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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

        郑林华

        今年是新民学会成立一百年。百年回望,更可见墨家精神对于新民学会之深刻影响。

        “只因生平有大愿,摩顶放踵所不顾”

        诗人郭小川1952年在湖南参加土改时,曾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1913年到长沙念书,1923年离开,……这十年中,五年半念书,在第一师范解决革命方向问题,反帝、反军阀,新民学会(八十人)是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前身,当时没有政纲,但有浓厚的政治倾向,毛的学问和知识打下了最好的基础。……在一师,能力、道德的修养很多。杨昌济给他很大影响,是个道学先生,此人研究康德哲学的,要有崇高的道德,不做官,生活朴素,对工人态度好,教书严格,口奉严格,喜欢好学生,故一批最优秀的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康德本身就是工农,生活非常严谨的,比较接近下层的,替社会做好事,理想主义。徐老(指徐特立。笔者注)也有影响,也是讲墨子精神的人,杨昌济也讲究实际的。”

        易白沙是近代著名学者和民主革命家,深得孙中山等器重。易白沙1916年下期至1918年上期在一师担任国文和历史教师,成为毛泽东的老师。他好先秦诸子,尤喜墨子,为人任侠,力图弘扬墨子的尚同、非攻、兼爱等主张。毛泽东对易白沙非常钦佩,经常到易白沙家中请教,与他相交甚笃。易白沙对毛泽东也非常赏识。他曾为一师全校学生演讲,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易白沙一生特别推崇墨子,这一点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崇尚墨子,无疑是有影响的。

        朱剑凡深受谭嗣同等人学说影响,崇尚侠义,1913年曾兼任一师校长。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经常向他请教,两人建立起师生关系。1918年春,毛泽东为成立新民学会之事征求朱剑凡意见,并邀他入会,朱慨然应允。朱剑凡对新民学会的宗旨非常赞赏,在他影响下,周南女校的向警予、蔡畅等11名学生和2名教员纷纷加入新民学会。

        此外还有谭戒甫、袁仲谦、石蕴山、唐增璧等教师对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推崇墨家思想也具有一定影响。

        “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

        毛泽东进入一师初期,就在同学中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包括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陈昌、陈绍休等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他们大都符合毛泽东指明的“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要求,也使新民学会具有明显的墨家色彩。

        在1918至1919年前后,“那时,毛主席很佩服和森,其思想受和森影响甚大。”“和森只云他本人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但尚未云毛主席也信共产及俄人,只云毛主席也崇拜墨子。”

        蔡和森则“很尊重墨子而不尊重孔子”。1918年底和1919年初,他在留法预备班上大讲墨子。据唐铎回忆:“我记得他带着有关墨子的许多书,给我们滔滔不绝地讲解,还教我们阅读。……他不仅反复宣扬,要求我们背诵墨子的文章,而且要我们向墨子学习。……他说过列宁在苏俄实行的与墨子的理想近似,但比墨子的学说更彻底、更深刻、更伟大。”

        向警予1912年秋进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是朱剑凡和徐特立的学生。蔡畅回忆:“初时,警予对于古代墨子博爱的哲学非常倾心,因此学校里人家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墨子’。”

        张昆弟日记可以证明他明显受墨子思想影响,仅举一例:“墨家以墨翟为代表,墨子和弟子们都吃苦耐劳,‘量腹而食,度身而衣’,‘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家‘非攻’(反对侵略战争)、‘非乐’(摆脱划分等级的礼乐束缚)、主张‘兼爱’(博爱)、‘尚同’(上下一心为社会兴利除弊)、‘尚贤’(不分贵贱唯才是举)、‘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勤俭节约)、‘节葬’(反对厚葬)。”

        新民学会会员中坚持墨家精神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匡互生,毛泽东称他为“苦行僧”,熊梦飞称他“有墨子之苦行,有托翁之泛爱;以教育为生命,以人类为弟兄”。匡互生认为:“墨家超乎九流百家之上,无我无私,无逸,乃最彻底者也。”匡互生临终遗嘱裸葬,裸葬也是墨家节葬主张的体现。

        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从新民学会规章也可以看出学会是带有墨家学团性质的团体。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还规定会员必须遵守五项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墨子批评儒家虚伪,毛泽东等会员之间坦诚相待,经常互相阅看对方日记;墨子批评儒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要求“自苦为极”,毛泽东要求会员不要坐人力车而要步行,主张作工;墨子批评儒家大办丧事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批判统治者在衣食住行上的奢侈腐化剥夺了下层人民的生存资料,墨子最讲究节俭,明确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毛泽东也要求会员艰苦朴素;至于禁止赌博和狎妓,都是道德品行上的要求,与墨家“绳墨自矫”也非常吻合。

        墨家最主张互助,按照墨子的说法是“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反对“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墨家的这些特点在新民学会中也有体现。

