城南门外的通运桥,横跨于萧太后河之上,是曾经的运河北端码头所在之处。仓储地名有通州城内的大运中仓、西仓、南仓、后南仓等,今地名仍存有“中仓街道”等。屯厂地名有皇木厂、北皇木厂、竹木厂、窑厂、盐滩、江米店、粮食市等。

        商贸文化:运河南北人员、物资、技艺的交流汇聚

        通州传统工艺非遗所体现的商贸文化,在服务于都城需要的同时,也形成了通州自身的运河门户商贸特点。

        通州运河周边饮食制作技艺,与大运河的物产或原料的物资运输关系密切。“通州三宝”就很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大顺斋糖火烧原称“南果铺”,创始人刘刚(乳名大顺)举家自南京沿运河北迁到通州定居,并售卖南果,其历史也体现了人员与物资的南北交流。小楼烧鲶鱼制作技艺所用的原料就是北运河活水中的特产,即多肉少刺、味道鲜美的鲶鱼,体现了运河物产对沿线饮食的影响。万通酱豆腐制作技艺,其仙源腐乳的豆腐坯料历史上全部购自浙江绍兴,坯料在绍兴装船以后,运至杭州码头装船启运,沿运河水溯流北上时一路发酵,到达通州漕运码头需时月余,故而细腻爽口,别有风味。

        通州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美术非遗也受运河影响。作为北京面塑重要代表的“面人汤”面塑,其创始人汤子博是从小在运河边成长的通州人,其面塑技艺是向山东菏泽(曹州)到通州来的一位面塑艺人学的,山东现在还有传统技艺非遗曹县“江米人”。通州骨雕的技艺受到由南方通过运河传来的牙雕技艺的很大影响。

        京畿-京郊文化:运河农耕民俗的艺术表达

        辽金元以北京为都城以来,通州是其重要的京畿地区。几百年来,围绕着通州作为京畿门户的地位,适应农耕文明特点衍生出京郊民俗文化。

        通州运河周边区域的京畿民俗文化中渗透着农耕文明的底蕴,反映了京郊民间的生产生活。“六月初六节”习俗,与于家务镇东马各庄村祈求“冰雹老爷”生日风调雨顺的农耕文化相关。张家湾镇的里二泗小车会是张家湾运河之滨佑民观的里二泗庙会上的必备表演节目,村民演戏酬神娱人。京东通州的高跷活动更是相当普遍,现在传承下来的,比如马驹桥镇的大松垡高跷会是为村中关帝庙贺庙祭神与村民娱乐而成立。永乐店镇的半截河武跷会,属于武跷表演,多有难度动作,技艺性很强,且走且舞,滑稽逗乐。漷县镇的徐官屯路灯老会属于文跷带唱的表演形式。张家湾镇的里二泗高跷会,于春节、正月十五在村中的佑民观举办的里二泗庙会都会参演。

        通州非遗所反映的水系文化、漕运文化、商贸文化、京畿-京郊文化,四者合之即为通州运河文化,具有流动交汇、开放包容的特点。这也可以说是“通州”之所以为“通”的韵味所在。大运河文化带通州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颇为典型地体现了通州运河文化的根底与内涵,在通州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新时期,更需要在传承与保护中守其魂、扬其新,挖掘其历史价值,融入于现代生活。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历史遗存及文脉梳理”[项目编号:17LSA014]阶段性成果)

  • 特依顺:文武兼备的清代将军

        潘洪钢

        道光年间曾任杭州驻防将军的特依顺,姓他塔拉氏,字鉴堂,福州驻防满洲正蓝旗人。以青年将领身份历任云南腾越镇总兵官、密云副都统、宁夏将军等职。在清代驻防将军中,他并非著名的人物,但特依顺的生平事迹却多有传奇色彩。

        整治贪腐被写进《大清会典事例》,成为办案成例

        特依顺每到一地,往往有整治贪腐和加强武备之举。道光十八年任宁夏将军期间,以当地旗营基层官员控告为由,参劾前任将军和世泰等人克扣兵饷,牵扯出一桩大案。经查,前任将军和世泰、副都统存华等人有克扣兵饷,于营中私放贷款取利,收受生辰及婚娶礼金等多项罪行。最终,和世泰、存华被处以斩监候,协领哈兴阿等十数名官员被发配新疆。这一处理结果震慑了旗营贪官,并被写进了《大清会典事例》,成为办案成例。

