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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致中和,囹圄常空”

        张晋藩

        中国古代司法并非一味以刑杀为威,相反,所追求的是“讼简刑清”,力求实现刑措而不用的和谐社会。孔夫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发挥了长久的影响作用。历代所谓“盛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法致中和,囹圄常空”。“以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即表现为调解息讼。

        唐代时调解息讼渐成风气

        早在汉朝已经有调解和息争讼的史例。据《后汉书·循吏列传》刘矩为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韩延寿为左冯翊守时,“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韩延寿自责未宣明教化,遂闭门思过。两昆弟深刻自悔,表示终死不再相争。韩延寿以此“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辞讼自言者”。

        至唐朝礼法结合进入新阶段,司法官多以伦理为据调解争讼。例如开元中韦景骏任肥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无天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有些著名的良吏致仕以后,乡人也请其裁决纷争。唐高宗时,元让以太子右内率府长史任满还乡,“乡人有争讼,不诣州县,皆就(元)让决焉。”说明唐时调解息讼渐成风气。

        宋时调解称为“和对”,已有官府调解、乡曲亲戚调解、宗族调解之分,而且趋向制度化。元朝调解结案以后,严定不许再起讼端。

        清朝时调解息讼是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

        至清朝,调解息讼案件的形式已经多样化和规范化。清朝调解分为州县官调解与民间调解两类。州县调解是在州县官主持下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调解,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根据档案材料,在当事人“吁请”息讼的甘结中,双方都申明“依奉结得”,即遵命和息。州县官还通过“不准”状的办法,促成双方和解,所谓“善批者可以解释诬妄于讼起之初。”

        由于调解息讼是州县官的治绩和“大计”(考察地方官)的重要指标,因此州县官对于自理案件,首先着眼于调解,调解不成时,才予以审结。康熙时陆陇其任河北灵寿县知县,每审民事案件,则传唤原告、被告到庭,劝导双方说:“尔原被(告)非亲即故,非故即邻,平日皆情之至密者,今不过为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时拂意,不能忍耐,致启讼端。殊不知一讼之兴,未见曲直,而吏有纸张之费,役有饭食之需,证佐之友必须酬劳,往往所费多于所争,且守候公门,费时失业。一经官断,须有输赢,从此乡党变为讼仇,薄产化为乌有,切齿数世,悔之晚矣”。

        古代还有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

        民间调解是诉讼外调解,其主要形式有宗族调解、乡邻调解和基层保甲长调解,而以宗族调解最为普遍。族内调解一般先由族长剖决是非,不得轻易告官涉讼。安徽桐城《祝氏宗谱》规定:“族众有争竞者,必先鸣户尊、房长理处,不得遽兴讼端”。江西南昌《魏氏宗谱》也规定:“族中有口角小愤及田土差役账目等项,必须先经投族众剖决是非,不得径往府县诳告滋蔓”。由此可见,民间发生的大量民事纠纷,在告官兴讼之前,往往在家族内部经由族长调处化解。但由于宗族内部成员在身份上有严格的尊卑之分,又有远近亲疏的支派之别,特别是门房的人丁财势有强弱,嫡庶之间法定的权利有高下,因此族内成员在接受调处时,往往因其在族内的地位而处于不平等的状态,说明宗族调处也带有某种强迫性。

        至于乡邻调解,在中国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国古代封闭式的经济、政治环境,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由此而产生了强固的地缘关系。乡邻之间几代人比邻而居,有无相通,患难相扶,一旦发生争讼,乡邻调解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调解息讼的司法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重和谐和睦的民族精神

        调解息讼之所以成为司法的一个传统,除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州县官追求政绩外,也与皇帝的指向密切攸关。例如,康熙《圣谕十六条》明确要求:“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息诬告以全良善”。