        一个人要想成为墨家的忠实信徒,并非易事,除了必须能忍受生活上的艰苦、必须怀有对人民的博爱之心,还必须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墨家倡导“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就是随时用各种严厉的规矩去规范自己的行为与人格,以备在天下需要自己时挺身而出,牺牲自己,匡扶正义。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要为天下人谋幸福,要为中国求独立。时代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历史使命,而他们也担起了历史和时代赋予的重任,正如学会的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那样去“改良人心风俗”,以备时代之急用。

        庄子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这段话同样可以用来称赞毛泽东、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先进青年。他们像墨子一样发自内心地热爱国家、民族和人民,即使穷困潦倒形容枯槁也不放弃自己的主张,真是救国救民的才能之士! (作者为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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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新民学会成立一百年

        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根据《礼记》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于1918年4月14日在湖南长沙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成立的进步团体。经过讨论,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新民学会成立后,为了打好基础,毛泽东主张,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以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学会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

        在“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还领导了驱逐镇压“五·四”运动的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五·四”运动后,由于大多数会员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学会宗旨被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1920年下半年,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后,学会逐渐停止了活动。

        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曾湘民)  

  • 为中国内部事务裂变提供了契机

        马勇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爆发。中国的北洋政府先是“中立”,后于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1918年11月11日,协约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标志着持续四年之久的一战宣告结束。中国作为协约国参战,也属于战胜国。一战胜利,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带给中国一系列深刻影响。

        一战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一战主要发生在欧洲,因而在二战之前一般都称为“欧战”。中国原本和欧战毫无关系,欧战的爆发与结束,却都为中国内部事务的裂变提供了契机。

        1912年诞生的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家,也是全球民主化浪潮中第一波最大的国家。中国能够走出帝制,走向共和,是一件了不起的历史大事变,是对几百年西方迅猛发展的积极回应,所以尽管有点突兀,超出中国人预想、规划,但在历史大变动当口,除了极少数清醒的,或者具有浓厚眷恋情感的,更多人并不觉得有多大问题。袁世凯也在大总统就职誓词中表示:“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共和元年,民主早春,中国政治气氛确为前后几十年较好的时期。

        尽管之后发生了“宋教仁案”“二次革命”,但共和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又确实不足以解决中国问题。重回帝制风险太大,尽管那时共和不过三年。欧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契机。

        战火燃起不到一个月,日本成为欧洲以外第一个参与这场战争的国家,就近攻占德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青岛,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的文件,即著名的《二十一条》。在日本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权衡利弊,中日双方于5月25日签署《民四条约》,原“二十一条”中最有害于中国的条款予以删除。

        中日交涉让袁世凯和他的同僚深感中国的弱势,在交涉同时,他们也在思考症结在哪儿?就在这时,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专谈君宪救国的理由、民主共和的不适,建议袁世凯弃共和,回君宪。袁世凯高度认同杨度的观点。此后的帝制运作,其思路均可从杨度这篇长文中找到依据。一战引诱中国重回帝制,这个契机被杨度、袁世凯敏锐捕捉到。

        一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是一战之前半个世纪中国人不曾怀疑的根本方向。假如不是欧战,中国也会不断反思,但欧战让中国人恍然有悟,似乎学习西方就是一个根本错误。

        严复是鼓吹学习西方的先驱者,自甲午战争爆发二十年来孜孜不倦鼓吹天演、进化、适者生存。然而欧战给严复当头棒喝,让他觉得过去二十年找错了方向:“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就知识背景而言,没有谁比严复更有资格谈西方谈欧战,“复自欧陆开战以来,于各国胜负进止,最为留神,一日十二时,大抵六时皆看西报及新出杂志也”,从中编译一部分成《居仁日览》,差不多日出一册,以供袁世凯参考,因而严复的观察并非虚言。

        严复对西方失望是有根据的,西方几百年发展,太刻意追逐物质,忽略了人的心性,结果让人类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场欧战大约六千万人参战,两千万人受伤,一千六百万人死亡。至于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场战争让许多知识精英警醒。

        德国人斯宾格勒在大战结束那一年出版《西方的没落》,仅从书名就能感到战争的阴影。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没落是一个无法阻止的趋势,是历史危机的一个必不可免的外在表现。资本主义存在不易克服的矛盾,在马克思、列宁那里都有深入分析,他们的批判、忧思,促进了社会进步。欧战惨状让西方知识精英再度惊醒,发表了大量批判性言论,反省几百年发展中的问题,转而倾向于东方文明。据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大约自从杜威来到北京,常说东西文化应当调和;他对于北京大学勉励的话,也是如此。后来罗素从欧洲来,本来他自己对于西方文化很有反感,所以难免说中国文化如何的好。因此常有东西文化的口头说法在社会上流行。”西方已然没落,东方一枝独秀。

