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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特征与当代意义

        历史上的北京之所以被誉为天下名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理条件在于“会通漕运便利,天津又通海运”。大运河不仅是保障首都漕粮供应的经济生命线,而且在沿岸乃至更广阔的流域范围内积淀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植根于大运河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以从南到北绵延数千里的人工河道为象征和载体,在空间上展现为一条狭长的带状分布,因此被称作“大运河文化带”,北京所在的最北段是其精华地段之一。

        ■ 大运河文化带的积淀过程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大运河文化带的逐渐积淀也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过程。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征决定了众水朝东的基本流向,大江大河由此成为南北交通的阻隔,开凿运河就成为从水路实现“天堑变通途”的重大措施。汉唐长安、洛阳与北宋开封等人口高度聚集的著名古都,都曾依靠运河之上输送的漕粮作为经济支撑。北京处在粮食产量普遍不高的北方,金代海陵王迁都之前已经为保障“漕运通济”把潞县提升为通州,元大都与明清北京更是极度仰仗南方产粮区的供应,建立了海运与河运相结合的漕运制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连接南方经济重心区域与北方政治中心城市的运河系统不断完善,运河文化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

        国都与军事重镇通常是运河的支撑点和目的地,北京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运河,始自东汉末年曹操为平定辽东而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隋大业四年(608)开凿永济渠,从洛阳经山东临清至河北涿郡(治今北京西南),成为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河网运输系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金代的过渡,元代的漕运终端从中原的洛阳、开封等地转移到偏于陆地版图东北一隅的大都。隋唐时代“之”字形的运河走势被截弯取直,从淮北穿过山东进入华北平原。至元二十六年(1289)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之后,杭州与通州之间的运河全线贯通,由此奠定了大运河文化带空间分布格局的自然地理基础。在明清两代,大运河作为京师经济命脉的作用越发突出,运河文化的积淀也随之更加深厚。

        ■ 大运河文化带的基本特征

        大运河的兴衰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环节之一,由此发展了运河文化并积淀为一条纵贯南北的文化带。从自然要素着眼,地貌、气候、水文条件制约下的运河主干及其整个流域,是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空间舞台。就人文主题而论,开凿或改造运河的主要活动、代表人物、水利技术、管理制度、各类遗迹、地方习俗、精神形态等,则是构成运河文化的基本方面。

        历史上的北京从北方军事中心到全国首都的演变过程,对一座城市与一条运河的关系做出了生动诠释。肇始于春秋时期的中国运河文化,经过隋唐时期的重大发展,到元代找到了它的最终汇聚之地——大都(北京)。按照郭守敬的精巧构想,至元二十九年(1292)春开工、次年秋天告成的通惠河,从昌平白浮泉一带引水接济漕运,由大都文明门至通州,沿河修建11组24座水闸以调节水位,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梯级航道。浩浩荡荡的江南漕船直接驶入大都城内,终点码头积水潭呈现出“舳舻蔽水”的盛况,运河文化也迎来了最具创造性的时代。

        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漕运通道,与漕运相关的各类活动及其当代遗迹,构成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北京的漕运系统是对元代既定格局的继承和改造,从元代海运为主过渡到明代海运为辅,再渐变为清代基本废止海运,大运河作为国都经济命脉的地位被日益强化。通过运河与海上航道,自元朝中期到明清两朝,每年有三四百万石漕粮从南方运抵北京(大都),明正统年间达到五百万石的规模,分别存储在京城与通州的粮仓。晚清以铁路运输为代表的近代交通兴起后,运河对于北京经济的保障作用迅速下降,却也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 大运河文化带彰显古都文脉

        大运河在北京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决定了大运河文化带作为古都文脉的历史地位。元代运河截弯取直后,南北往来更加通畅,偏处国家陆地版图东北隅的首都由此增强了政令通达、控御全国的能力,有利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作为国都的经济命脉,通过运河输送的江南漕粮和其它物资,是城市居民与戍边将士的衣食之源。从四川、云南、湖广等地采伐的楠木,苏州制作的金砖,临清烧造的砖瓦,辗转经由大运河运到北京,因而能够以举国之力营造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和积淀,是以运河为依托的人类活动的结晶。