        调解息讼的司法传统,反映了中华民族重和谐和睦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伦理道德的影响,以宗族内部的和睦相处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又在生产生活的斗争中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只有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才能取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正是这种朴素的规律性的认识,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和为贵,以争为耻的理念。在固有国情影响下形成的稳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也为重和谐和睦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如同宋人胡石壁所说,“大凡乡曲邻里,务要和睦。才自和睦,则有无可以相通,缓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这种民族精神不仅缔造了调解息讼的司法传统,而且还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之所在和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赖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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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的“无讼”思想

        儒家素来就有无讼的主张,首倡无讼的人当推孔子。孔子把“无讼”视为审判活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明确指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审判案件和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目的都在于通过道德教化来化解纠纷,使人们不再引发争讼。“无讼”正是听讼的目的。听讼的“讼”应当仅指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而不包括严重威胁统治秩序的重大刑事案件。

        孔子对“无讼”身体力行,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理由是“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安仁)  

  • 尊贤使能 皆随其材

        黄朴民

        选拔任用各类人才来辅弼自己治国安邦,是统治者首要关注的大事

        在专制体制之下,国家是君主个人的私产,君主要谋求自己地位的安固,让偌大的这份“家产”保留下来,传承下去,就不能不在治理上有所重视,有所投入,所以历史上的统治者,只要不是白痴(如晋惠帝)或心理变态(如明武宗),大概都是希望好好治理江山社稷、成就一番功业的。不过,他们多少也明白,治国安邦头绪纷繁,每天批阅的文件奏章都要按斤论石来计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就是例证),自己能耐再大,手段再高,也无法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亲力而为。像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毕竟不是一种好办法:于他个人,是累得形销骨立、短命早夭,“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于蜀汉政权,则是导致事业上后继乏人,结果在三国当中第一个垮台灭亡,“凄凉蜀故伎,来舞魏宫前”(刘禹锡《蜀先主庙》)。所以,选拔任用各类人才来辅弼自己治国安邦,使整部国家机器得到顺利的运转,也就成了统治者首要关注的事宜,列为一切活动的出发点,用韩非子的话说,就是“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韩非子·观行》)。

        人才乃是“专才”,绝非“全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河南程氏文集·上仁宗皇帝书》)。这层意思浅显得很,可谓是“卑之无甚高论”,可若要真正操作起来,则不免眼高手低,居大不易。有的人放在某个位置上,无疑是顶呱呱一把好手,战略谋划高瞻远瞩,战术运作滴水不漏;可一旦挪动到另一个岗位,却难免是老虎爬树——干瞪眼了,事事失机,处处碰壁,非出尽洋相、闹足笑话不可。所谓“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敝”。

        历史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三国时代的马谡。此公作为一名高级参谋,真是一块难得的材料,他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战略建言,让统帅诸葛亮找到了平定南中叛乱的正确途径,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战略大后方的稳定巩固问题,“纲纪粗定,夷汉粗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可还是这位马谡,作为一方军事主将,他大考的成绩却只能打零分。街亭一战,他拘泥兵法教条,以卵击石,结果让老谋深算、韬略过人的曹魏大将张郃杀得丢盔弃甲、一败涂地,一手葬送了诸葛亮好不容易才操持起来的第一次北伐之举。马谡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简单的道理:人才乃是“专才”,绝非“全才”,“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才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定位准确,任用恰宜,能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否则必定是事与愿违,越帮越忙。

        对人才性质上的这种差异性,古人早已有所察觉,于是乎便有了“因人授任”的用人思路,“因事设官,量能授职”,即根据人才的具体条件,授予相应的职务,达成特定的目标:“夫大将受任,必先料人。知其材力之勇怯,艺能之粗精,所使人各当其分”(《武经总要》前集卷一)。

        对于“贤者”与“能者”,统治者都要倚重,都要任用,“自是任用,皆随其材”

