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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协商民主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独特优势

        许耀桐

        国家治理,离不开一定的民主形式。中国国家治理,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式。但在西方国家看来,民主就只有一种形式,就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西方国家自认为只有他们才具有民主的优越感,占据着民主的高地,这就陷入了民主认识的误区,造成了对民主认识的固化和僵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这一论述从根本上否定了民主形式只能是一种“西式”的冠名,为国家治理的民主形式的多样性确立了科学前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体现了民主的真谛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采取了新型的民主形式,这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协商民主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最广泛地、最大限度地把人民团结起来,把人民的意愿包容进来。民主不是用来高谈阔论的,“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治国理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使各方面提出的真知灼见都能运用于治国理政。”当然,中国提倡协商民主,并不是说西方国家主张的选举民主形式要被中国完全排斥,选举民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需要的。但二者比较起来,协商民主远比选举民主重要。这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体现了民主的真谛,它的优势就在于,无论是人民在选举行使投票权利之前,还是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都可以进行平等的、充分的协商,都可以就共同性的问题尽可能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把人民群众最大的意愿和要求集中起来,因而就可以把事情办得更顺利一些、更好一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体现了治理优势

        和西方民主形式比较起来,中国国家治理高度重视和运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胜于西方国家的明显优势。

        ——社会稳定得到了保证。西方民主实行一人一票的竞争普选,极易酿成民众对立;多党制或两党制使不同党派为了各自政治利益而互相倾轧,时时撕裂着社会。而在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搞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竞争选举和彼此对立的政见之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诋毁谩骂的关系,而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一道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而建言献策、出力使劲,这就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人民享有实在的权利。西方民主注重投票权利,但忽视参与权利,公民只有在选举投票时才享有民主权利,好像被唤醒了,而投票后则无事可做,好像是进入休眠期。从实际情况看,西方民主确实是徒具形式,而内容空空。但是,中国实行的民主则是实实在在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 只有运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才能真实地、全面地保证人民依法充分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事务以及社会事务的权力。

        ——治理有了更高的效率。在西方议会中,民主给了不同的政党贩卖私利、打击对手的机会,往往出现政策、决策久拖不决的情况。美国政治学家福山批评了西方民主缺乏治理效率,指出现代民主体制要由三部分制度相结合,即国家拥有权力、推崇法治和政府负责任。福山说:“一个良好运作的社会必须要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国家一定要像一个国家,它需要利用其权力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安全、维持和平与正常的社会秩序,并向国民提供服务。其次,这种权力需要在一定限度之内使用,国家要通过法律来治理,法律要高于统治者、高于权力,用法律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这就是法治,即‘法律的统治’。最后,政府是一个负责的政府,要承担对社会和其治下的责任。” 福山提出的民主体制三部分制度构成,就是强调国家治理需要效率的问题。而在中国,集中体现协商民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民主集中制的决策制度,就具备了这三部分制度的最大优势,非常有利于政党、政府履行责任制,充分保证了国家治理效率。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  

  • 监察法实现了哪些监督制度创新

        刘武俊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监察法的制定颁布,是反腐败国家立法的重大成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标志着中国反腐败工作翻开了新的篇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监察法是一部对国家监察工作起统领性、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法律,制定监察法的关键意义就在于通过制度设计,补足行政监察范围过窄的短板,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工作人员监察全覆盖,真正把所有公权力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怎样确保监督全覆盖、无死角?

        消除监察盲区,实现监察全覆盖。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据统计,中国80%的公务员和95%的领导干部是共产党员,接受党纪机关监督。同时,行政机关公务人员接受行政监督。但是,对非行政机关且没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的监督,一直以来是一个盲区和空白。以前对于一个非党员身份的村委会主任、国企管理者,如果只是小贪小腐、不构成犯罪,想惩处就十分困难。此次监察法明确将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等纳入监察范围。新的监察法在第十五条规定,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共包含6类人员,将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统一纳入监察范围,由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进行监察,确保了监督全覆盖、无死角。

        对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有哪些新规定?