        漕运兴盛带动了城市发展,元代漕船停靠的积水潭沿岸是大都城内最繁华的区域,出现了以南北交融为特色的商业街市和文化景象。通州作为明清时期的漕运终点与南北物资交流枢纽,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京城内外留下的水道、码头、漕船、仓场、闸坝、官署、城镇、祠庙等,都是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即使海运仓等至今已经了然无痕,由此派生出来的各类地名仍不失为追寻北京文脉的重要线索。

        大运河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通过人员往还、书籍流通与信息传播,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文学、艺术、美食、园林,与漕运有关的花会、庙会、河灯、舞龙、高跷、号子、民谣、习俗、信仰等荟萃于首善之区,京师文化也由此向四面八方辐射,经过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积淀为既兼容并蓄又引领潮流的文化形态。在林林总总的北京文脉中,以大运河为标志的大运河文化带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待我们继续发掘、研究和传承。

        ■ 大运河文化带研究需要规范求实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的研究方兴未艾,从时间、空间、文化、社会等维度加以审视,广泛开展运河文化遗迹的野外调查和多种类型的学术探讨,是认识历史、保护遗存、传承文化的基础。从追寻时代变迁入手了解大运河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从空间角度揭示文化遗迹的分布特征与地理背景,通过以往的政治关联、军事行动、经济交往、文化传播、民族融合等分析运河沿线的人类活动,应当成为历史、文化、考古、地理等领域专业工作者的学术视角。为避免研究区域“画地为牢”带来的认识偏差,还必须把北京的大运河文化带放在涉及全国数省的整体范围内加以考察。

        遵循学术规范和学理要求,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本前提。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之一,是“文化带”概念的“泛化”。不适当地把大运河文化带的空间范围加宽拉长,势必干扰对于运河文化内涵及其精髓的挖掘提炼。还必须强调的是,任何论断都不应违背基本的史料或常识。例如,有一种说法,北京市境内的运河长度,自昌平白浮泉开始长164里或82公里。但是,此说却是对《元史·河渠志》或明代吴仲《通惠河志》的误读。郭守敬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向忽必烈建议开挖通惠河,所提到的自昌平白浮泉至通州高丽庄“总长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只是他依据实地测量而设计、包括上游引水沟渠在内的总体施工里程,绝不能等同于当今北京市境内的“运河”长度。这是因为:金代与元代都曾作为主要漕运通道的坝河,显然没有包含在这“一百六十四里”之内;把元代的里程折算为当代市制或公制的长度,不宜无视古今尺度的伸缩变化而率意为之;各个时期的运河长度并不一致,若不首先界定其所指年代,上述问题就根本无从谈起;人工挖成但相当狭窄的引水沟渠,断然无法与漕船航行的运河等量齐观,作为水源地的白浮泉因此也不能称作大运河最北的端点。恪守世所公认的学术规范,秉持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是每个运河文化研究者都应具备的治学态度。

        (作者:孙冬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许辉,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历史遗存及文脉梳理”(项目编号:17ZDA30)阶段性成果)

  • 象天设都 法天而治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既是某一地域各文化圈文化能量的集结地,同时也是该地域文化能量的辐射中心。而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几个朝代的定都之地,无论其在文化的博大,亦或是精深,都活现着中华文化的魂魄,流绵着时代特有的神韵,而北京城中轴线就是其集大成者。

        一、北京城中轴线的形成

        北京城从南端的永定门到北面的钟鼓楼,这条贯穿全城的中轴线,就像是一个“合页”中间的“轴”。“中轴突出、两翼对称”是北京城城市格局的最大特色。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北京城中轴线,肇始于元,而形成于明。

        元至元年(126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称“汗”,即元世祖。元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派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后决定放弃燕京旧城,而在其东北郊以原金代的离宫——大宁宫(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都,即元大都。

        当时,为了把琼华岛周围的天然湖泊全都揽入城内,便确定了湖泊东延的最远点,即今万宁桥(后门桥)为基准点,形成南北延长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即后来从南端的丽正门到中心阁的南半城的中轴线,并把大内(宫城)建于其上,与湖泊两岸的另两组建筑——南面的隆福宫、北面的兴圣宫,形成“三宫鼎峙”的态势。在这条规划建设中轴线的北端,即从中心阁往西129米处,又有一条控制北城的中分线,其南端建有钟、鼓楼二楼(这也就是后来的旧鼓楼大街)。

