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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姐被害 滴滴是否该担责?

        俆星星

        新闻背景

        上周,一则一名空姐深夜滴滴打车遇害的消息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虽然滴滴平台已公开道歉,但其究竟是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问题仍受到热议。出行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乘客又当如何维权呢?

        1. 顺风车司机准入门槛低于网约车

        众所周知,滴滴出行平台提供出租车、快车、专车、顺风车等多种出行方式,各自运营模式也不相同,由此直接决定滴滴平台在其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及责任定位。

        此次遇害空姐所选择的是顺风车。所谓的顺风车模式,就是滴滴打车平台为出行路线相同的私家车主和搭车者提供信息匹配服务,在西方这种私家车共享行为十分流行,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停车位紧张。私家车车主在滴滴打车平台发布自己的行车路线,并通过平台接受他人的合乘需求,与搭乘者达成搭乘合意,搭乘者向私家车主支付明显低于出租车的费用,目的在于分担开销。

        2016年11月起施行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也就是说,在网约车业务中,平台就是承运人,消费者是和平台发生合同关系,而不是和司机本身。但该办法第38条又明确提出“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按城市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即该规定将顺风车排除在了网约车的承运人责任之外。随后,各地在发布网约车实施细则的同时,也出台了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

        从司机准入标准来看,暂行办法规定了网约车司机必须“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无暴力犯罪记录”;而顺风车的司机门槛要低得多,只需要向平台提供身份证等证件,并没有前科记录调查等。以北京为例,《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只规定了“京牌”“1年以上驾龄”“提供合乘服务每车每日不超过2次”等。又如郑州市的相关规定中,也只明确规定了合乘趟次与收费标准,对车主资质并未有明确限定。同时,郑州市的指导意见也明确了平台在顺风车出行中的责任:“私人小客车合乘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行为,为合乘各方自愿的民事行为,相关权利、义务及安全责任事故等责任由合乘各方依法、依约自行承担。”不仅如此,滴滴顺风车的用户协议也通过格式条款排除了滴滴的法律责任:顺风车平台提供的并不是出租、用车、驾驶或运输服务,我们提供的仅是平台注册用户之间的信息交互及匹配服务。由于车主原因造成行驶过程中的安全事故,车主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对信息审核不严应承担相应责任

        那么,当用户选择顺风车时,作为提供居间服务的滴滴平台究竟负有何种法律义务?

        我国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可见,作为居间人的滴滴平台,其义务是为委托人双方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那么,进行严格的信息审核义务,为委托人双方提供真实、准确、合格、合法车辆及驾驶服务,并进行必要的安全管理和保障工作就是平台法律义务的具体内容。如果滴滴平台隐瞒了订立合同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用户利益,此时需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信息审核义务是平台的基础义务。作为提供出行搭乘居间服务的平台,提供真实准确、合理合法的信息是居间人的首要义务,也是确保平台生命力的重要前提。平台两端的乘客和司机完全是基于出行信息发生法律关系的,滴滴平台应当依法合规地审查司机和乘客的具体信息,由于信息审核不严而发生的纠纷,滴滴应当按照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责任。

        按照滴滴公布的自查信息,此次空姐遇害案件中,接单账号归属于嫌疑人父亲,且正常通过了滴滴顺风车注册时的三证验真、犯罪背景筛查和接首单前须进行人脸识别等安全措施。嫌疑人刘某属违规借用其父顺风车账号接单。滴滴平台发表的声明称,原有的夜间安全保障机制不合理,导致在该订单中针对夜间的人脸识别机制没有被触发。此外,嫌疑人刘某在案发前曾有一起言语性骚扰投诉记录,客服五次通话联系不上嫌疑人,由于判责规则不合理,后续未对投诉做妥善处理。这些具体细节均可以作为判断滴滴未履行严格审核信息义务的重要依据。

        安全管理和保障义务是滴滴平台的重要义务。居间信息之下的居间服务才是平台提供的内容,信息只是媒介和表现方式而已,归根究底,滴滴平台应当为乘客和司机提供合乎约定的出行服务。审核完毕信息并不意味着其义务的终结,出行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和保障更应严格审慎地完成。安全保障义务的实现不仅包括严格的事前准入,更是应当贯穿于过程监督、事后协助整个过程。

        当前,针对滴滴平台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还存在争议,焦点集中于平台是中立的,还是针对其理应发现和可以避免的侵权行为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禁止措施。如果任由其发生,则平台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打车平台具备客观的技术能力及获利驱动,有义务承担起更大权重的法律责任。空姐遇害案中的滴滴平台履行义务的完成程度究竟如何,因目前所了解的具体事实有限,尚无法对滴滴平台法律责任妄下定论,但其法律责任绝不是格式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可以排除的。