        西方知识精英带给中国新的希望,中国知识精英也开始相信自己的文明可能并不是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堪。由此引发出两个问题,一是逆转了近代以来学西方的方向,一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欧战使中国人对过往几十年学西方产生了莫名怀疑,进而反思。这种反思引出一个新思路,即贺麟先生后来所规范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儒家精神在经历了几十年低谷后,终于因欧战而面临一次机会。

        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人的一项选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改变人类历史走向的大事变,中国受到的影响是一连串的,因日本出兵引发青岛问题、二十一条问题、巴黎和会、五四运动、新儒学发生,但最重要的,还是俄国一系列变化尤其是十月革命。

        俄国最早介入一战。但俄国内部矛盾极端尖锐,当俄军队在前方厮杀时,二月革命爆发,很快组建以贵族和前贵族为主体的临时政府。然临时政府软弱无力,人们日常生活受到极大影响,怨声载道。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列宁领导的新政府发布《和平法令》,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罪行,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停战谈判,签订和约,不割地不赔款。苏维埃还宣布废除土地私有制,无偿没收地主、皇室、教会的土地,实行土地平均分配。这就是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更深刻影响了中国。1918年春,严复对他的学生说,“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流之中,受东西迫拶,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严复不清楚中国未来走向,但他预感到俄国变局一定会影响中国。

        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十月革命后中国人的一项选择。1918年,《劳动》杂志所刊文章中写到:“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现在社会不善的原因,以后处处皆要发现的,毫不稀奇。”

        均贫富,等贵贱,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传统。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几千年社会基本法则。到了近代,当中国回应西方,走上工业化道路,极大丰富了社会财富之后,中国的社会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特别是近代以来批量出现的富人、巨富,他们本是社会希望,是工业文明引领者。然而就像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一样,中国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晚期初生,原始资本的积累极端残酷,社会贫富差距达到历史上无法容忍的程度,因而对社会主义极为敏感,最容易接受。据梁漱溟回忆,民国元年,十九岁的梁漱溟看见幸德秋水所著《社会主义精髓》,“自己仔细思考,确悟产业私有制度的罪恶。私产是引诱或逼迫人堕落的根源这个意思,我认的非常真切,一切自己的行动感情,完全受这个思想的支配。觉得坐人力车也是一件很不忍的事情。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看见两个巡警,用白绳牵着一个小偷走,我看了非常的愤怒,以为这全是私产制度的罪恶,与他何干,愈想愈气,直欲夺而释之,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做人最真实的时候。”因此,中国人对十月革命的欢呼,社会主义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

        一战留给人类巨大遗产,也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一百年过去了,人类还在消化这些遗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竞争,依然没有让历史终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担当思想:
    儒家思想的底色

        徐月高

        崇尚担当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气质和精神底色,始终贯注于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思想长河。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担当思想。周公劝诫“敬德保民”、孔子主张“当仁不让”、孟子期许“舍我其谁”、荀子倡言“人定胜天”、曾子践行“三省吾身”、张载立德“民胞物与”、王阳明阐明“知行合一”、顾亭林提出“匹夫有责”等,君子志在担当,忧乐天下,是儒家脉动的“道统”,薪火相传,绵延千年。所谓担当,就是“接受并负起责任”。

        坚定政治理想

        儒家“尚志”。孔子推崇“士志于道”,喟叹“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主张“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惟义所在”的道德律令下,大丈夫应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为此,历史上涌现了一批批不屈不挠,勇于抗争,不怕牺牲,冒险犯难,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仁人志士。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也就是说“天下为公”是儒家的“终极价值”。

        砥砺为民情怀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儒家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即强烈的民本思想和家国情怀,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担当为民,是儒家推崇君子行为的价值归依和精神动力。无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立德立功立言”,说到底担当是对个人私利的超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则是对这种家国情怀和民本思想的生动写照。

        勇于任事负责

        儒家认为,责任是担当最核心的内涵,一分担当就是一分责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可以由尽责的多寡和范围的大小来衡量。共产党人的担当是对责任的一种“守望”。古人讲,“义不避难,事不逃责”。是否能够尽心履责、勇于任事,这是检验党员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古人认为:“仕废其事,罪也。”儒家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在其位,谋其政”,显其忠,尽其责。党员干部的担当,根本体现在干事上,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马克思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善于克难破险

        古语云:大事难事看担当。在大事难事面前,最能显示担当,最能考验担当。自古圣贤多磨难。孔子一生“席不暇暖”周游列国,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饱受磨难,还被人说成是“丧家犬”。这就是一个生动的缩影。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干事创业的道路上从来不会一帆风顺,面对困难和挫折,就是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胆魄。惟其艰难,才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作者为《中国组织人事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