        明成祖朱棣夺取王位之后,决定迁都北平。期间虽有拆除元故宫的行动,却继承了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并把钟、鼓二楼迁建到中轴线的北端,在拆毁元朝延春阁的故址上堆砌万岁山(清改称景山)。嘉靖年间增建外城,不仅使北京城的平面格局形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凸”字形,从而也就形成了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这样一条长达7.8公里的北京城中轴线,并为清代所继承。

        新中国成立之后,定都北京,原先业已存在的中轴线得以继承,而且还有了创造性的发展。

        二、北京城中轴线的文化渊源

        在中国的远古时代,“天”似乎一直是一个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而又充满着神秘色彩的东西。由于天的变幻莫测,人世间的祸福、命运完全慑服于自然界的威力,进而敬畏自然,并将大自然降于人间的祸福,归结为某种神的力量。而在宇宙的“众神”之中,又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天帝。这个驾驭宇宙、领袖群伦的超自然的“天帝”,也自然成了中国文化寄寓的精神象征。正因于此,无论是从人的主观角度,抑或是从大自然的客观角度而论,作为地处北半球,以农耕文明为显著特点的华夏大地,从它的原始形态文明开始,便与天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对巍巍苍穹神秘力量的体悟、敬畏,乃至崇拜,又产生了华夏民族文化上某些亘古不变的原型。古人总是把天象的变化与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认为天象的变化预示着人事的变化和吉凶,乃至国家的兴亡。不仅如此,我们的祖先还从对天穹的观测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天界是一个帝星——北极星为中心,以四象、五宫、二十八宿为主干构成的庞大体系。天帝所居的紫微垣,位居五宫的中央,即“中宫”。满天的星斗都环绕着帝星,犹如臣下奉君,形成拱卫之势。《中庸》载:“天道恒象,人事或遵。北极足以比圣,众星足以喻臣。紫宸(即紫微宫)岂惟大邦是控,临朝御众而已。”

        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历代帝王都自诩为天帝的“元子”,其所做的一切都是“奉天承运”。“象天设都,法天而治”,即寻求“象征物”(建筑物,乃至建筑群)与“存在物”(想象中的天体世界)的物物相对。诚如《三辅黄图》所说:“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征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皇帝所居的宫城必定要效法于天帝,居于“天中”的紫微宫,即中宫。在“地中”(“土中”)修筑紫禁城。而在其正南一面则要辟出一条通向皇帝宝座的御道,即“通天之路”(亦称“天街”)。

        这个自周秦以来,尤其是自隋唐以来长期延续的基本定式,即以皇宫为中心并将主要建筑物部署在由宫殿向南延伸的中轴线上,左右取得均衡对称,再加上高低起伏变化,构建出一个在空间布局上最大限度地突出“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大一统思想。

        三、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

        明清北京城的建设,不仅传承了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而效法明南京城,在表现手法上显得更为灵活。

        譬如,在紫禁城的北面,用拆毁元代故宫的房渣土和挖掘筒子河的渣土,在元代后宫的延春阁上堆起了一座高40余米的土山。这座在中国风水理论上所谓的“镇山”,与奉天门(即今太和门)前的内金水河形成了“背山面水”的格局,又命名为“万岁山”。这座人工堆砌的小山,异峰突起于北京小平原上,成为北京城中“君临天下,皇权至上”极为鲜明的标志。与此同时,又将原位于旧鼓楼大街上的钟、鼓二楼,移到“万岁山”的北面,作为整个中轴线的终结。钟、鼓二楼原是京城的报时中心,自然也是全国的“标准时间”,从而也就更加突出了“大明江山一统天下”的政治涵义。

        明北京城为清朝所承袭。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政府曾将贯通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确定为天文、地理意义上的“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线。这实际上是在天文和地理意义上,重申古代中国以本土作为世界中心的理念。它比1884年国际会议确定通过的以“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的经线作为本初子午线”要早175年。

