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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时代社会建设的理论底气从何而来

        魏礼群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四个鲜明特征

        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新时期。40年来,社会主义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我曾主编一套《当代中国社会大事典(1978-2015)》,记录大事,反映创新。统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伟大历程与巨变轨迹,可以清楚看出有以下四个鲜明特征:

        以保障改善民生为主线。我们党始终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加强社会建设的根本着眼点就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邓小平理论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不仅要让那些贫困群众真正过上幸福生活、实现全部脱贫,而且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的教育、稳定的就业、公正的收入分配、安全的社会保障网、健康的生活环境、自由平等的发展空间,乃至民主的政治、文明的法治、个人的尊严与体面的生活。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保障改善民生问题已然从以前的解决“温饱问题”向提高“生活质量”转变,成为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发展贯穿的一条主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改革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促进民生发展和提升的过程。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推进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建设,解决社会领域中的问题,需要进行体制机制上的改革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与进步,就是因为紧紧抓住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这个“牛鼻子”。包括社会治理模式取消人民公社体制,改革城乡二元结构,推行社区建设,发展社会组织,逐步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推进就业、分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体制改革。通过对政府管理部门的调整和职能转变,促进全国社会事业不断发展;通过大力推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优化事业单位构成,强化公益类事业单位基本公共服务属性;通过建立和推广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激活公共服务市场,使得公共服务的提供和传递更为有效、便捷和低廉。不断深化社会领域体制改革和管理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以法律制度建设为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党和国家逐步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这使得我国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医疗卫生、食品安全、扶贫、慈善、社会救助和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等领域制定了大量法律,各级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导向。公平正义是协调社会关系的根本尺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领域与公平正义最为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作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强调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先后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以及“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为形成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理论和制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丰富经验。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这些经验,对于继续推进新时代社会领域改革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也将为新时代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坚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立足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推进改革和建设,是我们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正确分析国情,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一切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谋划改革发展。推进社会领域变革和建设,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优势和长处,必须充分考虑更好保障人民主体地位和权益,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建设规模和速度要与经济建设和国力水平相适应、相协调,必须充分考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这些是社会领域变革和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使改革发展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和制度导向。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领域改革和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坚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相适应。社会建设和社会体制改革同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等其他方面体制改革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更张。要以世界眼光和宽广胸怀学习与借鉴外国在社会建设中的一切有益做法,但是,绝不能照抄照搬别国做法、别国模式。必须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主张的影响,确保社会领域改革发展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同时,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强化制度导向,着眼于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推进改革,注重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才具有全面性、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特别要依靠法治,强化法治。要以坚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构建新的有效的具体制度,让各项具体社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更加管用、更加有效。

        坚持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是推动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进展,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改革发展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都得益于不断地推进党的社会发展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越清晰、越深刻,改革举措和成效就越有力、越显著。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革故鼎新,勇于用时代发展眼光审视社会领域现状,推进社会改革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体制创新、制度机制创新。

        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社会变革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实践雄辩地证明,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可能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不可能把国家和社会治理好。加强党的领导是包括社会领域改革发展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决定了社会领域改革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样才能使社会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过去40年我国社会改革发展才取得了令人折服的巨大成就。要始终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并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领域改革发展,以昂扬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开创社会领域改革发展新局面。

        此外,坚持既弘扬优秀传统又借鉴国际经验,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也是我们的重要经验启示。

        (作者为国务院研究室原党组书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院长)

        本版供图:文和

  • 书林折枝

        讲述红色延安的故事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延安的故事》丛书,以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战斗和生活为素材,精选了约200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从理想信念、求真务实、联系群众、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五个方面,用事实和细节诠释了伟大的延安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价值追求,为党员干部提供了独特的“精神钙片”。                  (安可)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

        肖贵清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的文献资料为基础,从整体性的视角系统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书共十章,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及内涵、形成与发展、科学体系、内在联系、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理论基础、传统文化底蕴、价值取向和精髓等。            (楚竹)

        解码京津冀

        陈剑主编、燕山出版社出版的《解码京津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报告》,汇集了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诸多学者如连玉明、赵弘、祝尔娟、张国华、刘万玲等近两年的最新成果。对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是关注北京城市发展的人们来说,这是一部信息量很大且思想性强的好书。既有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解读,又有诸多未来趋势的描述,还有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毛雪峰) 

        中国产业政策的全方位解读

        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转型与升级等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产业政策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具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在既有的产业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产生了哪些问题?未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制定应依据什么?应该如何着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林毅夫、张军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产业政策:总结、反思与展望》系统地回答上述问题,对中国产业政策进行了全方位解读。  (胡及文)

        地方治理的逻辑

        地方政府是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了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也在增多,治理空间也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地方治理的逻辑》,是作者杨雪冬依据近年来兴起的治理框架,对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进行研究的新成果,从多个角度阐释了地方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对地方治理和政府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   (谷风)

  • 中日韩的儒学气质与国民精神

        陈来

        同为亚洲国家,中日韩三国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在精神气质上却呈现出明显不同,尤其在国家观、人生观上,可以说差异很大。

        由于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以汉字为基础、以汉文的典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很早就传播到东亚邻邦,在漫长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民族本地的传统不同,精神气质不一样,地理、历史、社会存在条件的不一样,造成文化的差异。比如秦汉时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其历史和社会发展以及文明的程度就不如中国。从地理来讲,日本是一个岛国,韩国是半岛国家,跟中国地理条件不一样。由于这些条件不一样,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韩国的儒学形成各自的个性和特色。