        监察法对公职人员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予以细化评价和分类处置。以往对于一些公职人员的乱作为甚至吃拿卡要等行为,惩处规定并不明晰。此次监察法对此作了明确的处置规定。第一类是对有职务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的公职人员,可以进行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或者予以诫勉。第二类是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徇私舞弊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公职人员,可作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第三类是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对公职人员履职行为进行细化评价,有助于监督和管住“好公职人员”到“阶下囚”间的广阔领域。

        对于懒政怠政不作为,监察机关有权依法问责。以往对于一些官员不作为、懒政怠政行为,惩处办法不多。监察法在第十一条明确了监察机关的职责,其中就包括“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监察机关既反腐败,也反懒政不作为。这就意味着,对那些懒政怠政不作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公职人员的问责,将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得到保障。

        用留置调查取代“两规”有什么意义?

        用留置调查取代“两规”,依法保障被调查者合法权益、规范监察行为。监察法提出,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在12种调查措施中,取代“两规”的留置备受关注。监察法提出,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可能逃跑、自杀,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等情形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监察法还提出,留置时间不得超过3个月。用留置取代“两规”是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具体举措。监察法对留置相关条件做了硬性、统一标准和要求,在保障被调查者合法权益、规范监察行为、确保反腐败效果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留置调查并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反腐败针对的职务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不同,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不同于公安、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权,不能简单套用或视同于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当监察机关调查结束、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律师可依据刑事诉讼法介入。

        谁来监督监察委?

        监察委必须接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监督。谁来监督监察委?这无疑是公众关注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监察法提出,监察机关应当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监督机关应当依法公开监察工作信息,接受民主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除了主动接受外部监督外,监察机关还应多种方式强化自我监督。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监察法规定了对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报告和登记备案,监察人员的回避、脱密期管理和对监察人员辞职、退休后从业限制等制度。同时规定了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的申诉和责任追究制度。在内部监督上,要探索建立查办案件质量责任制,严查内鬼,坚决清理门户。

        贯彻落实监察法,还必须抓紧修改相关的法律,为监察法的顺利实施扫清法律层面的障碍。例如,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等法律中关于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职责的有关规定需要进行修改。监察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依法给予国家赔偿,需要修改国家赔偿法增加监察机关的国家赔偿责任的内容。又如,宪法和监察法对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和与同级人大的关系都作了规定,需要相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地方组织法、监督法等法律中作出相应规定。

        (作者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 土地制度改革的份量越来越重

        刘守英

        对于改革开放40年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与变迁路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土地的宽供应保证了经济高增长;地方政府以低廉的工业用地价格招商引资,利用土地提供园区基础设施,促进高速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利用土地的资本化和以地融资,解决了中国城市发展所需的巨额资本来源,助推快速的城市化。

        过去独特的土地制度安排近年来制度收益明显降低,制度成本上升

        但是,这套制度架构近年来的制度收益明显降低,制度成本上升,对国民经济运行的风险加大。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速下行和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以后,继续靠土地拉增速的效力减低,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近几年随着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转换放慢,土地的需求下降,地方土地供应的增速也跟着慢下来,以地招商引资的作用减低。具体表现为,全国性的工业用地占比下降,制造业用地需求下降,东部地区的企业经过上一轮的发展已经告别资本短缺,企业升级后土地成本份额下降,以土地抵押获取贷款的需求下降,中西部地区企业进入意愿低,发展机会不足,地方政府继续以地低价招商和提供比东部地区更好的基础设施,但入驻企业少,园区绩效不佳;在实体企业用地需求减少、房地产供地与政府土地收入挂钩情况下,房地产用地继续保持低位,为了保增长,地方政府更大比例将土地配置为基础设施用地,供地结构失衡加大,加剧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土地出让的成本上升,地方政府出让净收益下降,政府债务和以地偿债压力加大;土地出让收入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建设资金需求,地方政府不得不加大土地抵押融资,由此加大银行金融风险。由此,土地制度改革最主要的是对经济增长阶段性转换后土地功能的变化做出反应,对原有制度实施的收益、成本与风险变化做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制度安排做出负历史责任的完善与修改。

        中国经济下一程的显著特征

        中国经济的下一程会有一些显著不同于上一程的特征,对这些特征的把握将有利于研判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

        一是经济发展对土地的依赖减低。中国下一程的经济如果不能转向创新驱动,而是继续加大土地依赖,转型可能归于失败。随着经济增长转入中高速,以土地宽供应保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土地的发动机功能不再,土地配置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质量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土地供应与配置方式如何顺应这一变化,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回避不了的第一大问题。