        3. 搭车前核对司机身份和车辆信息不可省

        除了探讨滴滴平台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之外,人们更应提高自身维权意识,避免侵权行为的发生。

        出行平台应尊重和保证用户知情权,乘客则应充分行使知情权。公布在平台上的各种协议及注意事项,乘客使用之前应当阅读并熟知,遇到疑问时可以咨询平台解决,避免遗漏格式性条款而损害权益。

        出行前,乘客对平台司机的车牌号、手机号等信息应做到熟知,且分享给亲人或朋友,以免不时之需。乘车时,应当注意核对司机身份和车辆信息与平台上提供的是否一致,一旦发现疑问情况,应当果断拒绝搭乘并且及时投诉,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而疏忽核对出行信息。同时,乘客应当注意保护自身信息,搭车时提高警惕意识,不要向陌生人轻易吐露自己的职业、家庭住址等。

        出行平台大多建立了对司机的投诉、评价机制,乘客在遇到不合规、不合法行为时,应及时投诉。如投诉无效,应及时向消费者协会等部门进一步反映,问题严重时可果断报警。出行平台针对投诉也应积极作为,针对其中存在侵害乘客但未造成重大后果的行为,应进行汇总,显示在司机评价中,供乘客参考。同时,对于造成重大后果的司机,平台应考虑公布最终处罚结果。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被流浪狗咬伤 该由谁赔偿?

        毕晓宇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一小区附近多人被同一流浪狗咬伤,引发了附近居民的不安。同一天,湖南省衡阳市一小区内,也发生了“疯狗”多次咬伤人事件。 “狗患”是城市管理难点,饲养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者或管理人该承担何种责任?被伤害后,受害人应如何维护自身权益呢?

        逃逸动物伤人原主人仍担责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有专门章节对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所作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或者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尤其是后面的条款,适用更为严格的无过错责任,且不得免除责任或者减轻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二条是对遗弃、逃逸动物致人损害的规定:这类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其中,遗弃动物致人损害责任是指动物的所有权人放弃所有权,不仅损害动物福利,而且因被遗弃动物自身存在危险性,严重威胁公众安全。逃逸动物仅为脱离原所有权人的管理,但所有权关系没有发生变化,造成他人损害后仍应由原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责任。

        侵权责任法还规定: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条款是第三人有过错时责任划分,以及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如何行使的规定。当第三人有过错时由其承担责任,饲养人或管理人可免责,但其与第三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即受害人可以选择向饲养人或管理人主张赔偿,饲养人或管理人赔偿后再向第三人追偿;受害人也可以直接向第三人主张赔偿。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此时受害人自身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应适用有关免除或者减轻责任的规定。

        公共场所承担相应补充责任

        城市中的流浪狗,一小部分是因自行走失而脱离饲养人,绝大部分是人为遗弃。流浪狗伤人应适用上述第八十二条的规定,但伤者获赔的难点在于原饲养人或管理人的确定。如果能够查明流浪狗的原主人,应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有过错的,可以减轻原主人责任。但如果无法查明原主人的,则无法确定赔偿责任人。

        除上述规定外,我国侵权责任法还对安全保障义务人规定了相应的补充责任: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上述公共场所管理人即安全保障义务人,其在自身管理范围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需对进入其管理范围内的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被流浪狗咬伤的地点在上述具有管理人的公共场所内,在原狗主人无法找到的情况下,伤者可以要求公共场所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根据我国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协助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安全防范工作。发生安全事故时,物业服务企业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应当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救助工作。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出入、通行、活动的场所,小区也属于公共场所,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过程中应对安全防范工作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如果在小区内部遭遇流浪狗咬伤,在原狗主人无法找到或者无法承担全部责任时,物业公司是否应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呢?实践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考察以下几点要素:一是结合物业服务企业对预防、控制损害的能力,对物业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判断,如是否有安全设施、定期巡查、设立警示牌等;二是被流浪狗咬伤与物业服务企业疏于管理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三是受害人是否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除了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中规定的受害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节外,还应考察受害人是否未经允许擅自进入封闭小区等因素。而且,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并非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应考虑上述几点因素,公平合理地确定承担补偿责任的范围。

        文明养犬和严格执法应结合

        为了规范养犬行为,我国各地纷纷制定了养犬管理法规。然而,目前社会普遍性违规养犬现象仍然存在,如随意遗弃等,这一方面说明养犬人的文明意识、守法意识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地方养犬管理规定仍未发挥应有作用。如很多地方的养犬管理规定中,都明确了公安机关、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组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分工,同时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基层组织的协助义务进行了规定。然而,实践中却少见相应的部门对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惩处,造成了“法不责众”的社会现象。

