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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中国

        陈培永

        着眼于在新时代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话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习总书记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既是理论命题又是实践命题,它不仅面临着理论话语创新和理论体系完善的问题,还面临着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提出合理方案的问题,为此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努力去做。

        提升话语表达吸引力,需要分领域、分层次地、针对性地进行突破

        虽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但当代中国理论阐释、理论文章的表现形式、话语体系还在一定程度上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存在着在政治领域过于意识形态化,在学术领域过于抽象思辨化,在大众领域吸引力不足等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必须借助更具吸引力的话语表达出来,采用更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为此需要分领域、分层次地有针对性地进行突破:政治领域多在思想性上下功夫,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感悟到作为思想、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只有厚重的、有预见性的思想才有穿透力;学术领域多在现实性上下功夫,注重立足实践的学术关怀,应该聚焦直面现实问题的回应、理论体系的拓展,开创性地提出有说服力的、有预见性的中国理论;大众生活领域多在鲜活性上下功夫,注重接地气的语言表达,利用好主流媒体、网络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传播平台,实现官方话语和民间话语的对接。

        拓展相关核心范畴,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由理论、民主理论、正义理论、人权理论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已经搭建起来,围绕基本范畴已经形成了众多的理论主张,而且其立足实践的特质也保证了足够的说服力和现实影响力,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从严治党等方面的理论。但囿于中国改革开放仅四十年左右的历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基本范畴还不够全面,围绕业已形成共识的价值理念还尚未总结到位。比如关于国家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理论因提出时间不长,仍需进一步系统阐述和丰富,而对一些更为形而上的政治哲学范畴,比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人权等,相关理论的系统建构仍需完善。     可以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的自由理论、民主理论、正义理论、人权理论至关重要,理应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重点攻关的课题。

        回应现实问题,面临着如何规制资本逻辑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剧,中国也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必须要坚持问题导向,在实践层面进一步推进、完善中国方案。

        坚持问题导向,必须明确定位当前中国应该抓住的重要工作。我们要进一步审慎思考主要任务从生产力发展向生产关系理顺、解决社会矛盾,向实现民主法治的转变问题,在解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同时,提高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水平。用实践说话,我们应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现实问题,比如生态环境治理、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等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面临着如何规制资本逻辑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难题,现代社会离不开资本运作,不可能杜绝资本,如何能发挥资本运作的积极作用,又能遏制资本逻辑的扩张带来的负面效应呢?我们应该明确,当代中国绝不是资本力量可以操控政治、掌控一切的国家,资本运作不能以资本扩张为本、以财富创造为本,而应该以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提升为本,资本扩张不能是不受规制、可以不顾一切后果的扩张,这些底线或原则必须要坚持。

        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应该是理顺权力、资本与劳动关系之后形成的方案

        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是中国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终将体现在影响世界、改变世界上,它因此不仅要立足于中国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要放眼全球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道路能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什么样的具体方案?中国方案是什么样的,如何来描绘?现在已经可以去设想,这个方案应该是理顺权力、资本与劳动关系之后所形成的方案,不像西方国家已经完全给资本进入政治以合法性而导致权力变成“资权力”,当今中国则是世界上唯一有可能杜绝资本操控政治领域的大国。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和规制政府权力,保证权力的公正性,借以遏制资本的盲目扩张,让资本运作限制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并激发劳动一方的主体性,切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形成权力-资本-劳动三者之间的有机融合和相互制衡,我认为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将要对人类社会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

        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通过通力合作规制资本逻辑的扩张,走向全世界范围内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在中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会不断把中国方案完善起来。我们应该有这种理论自信,应该有这种实践自信。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从“义利双收”到“义利并举”

        许嘉璐

        中华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思想,中华文化之所以能绵延数千载,与此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当前,要客观地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澄清长期以来认为儒家(儒家思想或儒家学说)“保守”“重义轻利”“反对新事物”等误解。

        儒家真的保守吗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粮食等农作物是社会第一需求,当商业活动以及由商业带动起来的手工业威胁了农业生产时,统治者就要抑末(商)兴本(农),贬斥其为“淫巧”。在整个帝王时代,社会一直在平衡农-商-工这三者的关系。后来,这被认为是儒家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其实是一种误会。