        至于有关北京城中轴线存在有偏离子午线的现象,实际是指南针本身就存在的磁偏角。对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也早已有所察觉。宋初,供职于司天监的天文学家杨惟德就曾在进献皇帝的《茔原总录》一书中说道:“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

        总之,我们中华先祖的天文崇拜、象天设都,即在宇宙,“天”为至尊;在人世,“君”为至尊,乃是形成“天子居中、层层拱卫”理念的本源。作为中国文化观念的原型,它制约并影响着政治和哲学的观念,塑造着“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文化特色,并仿照北极独尊的格局,模拟以北极为中心的“天国”秩序。“王者如居天下之中”——“地中”,建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体制。而“君临天下,面南为尊”,则是我们位居北半球这一地理位置的先祖崇拜北极的产物,原本是宫殿前面圣的御道,经过数千年的演绎,最终成为贯通都城南北、统领全城的中轴线。

        (作者:朱祖希,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

        (本文系北京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北京大运河文化带历史遗存及文脉梳理”(项目编号:17ZDA30)阶段性成果)

  • 神京右臂巍峨西山

        北京位于我国华北平原的西北端,西部山地习惯称西山,属太行山脉最北段;北部山地和东北部山地,统称军都山,属燕山山脉。历代称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 “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 作为拱卫古都西边的西山,自然成为天府之国的“神京右臂”。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周口店古人类文化遗址,在北京的西山山脚下、市西南约48公里处的房山区周口店村龙骨山。该村西北部群山环抱,周口河婉蜒向南。村西并列着两座小山,东边的一座山上盛产石灰石,过去人们在这里开采石灰时,经常能挖掘出动物化石,这些化石被称为“龙骨”,拿到中药店可以入药卖钱,所以得名“龙骨山”。1929年,裴文中先生在周口店发现世界瞩目的“北京人”遗址。以后又陆续发现“山顶洞人”头盖骨化石,“新洞人”遗址,让周口店成为世界上惟一保存了反映70万年至2万年前人类活动的文化遗址,在当今世界古人类学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1966年4月,在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侧,永定河东去的河谷岸边,发现人类骨骼已经部分石化了的古墓葬。经考证,这是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墓葬。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人们走出山洞,在靠山近水的地方定居下来,逐渐产生了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的原始氏族公社。在西山拒马河畔的镇江营和塔照村,还有华北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址。在遗址上发现七千年前的房址、窑穴,出土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角器。就其相对应的人类历史而言,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炎黄时期,至尧舜禹,直至商周、战国,形成北京早期文明史延续不断的文明轨迹。证明北京西山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发源地,也是东方古老文化与文明的中心。

        《天府广记》载:黄帝战胜元凶之后而为天子,“建都涿鹿之阿,以兵为营卫,即今京师之地。”涿鹿山在北京西山最高峰东灵山西北不足十公里处。黄帝在涿鹿和北京一带开创了文明大业后,北逐荤粥(匈奴)、定鼎中原,实现了民族、国家和政治社会的同步发展。春秋以后中华民族自称为华夏族,后世子孙尊奉炎黄为自己的祖先,自称“炎黄子孙”,“炎黄赤子”。孙中山先生颂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针,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灭商,分封黄帝之后到今北京地区管理蓟和燕这两个小国。燕城在西山琉璃河镇东的董家林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考古工作者发现。燕强蓟弱的结果,地处南北交通要冲的蓟被燕所灭。蓟城在今广安门一带,自燕迁都后,一直是燕国的国都。《盐铁论》:“燕之涿、蓟,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随着燕国的强盛,出现北方、东北方与中原各族融会交流的局面,也促进了西山文化的开发与发展。

        古都的林园

        “西山”一名最早见于辽史,当时北京已升为辽国的陪都,称南京。《辽史·第六十八卷·表第六》穆宗应历五年(955年)九月,“猎于西山”。《契丹國志·卷六》: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秋七月,“請兵十万救幽州,并西山薄幽陵。”此记亦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成为古代帝王的都城后,地位骤然上升,位于京都西部的诸山遂称之为西山,并无大、小西山之说。