        治理城市“狗患”应多管齐下,在加强犬类饲养人的文明养犬规范教育外,相关责任部门应对违规养犬行为严格执法,同时对遗弃和走失的流浪狗加强管理。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 直播打赏
    亟待法律规范

        王冷

        近日,一位北京大妈在某直播平台打赏男主播30余万元,被女儿们发现后,气得要跟她断绝关系。大妈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去找男主播索要打赏钱款。然而,男主播一改往日亲切态度,不仅拒绝退款,而且与大妈发生了肢体冲突。后经民警调解未果,大妈欲寻求司法途径继续索要打赏钱款。

        这不是第一起由打赏引发的热点事件。此前,有未成年人趁父母不注意,巨额打赏主播事件;职场新人为打赏主播,不惜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钱财;已婚人士为打赏主播倾家荡产,引起激烈家庭矛盾……由此可见,非理性直播打赏会直接引发多重社会矛盾,危险性不容忽视。

        由于法律的滞后性,我国尚无法律法规明确规范直播打赏行为,导致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

        首先,需界定直播打赏的法律性质,以确定打赏者与被打赏者的权利义务。关于打赏的法律性质,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属于赠与,二是认为属于服务购买行为。前者认为,打赏者无论打赏与否都能观看网络主播的直播内容,并非通过支付费用换取表演服务,之所以打赏,是为了感谢内容提供者,因此属于赠与;后者则认为,打赏者与被打赏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惠互利”关系,被打赏者通过表演服务为打赏者提供精神愉悦,打赏人支付费用,这种行为不符合赠与行为中的“无偿性”,因此属于服务购买行为。如有的打赏者通过打赏来点歌,或者获取主播关注换取聊天机会、主播微信号码等。因此,打赏并非普通观赏,而是企图某些回报的一种提前支付行为。

        其次,需要明确网络主播的打赏收入属于何种性质,能否纳入个人所得税缴纳范畴以及缴纳方式,以解决“打赏”这一商业模式下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处于税收监管“真空”地带的问题。如上所述,如果直播打赏属于服务购买行为,那么主播的打赏收入就应纳入劳务报酬而非受赠财物,应当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2017年,北京市朝阳区地税局曾开先河让某直播平台代扣代缴直播人员税款6000多万元。但鉴于目前大多数网络直播平台直接参与分成主播的打赏收入,能否直接由平台代扣税,则也需法律予以进一步明确。

        最后,需要通过必要限制,引导网友理性打赏。如建立网络直播用户实名制,关闭未成年人账号的打赏功能;严禁网络平台内部人员虚假打赏,团队操作诱导“成瘾性打赏”,对此类恶意哄抬打赏金额的行为要严加惩治。此外,平台也应建立提醒机制,对于在一定时间内超过一定打赏金额的用户及时提醒,引导用户量力而行,健康消费。

        除了应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外,各类直播平台的自我监管和外部监管也需及时跟上,唯有多方合力治理,才能够使“打赏”更好地发挥其激励作用,促进互联网文化繁荣。

        (作者单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 多人共同举债
    如何约定借款接收方

        张翼

        案情回顾

        林某、王某作为共同借款人,与出借人唐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借款85万元,期限一年;林某还签了《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以其名下房屋作为担保。三人一同前往银行,唐某通过转账方式向王某账户汇入85万元。随后,林某称自己当时不在柜台,且并未实际收到这笔借款为由,要求解除对其房屋的抵押登记。法院认为,借款合同以及《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均系三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唐某完成了出借义务,债务人未偿还借款,不存在解除抵押登记的法定事由,因此法院驳回了林某的诉讼请求。

        以案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唐某是否已按约定履行了借款的给付义务。

        首先,在涉案借款合同中,双方约定由唐某将85万元借款打入“林某、王某名下账户”。但实际上,二人并未办理共同联名账户,因此唐某向他们中任一人名下账户转账均可。其次,三人是共同前往银行进行转账操作的,法院推定林某对此事理应知情。此外,三人还就涉案借款合同办理过强制执行公证,约定若林、王二人未按期还款,唐某有权持公证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已依据双方约定的联系方式,向林某核实过借款和还款事实,林某当时并未提出异议。

        法官提示,在存在多个借款人的共同借款中,各方当事人应对借款的给付方式及收款路径作出清晰明确的约定,以免出现纠纷给当事人带来不便。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