        实际上,儒家不但不守旧,相反,是讲究与时俱进的。儒家学说自身两千多年来的演变与发展,对佛、道的包容并从中吸取营养,以至到宋代完成了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完善,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哲学最高峰。此时发生了儒家内部的义利、王霸之争,兴起了“义利双收”的理念。儒家这条逐步改进发展的道路可以简约如下: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汉儒(马融、郑玄等)-唐儒(孔颖达、颜师古、韩愈等)-宋儒(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等)-明儒(王阳明、王夫之等)。可以说,儒学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都明确显示了儒学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的态势。

        儒家真的“重义轻利”吗

        从历史上看,在《二十四史》中有14部“史”都列有有关商业流通的专传和论述。例如《史记》有《平准书》,《汉书》有《食货志》等。在这些“书”“志”中叙述了古代与当时农业等生产和货币间的均衡、失衡关系以及朝廷所采取的措施。正如司马迁所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因而必须高度重视。汉代还在朝廷的主持下为盐、铁是专卖还是由民间经营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其成果就是著名的、历代不断征引的《盐铁论》。此后,历代(主要是时间较长的朝代)朝野就“利”和“义”(实际上也是“王”与“霸”)的辩论时时出现。尤可称道的,是宋代儒学中出现了浙东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陈亮就是主张事功,即注意经济的,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他曾经和朱熹就义利、王霸问题往复辩论,长达十一年。其后,“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一脉主张:“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他们甚至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概而言之,他们根据已经发展了的农业生产力(生产工具、方式和效率)以及手工业、商业的发达,提出了四业平等的思想。显然,在这思想中蕴含着“义利并举”的理念。这是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又一例证。

        儒学能否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

        过去,对儒学的批判中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这就是按照儒学内在元素,是否能引领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由欧洲人用坚船利炮给我们送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我认为,说从儒学或扩而言之,从中华文化中生长不出工业化、现代化,这是一个没有经过认真论证就做出的主观结论。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手工业到了明代已经相当发达,虽没有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但工具的进步已经达到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水平(有的至今还不能用现代机器代替);民间金融开始出现;南北航运快捷方便。理论建树上,出现了直接继承宋代以后儒学的一支“永嘉学派”为代表的“义利双行”学说,并有了发展,主张“利生”“事功”,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当然,要纠正当今人们在这一点上对儒学根深蒂固的误解,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坚信:世界上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进步的速度是有差异的,并不都是线性发展的;凭着中国人的智慧,凭着儒学的博大兼容,中华民族不可能必须等着欧洲人给我们带来现代机器和商业。而且,如果中国从自身文化的元素中生长出现代化、工业化,一定不会和西方的现代化、工业化完全一样,一定有自己的特色,即和谐、稳定、温和、人性。近两三百年间,中国落后挨打,不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宿命,而在于制度的腐败和由此造成的封闭,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动力渐渐趋于枯竭,又没有了与异质文化冲撞的外动力。

        (作者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选好做学问的“看家书”

        冯天瑜

        理论思维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一个以人文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人所必须要下功夫的方面。我在这里想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他是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应该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第一人。张先生谈道,一个学者要想培养、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先生问我有没有什么“看家书”?虽然原来没这个概念,我当时马上想到有三本书是我的“看家书”,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这三本书。

        黑格尔《历史哲学》

        我的第一本“看家书”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几本书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讲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点时,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家的《历史哲学》已经完全被翻烂了,书的角都已经变成了圆形。这本书我从20几岁就开始看,后来我做文化史研究时也经常看。这本书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日耳曼就达到了顶峰。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从印度、中国开始的,但是后来就到了欧洲,最后就到了日耳曼,到了德国。这些观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日耳曼成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史,我觉得他的概括能力之高、之深是空前的,好像也是绝后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够达到《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史有这样的一种高屋建瓴的分析。书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我们可以修正,可以不赞成他的很多具体观点,但是它确实对我们有益的。