        针对清中叶后,各地旗营武备败驰的情况,特依顺还有针对性地加强武备和旗营训练。早在福州协领任上,他就仿照西安旗营,增设以火药发射铁弹丸的“抬炮”,并加强训练,“施放有准,远至二百余弓,较子母炮速捷便利”。调任密云副都统时,针对密云驻防“冲繁隘口”的情况,又增设抬炮二十位。这类旧式武器较之道光间愈益逼近中国的西方侵略者“船坚炮利”,确实是落后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仍是加强武备的表现。

        以己之力推进民族友好

        清中叶以后,各地驻防八旗久居一地,旗、民之间在文化上交互影响,与当地人民友好关系不断发展。尤其乾隆、嘉庆以后,驻防旗人户口在当地旗营管理,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死后在当地安葬,刑事案件在当地处置。他们越来越把自己当作驻防地的居民,土著化程度不断加深。特依顺作为福州旗营出身的将领,自觉不自觉地以福建为故籍所在。他在杭州将军任上遇到闽籍官员,往往互攀乡亲。鸦片战争以后,他在杭州遇见闽籍官员梁章钜,“叙乡谊甚笃”,乃有召集当地文人雅士同游西湖之举,诗词唱和,乐不知返。特依顺身为旗籍将军,汉文化程度颇高,西湖画舫上也有他所题写的匾额。在杭州期间,军队训练之余,他还主持修复了“苏小小墓”,成为当地文人游览的一个去处。清末民初,徐世昌编纂的《晚清簃诗汇》及记录三江口水师旗营历史的《琴江志》等书,均收录他的诗词作品,据说他自己还曾辑录有《余睱集》一书。

        道光二十六年,特依顺调任乌里雅苏台将军。此地为清代漠北蒙古诸部游牧之地,雍正间始设将军,辖区广阔,大体相当于今天蒙古国及俄属图瓦、戈尔诺-阿尔泰两个共和国,在清代素称苦寒之地。三年后,特依顺病故于当地,终年57岁。

        (作者为湖北社科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

  • 十三行的“有令不行”

        游宇明

        关于晚清的世风,曾国藩有个评价叫“敷衍”“苟且”。敷衍,就是说话行事马虎,表面上应付;苟且,则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它们虽然有词义上的细微区别,但在不认真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晚清官员办事的“敷衍”“苟且”,我们只要从他们对十三行地区外商之管理上即可看出来。

        对外商的经营活动与日常行为,清政府有许多规定。比如商船不得在伶仃停泊,必须停泊在港口或回国;外商不得走私;不允许外商个人呈送禀帖; 外商一个月只能外出三次,并且不准离开翻译单独行动; 每一个商馆雇佣的中国人不得超过8人。

        清国的规定如此严格,实际执行得如何呢?商船停泊在伶仃的比比皆是,用侨居清国四十年的威廉·亨特的话说就是“这些趸船……没有丝毫让步的意思”;外商给前台的海关官员一点小回扣,走私货便畅行无阻;外商个人有什么要求,可以堂而皇之地前往政府衙门递交禀帖,看守城门的侍卫保护其不受人群的侵扰,官员很快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一边温和地训斥说:“任性妄为,实在有悖天子圣意”,一边欣然接受外商的请愿书,同外商交谈,给他们沏茶递水,接受他们的雪茄。外商想外出,随时都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并且鲜有翻译相陪。外国商馆需要雇佣清国人,需要多少雇多少,从未有人查问。威廉·亨特如此总结:“我们……顺利而又轻松地违背着一些我们原本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毫不在意地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来处理生活中种种事宜,打理着我们的生意”。

        应当承认,清政府给外商立下的规矩中确实有一些不合理的东西,比如对外商每月外出次数与雇工的限制即是例子。但一个主权国家制订的针对外国人的规定,不合理的可以修改,修改之前还得按照原规定执行。在晚清的十三行地区,外国人随意违反清国的规定,当地负有管理之责的官员不但不认真查处,有时还予以纵容,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乱象。

        十三行地区外商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腐败,某些事原本不可以做,少数官员得了好处,对外国人的违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外商疯狂的走私即属于此类。二是恐洋。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清国人谈洋色变,生怕洋人去上级那儿告自己,于是与洋人打交道总有点卑躬屈膝的味道。最根本的原因是苟且。在皇权时代,某些读书人做官,只是为了光宗耀祖和借权力发财,至于官位需要承担的责任,他们想都不想,处理内政如此,处理洋务亦如此。

        在中华文化中,读书人与官员一向被视为社会的精英,一个时代,精英只忙着谋取一己之利,而忘记国家所赋予的责任,丧失应有的家国天下情怀,这个政权自然会很快走向自己的黄昏。

        (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本版供图: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