        辽金建都北京后,看上西山这块风水宝地,开始大兴土木兴建行宫,对西山林园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辽圣宗时在西山建有清水院、白贴山院、双峰院和大安山延福寺等四大寺院。清水院即今大觉寺,寺院坐西朝东,山门朝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保留着辽代契丹人朝日的建筑格局。金章宗朝,从全国各地征召造园大师和工匠,在西山修建了具有南方风格的圣水院、香水院、清水院、灵水院等八大行宫,称西山八大水院,为游幸驻跸之所。灵水院在樱桃沟村北部的仰山,始建于唐末,金世宗赐名仰山栖隐寺,时有僧人万余名,是为大金国的皇家寺院。明仰山栖隐寺重修碑记曰:“京师之西,连山苍翠,蟠亘霄汉,所谓西山是也。仰山乃其支垄……栖隐寺据之,创始于金时。金之诸主,屡尝临幸” 。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房山麓的金陵,是北京地区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陵。经过海陵王等五世60年的营建,形成面积约60平方公里的大型皇家陵寝。明代,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前,便召集相地名士选择理想的“吉壤”。山陵选在北京昌平县北黄土山下,明成祖改其为天寿山。从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开始营建长陵,到明朝最后一帝崇祯葬入思陵止,其间230多年,先后修建了十三座皇帝陵墓。现被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到了明代,西郊一带除保留有一些皇家行宫之外,又建造多处私家园林。那些有权势的宦官,为改变来生命运,在西山景区修建起数百座寺庙。明王廷相《西山行》诗云:“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在有清一代200多年的时间里,清政府主要把财力、物力用在开发西北郊园林风景园林区,营建了规模空前、华丽非凡的离宫建筑群。诸如畅春园、圆明园、清漪园(万寿山颐和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通称三山五园。还有淑春园、鸣鹤园、朗润园、蔚秀园等。东起海淀,西至香山,皇家和王公大臣的园林连绵不绝。海淀以北的东西20里内的西北郊成了园林之海,殿阁之林。其中最突出的当属颐和园和圆明园,堪称我国古典园林建筑中空前未有的杰作。

        历史文化宝库

        北京西山的历史文化发展,有着地理环境方面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包含着强大的潜力,在北京文化发展进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著名的东灵山、百花山、龙门涧、十渡、石花洞等自然景色外,许多景观以自然风光与历史文化并重,成为西山的一大特色。 

        上方山茫茫林海,峰峦叠嶂,有以云水洞、兜率寺、地藏殿为首的9洞、12峰、72禅院等名胜古迹。云梯建于金代,明代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出资重修。其两侧悬崖峭壁,中间依山凿成的262级台阶,路旁悬有铁索,供人攀扶,这里曾是电影《智取华山》中华山天险的外景地。妙峰山以“古庙”、“奇松”、“怪石”、“异卉”而闻名。惠济祠(即娘娘庙)始建于辽金,灵感宫、回香阁、玉皇顶等三处庙宇群依山取势,14座殿宇分别供奉着道、儒、释、俗各路神灵。明清时为北方民众的信仰中心,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举行盛大庙会,有五条古香道汇集涧沟村。《燕京岁时记》载:“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是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后修建最早的一座寺庙,从金代开始,每个朝代都有皇帝、后妃、王公大臣到这里来进香礼佛。

        《宛署杂记》载:“四月赏西湖景。登玉泉山游寺。耍戒台、秋坡、观佛蛇。” 西湖景在颐和园西堤,四月京城男女老幼西郊踏青;“耍戒台、秋坡”在戒台寺,自四月初八至十五止,天下游僧毕会,商贾辐辏;“观佛蛇”在潭柘寺,“白天上香礼佛,夜晚古村借宿”,上万的游僧和善男信女涌身庙寺,明代西山已成为京城百姓春游的固定场所。 

        为加强北部边防,明代在西山深处的长城沿线建有镇关城、沿河城、斋堂城、天津关、沿河口、房良口、王平口等城堡和关口。“沿河以山为城,以河为池,乃京师咽喉之地”。再加上西山盛产煤炭和山货,古代多靠骆驼队、骡马队外运,形成由敬香、军防、商旅等三类古道汇集的西山古道文化,成为西山又一道独特景观。此外,西山还有古村落文化、教育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名优土特产文化。就像一本巨著,有读不完的北京历史、文化、资源和财富,需要我们不断地去认识和发掘。

        (作者:王越,首都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