        王夫之《读通鉴论》

        我的第二本“看家书”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必读之书。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了很精辟的评述,他对从秦汉或者说战国后期,一直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这个地方)的各个时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都加以解释。

        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资治通鉴》专门有表述,但王夫之的分析非常精彩。他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全然是出于他一家之私,完全是为了他的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万世能够传下去,绝对不是为了天下。如果封建就很危险,同姓王、异姓王很容易造反、闹分裂。他实行郡县制,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这叫做“流官”,流动的官。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是世袭的,那不能随便动摇。王夫之认为虽然出于帝王的私心,废封建、立郡县,但是这也使得国家有了安定统一的可能,这就大有利于天下。所以王夫之评论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做法是老天爷借秦始皇之私而行天下之大功。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而且应该是非常准确的。像这样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里面比比皆是,比如汉武帝大用兵导致从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淀的财富到武帝的时候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武帝的这个做法在后世历来是受到很多人批评的,但是王船山也指出,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有很大的问题,耗尽天下之财,但是他也使得国家得到了大利,给了正面的评价。类似于这样的分析突破了不少儒者仅仅只是从所谓的仁义学说出发来论述,而且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仁义学说窄化的缺点。王夫之有一个更宏大的见解,把仁义放大,而不是简单的妇人之仁,应该说也是深刻的见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我的第三本“看家书”是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建议学文史哲的人要认真地读一下。我觉得《明夷待访录》把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完全可以跟当时西方17世纪的作品做比较。当时西方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这些都成为了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构的基础,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完全可以跟它们相比肩,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

        比如,黄宗羲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高度地赞扬“古之君”。“古之君”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看,就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这些古代的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因为他们是“天下为公”。其实黄宗羲的这种思想以及后来孙中山提到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关于巴黎公社“三原则”的思想,就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致的。第二篇是《原臣》,讲臣子,他谈到一个思想,就是臣和君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他说臣和君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些人扛木头,前面的人唱“呼”,后面的人唱“嘿”,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君臣是主奴关系,提出“君臣同事”论很了不起。再比如他的《学校》篇,他认为学校不仅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是一个议政的机关。他提到要“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议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把是非公之于天下,这是他很了不起的思想。

        要提高我们的义理水平、理论水平,需要认真地去阅读、钻研这些经典,不是随便看一下,而且你还要挑选经典,我并不是推荐《历史哲学》《明夷待访录》这些书,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你的专业、爱好等选择好“看家书”。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所教授)

  • 书林折枝

        “四个伟大”的逻辑与内涵

        党的十九大把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提出来,是我们党的一个理论创新。韩庆祥、张艳涛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论“四个伟大”》,系统阐述了“四个伟大”产生的时代背景、形成的逻辑与内涵、内在联系、实践要求,及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作者认为“四个伟大”是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战略、引领全局的总蓝图,是谋划工作的总坐标和推进工作的总抓手。  (肖楠)  

        讲述中国改革的道理

        中国改革已然成功,活生生的现实就在眼前,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中国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此中的奥妙、经验、法宝,国人关注,世界亦好奇。徐斌等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改革为什么能成功》,讲述中国改革的道理,分享中国改革的智慧,传递中国改革的自信。该书在新时代的时空背景下,从十个方面探讨了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兼具深刻的理论性、透彻的解释力和强烈的现实性。(刘薇)  

        社会主义500年编年史

        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回顾历史有利于更好地展望未来。闫志民、王炳林、贺亚兰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主义500年编年史》,分上册世界篇和下册中国篇,分别展现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历程,既有每个历史时期的综合论述,也有大事记的梳理,脉络清晰,史论结合,相信对于全面了解社会主义500年的历史具有帮助,也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单小福)  

        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结构的重塑

        《重塑:信息经济的结构》,张翼成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系统分析了传统经济学的缺陷,首次将“信息”这一重要的无形产品真正纳入经济解释的分析框架,引入了分配、创造的新范式,为新经济提供了与之配套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政策,为信息时代的蓬勃发展贡献具有启发性的原创思想,为构建信息经济的理论体系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石。(左明仁)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