        一般来讲,很多学者认为,在理论形态上看,韩国儒学可能发展和关注的是一些比较抽象性的讨论,主要是16、17世纪(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后期)。像“四端”和“七情”,“四端”是人的道德感情——仁义礼智,“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四、七的问题,韩国学者在历史上有很多讨论。所以很多人认为韩国的儒学可能是比较注重内在性的、心理方面的,或者比较抽象的东西。

        日本儒学比较发展外在性的东西。比如日本江户早期的儒者贝原益轩,就比较注重对外在事物的研究,诸如花草树木等等自然界外在的东西的研究。另外19世纪中期荻生徂徕比较注重政治学的研究。

        但这里想讨论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韩社会跟西方还没有做全方位的接触以前,三国的儒学特别是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或者说三国儒学里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什么?精神气质换一个角度叫价值类型,就是一个文化里把什么价值看得最重要。比如一个社会把自由看得最重要,另一个社会把平等看得最重要,这两个价值体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关心在中日韩儒学结合本地的历史文化传统发展以后,它的精神气质各自有什么特点,各自的价值类型有些什么表现。

        中国的儒学推崇“仁恕”之道,日本儒学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更加注重“义”的精神

        简单做一个结论。如果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作为儒学代表性的价值,在中、日、韩各国儒学中都受到普遍的提倡。但因为历史-社会-传统的制约,不仅使得历史上形成的三国儒者的精神风貌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里面儒学的价值系统和其支配性的原理有所不同,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儒学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不同。

        中国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义”,也重视“忠”,但更推崇的是“仁恕”之道。日本儒学虽然也讲“仁”与“义”,但比起中国、韩国,更突出“忠”的价值。韩国儒学虽然在理论上兼重仁义礼智信五常,但比较起来从士祸的历史、从外患的历史,形成了一个更加注重“义”的精神。这些不同也反映在三国各自近代化的进程之中。

        比如中国的儒学以“仁恕”为原理,变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原理,一种对仁爱的平等价值的追求,因此在近代对西方近代文明半信半疑。中国人在这样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以仁爱价值观秉持的文化,在中西文明的冲突面前,很难坦然承认在“文明”上是落后的。这一切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像日本人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拥抱西方文化。近代中国人总是对西方的文明、理念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既打不过西方,又得跟它学,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造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迟缓。

        日本因为是突出“忠”和“勇”的价值,在接受近代文明方面较少受到价值的阻碍,对帝国主义没有根本抵触。所以在价值方面,在接受西方所谓近代文明的时候,日本比较少有价值的障碍。同时,因为日本文化突出的是特殊主义的价值原理,就是对主君的特殊主义的承诺,胜过了对普遍价值即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承诺,这使得日本终于为自己付出了代价。

        韩国充满“义节”精神的儒学,可以说造就了韩国近代民族的主体性,韩国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这不仅仅是在最近一百年才形成的,跟它自古代以来强调“义节”的精神有关系,所以“义节”精神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种促进的作用。

        如果综合起来,可以说“仁”包含的是一种和谐原则,“义”所凸显的是正义原则,“忠”体现的是秩序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是现代东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需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今东亚国家和地区,中日韩三国如果就历史文化传统来讲,都应该在进一步反思传统的优点和缺点的同时,能够吸取其他民族和地区一些发展的优点,取长补短,使每一个国家在精神成长和发展方面能够走向更完善,这样也有利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互相了解和建立一个和谐的未来。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 《传习录》的主题

        王晓昕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全部重要思想的主要表达,和这些思想发生、发展、形成的全部过程。《传习录》的基本思想就是王阳明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一条主线”“三大命题”来加以概括。

        “一条主线”即立志成圣。这是阳明自幼立下的伟大志向,他一生中的各个阶段,都在为实现这一志向做出不懈的努力。《传习录》中讨论的一个个问题,无一不是紧紧围绕这一志向加以展开。只要我们悉心阅读,深入思考,不难在字里行间发现他那始终未曾泯灭的良苦用心。

        “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这三大核心命题也是紧紧围绕“成圣”主题而加以展开的。“心即理”是他成圣之路的基本立场,“知行合一”是他成圣之路的不二功夫,“致良知”则是他创造性地揭示出的本体与功夫高度一致的实现成圣理想的根本宗旨。

        “心即理”之所以是成圣之路唯一可靠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在于离开了这个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成圣追求都是不可靠的和注定会失败的。宋儒以“性即理”为立足点和出发点的成圣之路,已被证明为不可行。陆象山虽亦以“心即理”为之立足,但其“心”限于“吾心”而非天下人之本心(良知),因而有点“粗”。

        “知行合一”这一命题在《传习录》中有多处表述,由于《传习录》各条是大致地依时间顺序辑录的,所以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一理论从提出、展开、深化到成熟的大致过程。知是知什么?行是行什么?知与行的合一又是什么?无外乎,“知”是“知良知”,“行”是“行良知”,真正知道了良知就是在行良知了,切实地行良知了就是真正知道了良知。这从他晚年的《答顾东桥书》一信中可读到确切的解答:“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加“行”就是“致”,“知良知”加“行良知”就是“致良知”。

        “致良知”即是王阳明思想中最为简捷、最为核心的命题,也是他实现成圣理想的最根本的方法。《传习录》中多处讨论“致良知”,是最为集中的话题,具体有四种情况:人人致良知,时时致良知,处处致良知,事事致良知。

        (作者为贵州省阳明学学会会长、贵州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此文为中华书局出版的《传习录译注》的前言,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