        二是产业转型升级使土地低成本支撑的产业竞争力减弱。要素相对价格、比较优势与制度成本的变化,使中国不可能继续依靠土地的低成本保住世界制造工厂地位。一部分区域、城市、产业、企业通过转型升级提升全球竞争力。一些丧失竞争力的区域、城市、产业、企业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建设用地结构的优化与工业用地的重组以及供地方式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必须应对这一变化。

        三是必须认真对待城乡中国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形态的长期存在。从经济社会形态来看,中国的现代化须经历三个阶段:乡土中国、城乡中国、城市中国,而非从乡土中国直接抵达城市中国。城乡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社会形态和发展时期,是因为具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不同于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的稳定状态,城市和乡村因经济、社会与制度变迁而不断变化;将经历一场由人口迁移的代际差异引发的城乡结构革命,第二代农民工的离土离农、出村不回村,引致农业功能与形态变化、乡村产业和业态变化;将出现城乡形态的巨变、村庄高度分化, 大部分村庄的衰败与少部分村庄的活化并存;一部分小镇的成长,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驿站;一部分城市因要素集聚、知识扩散与创新活力而胜利,城市的生与死并存;技术与制度的重大变迁将推动这一阶段的历史转型,人口迁移、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将创造大量新的获利机会,诱发技术变迁,促进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加快,带来经济和政治行为主体的互动,促进制度变迁;城乡互动将取代单向城市化,人口在城乡之间对流,资本在城市寻求获利的同时资本下乡加快,土地在城乡之间的配置和资本化加快。城乡中国之转型成功并进入城市中国阶段,打通城乡的制度改革是关键,土地制度的系统改革是关键之关键。(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新商业革命的三大逻辑

        魏建国

        先讲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美国微软公司的CEO是一位女士,而且还是一名外科博士,已经59岁了。在一次交谈中她告诉我,她到上海,自己一个人骑着ofo小单车到豫园,看到所有买小笼包以及其它豫园小吃的人都是用手机支付,她大吃一惊,没想到中国如此发达,商业有了这种线上和线下的革命。她当时跟我说,“魏部长,我到过那么多国家,我也跟比尔·盖茨共事那么多年,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一定会引领整个商业革命。”

        第二个故事:王石请我到深圳给30岁以下的富二代做一个有关全球领导力培训。那天我们到了五洲宾馆,我跟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站上台时,他突然不动了,脸上泛着红光,问我“有这么多人吗?”我自己也很吃惊。当天王石组织了深圳1500名30岁以下的富二代来听课,每个人听得都很认真、仔细。全场爆发出的掌声,使戈尔在台上停下了脚步,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这么多人参加领导力的培训,而且是这么多年轻人!中国大有希望。”

        这两个故事引人深思。几千年来我们所有的商业、产品、商品都是生产出来,拿到市场售卖,然后再根据市场的需要生产第二批、第三批。但未来的商业革命不是这样的,它是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便捷化需求,取消所有中间环节,商品直接到达消费者手里的新商业。这种新商业中线上线下整个商品的需求是逆转的,不是以卖家为主,而是以需求为主。

        那么,新的商业逻辑有哪些基本的因素可以引领?

        1、它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使得所有中小企业都能加入到队伍中来。比如,圣诞节还没有到,义乌已经开始琢磨如何在8月份发货,争取在圣诞节之前发到。义乌的忙碌不是根据自己的测算生产商品再销售到美国,而是根据某个个体、某个民营企业、某个小微企业发到网上的要求进行生产,以整个需求导向来带领市场。让所有中小企业都参与到全球商品生产中,这就给中小企业带来平等竞争的机会,是革命性的。

        2、新商业革命将会使二三线城市甚至四线城市在同等权利、同等机遇、同等规则下走向全球市场。比如湖北仙桃县。湖北是全球最大无纺布生产基地,共有170多家生产基地。欧盟代表团到湖北后,通过网络发现仙桃县有一个12人组成的团队,生产出了高质量的无纺布,现在他们已经收购了1亿多欧元,差不多接近10亿人民币。因为他们通过网络知道,这一家无纺布超过了其它100多家,全流程使用的都是绿色可循环防污染的布。这家初中水平妇女生产的所有无纺布符合欧盟的条件,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二三线城市达到了,仙桃县达到了。

        3、新商业革命以后个性化越来越突出。比如我自己,我喜欢跑步,每天坚持早晚跑一个小时,我对鞋子要求非常高,这就是个性化。所以新商业革命是中国找到的最好的能带领全球消费、带动产业革命、带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