        对于中国古代“因人授任”观念最形象、最贴切的表述,我个人认为当首推儒家“亚圣”孟子“尊贤使能”的理论。在孟子看来,人才形形色色,千奇百怪,但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道德情操特别优秀,素孚清望,堪为楷模,但办事能力相对薄弱,权略机变相对逊色的“贤者”;另一类是道德品质也许尚有瑕疵,声誉名望或许不那么让人仰慕,可办事能力出色超众,韬略权谋老练娴熟的“能者”。前者乃是大旗,乃是招牌,治国安邦固然不可或缺;后者则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是使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治国安邦更是须臾难离。因此,对他们,统治者都要倚重,都要任用,“自是任用,皆随其材”,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生而互补,并存而互用,庶几合乎中国哲学“同则不济,和实生物”的旨要。

        当然,让我们对孟子感到佩服的,是他进一步说出了统治者任用“贤者”与“能者”的不同原则。按孟子的主张,对于“贤者”,是要“尊”;对于“能者”,则是要“使”。合在一起,便是所谓的“尊贤使能”。具体地说,对待“贤者”是要给予崇高的地位,提供优厚的待遇,让他们以其无与伦比的道德魅力感化民众,从中体现国家政治的正确导向,是谓“贤者在位”。对待“能者”,则是要充分发挥其办事能力强、应变功夫深的特殊优势,让他们担任具体的官职,委以干实事的权限,多出业绩,快出业绩,是谓“能者在职”。孟子认为,统治者如果在“贤者”、“能者”两类人才的任用上能做到无所偏废,各有侧重,就算是真正掌握了用人的艺术,治国安邦便可很好地达到预期目标。

        魏文侯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了人才群体上的矩阵优势

        证之于史,孟子“尊贤使能”的用人理念可谓是屡试不爽,成效卓著。战国初期,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率先崛起,称霸七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魏文侯善于用人,充分发挥了人才群体上的矩阵优势,而魏文侯善于用人的标志,又在于他在用人问题上正确区分了人才的性质,对“贤者”与“能者”予以不同的任用。

        史载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对德高望重的儒学大师卜子夏等人尊礼有加,优遇无比,从而争取到人心的归附,民众的拥戴,使自己的政权拥有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这一招便是所谓的“尊贤”,“贤者在位”。同时,魏文侯也知道儒家人物普遍存在着“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缺陷,要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在少不了“能者”们的帮忙。所以,他在尊礼卜子夏等“贤者”的同时,更注意将“能者在职”的用人方针置放在重要的位置,并在实际的政治操作当中加以具体的落实。让翟璜、李悝、西门豹等能臣干吏站到政治前台,承担起处理具体军、政事务的重任,甚至起用“母死不归,杀妻求将”,“贪而好色”,人品颇受诟议,但能力超群、办事干练的吴起。这就是所谓的“使能”,“能者在职”。总之,“尊贤”与“使能”双管齐下,两手都硬,魏文侯在治国安邦问题上不能不大获成功,而魏国在战国初期率先崛起也就丝毫没有什么悬念了。(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 “我迷信老百姓”

        吴东峰

        吕正操将军,字必之,辽宁海城唐王山后村人。其家菜地紧挨南满铁路。日俄战争后,南满铁路为日本人占有,中国人必须绕道行走。某日,一代课老师过铁路人行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将军目睹此景,挥拳怒曰:“长大了当兵打日本!”

        吕正操8岁上村小学。老师华本清为其取名吕正言。后改名为吕正操,取义操练军事打日本。

        吕正操疾恶如仇,年幼不好读书好打架。某日,学校某富家子欺负穷学生,他打抱不平,挥拳出手。老师偏袒富家子,罚其打手板。将军气急,举板凳自卫,老师惧退。1936年8月,吕正操于南京陆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国民党特务横行霸道,有恃无恐,同学敢怒不敢言,他则拍案而起,将蛮横之特务打伤。是时,国民党的报纸以大字标题渲染此事:“东北军阀吕正操行凶打人。”

        1922年春,吕正操参加东北军,服役于万福麟五十三军团长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后调卫队旅旅部任上士。次年经张学良推荐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吕正操言:“我和张学良是同乡,他也是辽宁海城人,对我特别关照。”

        吕正操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调其为副官、秘书,后又升任少校副官。1928年初,张学良派吕正操将军至沈阳任高级军政人员文娱活动场所——同泽俱乐部干事。将军致函张学良曰,不想当政客,想到部队打仗。张学良复函斥之年轻浮躁。吕正操将军晚年忆此曰:“其实少帅只比我大三岁半。”

        1937年5月,吕正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将军率东北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部分,被日军包围于藁城南之梅花镇,激战一昼夜,毙伤敌七百余人。其时,五十三军已退,将军受党组织指示,率部突围,北上冀中,开辟抗日根据地。途经晋县小樵镇小学时,宣布脱离东北军五十三军建制,改称人民自卫军,将军被推举为司令员。此后,吕正操将军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行署主任、冀中区总指挥部副总指挥。

        抗日战争时期,吕正操将军率部抗日于冀中,减租减息,改善民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尤以地道战、地雷战而闻名于世,数年即收复冀中二十余县城,将军所部由不到一团人发展为八路军之第三纵队。1940年3月4日,将军于十八集团军总直属队干部会上介绍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经验,时人誉之“抗战模范”、“冀中名将”。

        吕正操将军回忆初建冀中根据地言,初始部队未能真正理解八路军的作风,以为八路军的作风,就是“吃得愈坏愈好,穿得愈坏愈好。”甚至做衣服也有意做得难看。东北部队喜穿翻领衣服,亦以为不合八路军传统。因此部队中发展了极大的游击主义、极端民主化等。

        吕正操将军言,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平原无狗。因当地老百姓为了掩护八路军活动,自发开展杀狗运动也。

        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时任联军副总司令员的吕正操分管后方运输供应,之后即兼管铁路工作。其时,日本机车为轮乘制,苏联机车为包乘制,各有长短。吕正操经调查研究和对比试验,认为包乘制比轮乘制优越。他以此为题,于《东北日报》发表文章《论乘务负责制》。吕正操未曾料到,从此竟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

        1949年3月,吕正操至河北平山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前,他前往拜访毛泽东,毛微微笑,曰:“你写的文章——《论乘务负责制》,不错呀!”继曰:“我们就是要学会搞建设。”此后,吕正操兼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军委铁道部副部长兼铁道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兼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总参谋部军事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委等职。

        吕正操将军对中国的铁路建设情有独钟。将军外出喜乘火车,并携各省大地图,如有新开设之铁路,必于图上加注新站名。80高龄仍赴东北、内蒙古等地,考察铁路干线状况,并向中央领导上书提出改进铁路建设的建议。

        吕正操将军喜读书,广闻博览,自称“杂家”。晚年更是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将军书架上有《中国事典》《中国大百科全书》《资治通鉴》《朱光潜全集》《贾平凹中短篇小说集》《子夜》《我的父亲邓小平》《白鹿原》《周易通解·周易要义》《中国历代帝王录》等书。

        吕正操将军古诗词功底极好。1987年,张学良赠诗吕正操将军: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

        该诗句出自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篇之第三联、第五联,改五联下句“欲辩已忘言”为“欲辩已无言”。

        吕正操将军回赠诗云:“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设在昔心,良辰知可待。”亦集陶渊明的《读山海经》“精卫衔微木”篇中第二联、第四联,改第四联下句“良辰讵可待”为“良辰知可待”。

        此事被当时诗坛传为佳话。

        1990年6月,张学良书寄吕正操将军《谒延平祠旧作》,诗云: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落款为:“谒延平祠旧作,书寄吕正操学弟正  九十老人毅庵书。”

        吕正操将军读之后回赠和诗一首云:

        “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盼君走出小天地,欣看人间绘新图。”

        1991年5月,吕正操将军受邓颖超委托赴美国纽约访张学良将军。两位耄耋老人分别54年后终得相见。

        张学良拉着吕正操手说:“必之(吕正操的字)呀,我现在迷信了,信上帝。”将军随口回答:“我也迷信了。”张学良不解:“你迷信什么?”吕答:“我迷信老百姓。”张学良大笑,说:“我知道,你叫地老鼠。”意指将军抗战时期于冀中民间开展地道战、地雷战。

        (作者为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