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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改革的任务越繁重,越要坚持科学方法论

        陈曙光

        本文语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倒逼”这一极富张力的术语,形象地道出了“问题意识”对于改革方法论的始源性地位。

        ●随着问题不断升级,改革方法论也必须与时俱进。旧的改革策略不够用、不顶用、不能用,就需要寻找新的改革办法。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既是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探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崭新起点。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科学体系,从其核心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元方法”、一般层次的“总方法”和具体层次的“子方法”。

        我国的未来靠发展,发展的关键在改革,改革的成败在方法。方法决定看法,方法决定做法,方法决定成败。我国的改革越深入,改革的任务越繁重,越需要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改革方法论思想,形成了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方法论体系。

        问题意识是改革方法论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改革方法论正是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倒逼”这一极富张力的术语,形象地道出了“问题意识”对于改革方法论的始源性地位。

        改革源于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哪里有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里的问题牵动全局,哪个环节哪个领域问题突出,就对准哪里重点改革。

        社会发展没有止境,改革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也是改革的逻辑。纵观我国4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以问题为中心谋划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我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

        改革就如同“治病开方”,“问症确诊”是前提。改革方法是否科学,改革措施是否管用,取决于是否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否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否对症开方。比如,当“诊断”出中国的问题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党的建设体制、国防和军事体制等各个方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开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子”:“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当“诊断”出经济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则开出了这样的“方子”:“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发现政府的问题既有不作为的问题,也有乱作为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开出了这样的“方子”:各级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些改革方法论,都是源于对中国问题的精准把握。

        问题的展开与暴露是一个过程,问题的复杂程度决定了改革方法论的复杂程度。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全面深化改革遇到的问题已经由表层进入深层。随着问题不断升级,改革方法论也必须与时俱进。旧的改革策略不够用、不顶用、不能用,就需要寻找新的改革办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开放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这个时候更加需要有新的改革思维、新的改革策略和新的改革办法。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贯穿改革方法论始终

        我们党历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方法论,从根子上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解放思想重在为改革破除固化的藩篱。实事求是重在探索改革规律,遵循改革规律,科学谋划改革。与时俱进重在推进改革方法论的创新,运用新的改革方法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求真务实重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务求改革取得实效。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贯穿改革方法论的始终。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围绕“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围绕“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这一重要的策略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改革方法论。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的每个组成部分、每个重要观点、每个具体方法,都贯穿和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实质,都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新话,体现了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比如,过去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则进一步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过去强调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有错误马上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今天则进一步强调改革“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过去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今天则进一步强调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去强调“不争论”“拿事实来说话”,今天则进一步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等,这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提出,既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也是与时俱进的体现。

        总之,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的创立和形成,反映了我们党理论上的新发展、思想上的新解放、实践上的新突破,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新认识、新把握。

        改革永无止境,改革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也永无止境。习近平改革方法论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既是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探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崭新起点。

        “元方法”“总方法”和“子方法”构成改革方法论体系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科学体系,从其核心内容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的“元方法”、一般层次的“总方法”和具体层次的“子方法”。

        最高层次的“元方法”,指的是改革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如果将改革方法论视为一个金字塔结构的话,那么“元方法”居于金字塔的顶层。“元方法”是派生其他改革方法、决定其他改革方法的方法,其他任何改革方法都是从“元方法”中衍生出来的,都可以在“元方法”那里找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来源和合理性根据。毋庸赘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的“元方法”,就是习近平改革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比如: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实践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在于落实文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点和系统分析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我们“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要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抓住重点,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人民群众呼声和期待,突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点和利益分析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改革的根本问题,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我们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点与价值评价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是否”的改革评价方法,即“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改革发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成果”。

        一般层次的“总方法”,即“管总”的改革方法,是为改革确定方向、立场和原则的方法。具体来说,包括指导改革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和根本方法。比如,“照辩证法办事”的唯物辩证的方法,“打破藩篱、冲破束缚”的解放思想的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走自己的路”的独立自主的方法等,都属于“管总”的改革方法。在改革方法论的体系结构中,“总方法”处在金字塔的中间,起着链接、枢纽、中介的作用。

        具体层次的“子方法”,即指导改革的具体方法,属于操作层面的改革方法,包括具体的改革策略、改革艺术、改革步骤,等等。“子方法”只针对改革的某一特定领域、特定问题,是“管分”的改革方法,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处在金字塔的最底层,具有“接地气”“操作性强”的特征。

        具体来说,操作层面的改革方法,根据时间先后次序,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如何认识改革”的改革认知方法。“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的调查研究方法,“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的改革预见方法,“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的改革预期方法,“回过头来看”的反思方法,属于改革认知方法的范畴。二是“如何推进改革”的改革实践方法。在改革进行之中,“怎么改”的问题是关键。“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试方法,“加强顶层设计”的改革谋划方法,“循序渐进推进改革”的节奏控制方法,“分清轻重缓急,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改革”的时机选择方法,“中央要有权威”的局势掌控方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风险管控方法,“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的改革动员方法,“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改革攻坚方法,“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环境营造方法,属于改革实践方法的范畴。三是“如何评价改革”的改革评价方法。在改革措施落地之后,效果是好还是坏,是绕不开的问题。“三个有利于”确定的生产力原则、人民利益原则、综合国力原则,以及“两个是否”原则——“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属于改革评价方法的范畴。

        改革方法论的功能定位

        习近平改革方法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是指导改革实践的思想武器,是确保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

        改革方法论既是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又是一种应用哲学。改革方法论是哲学方法论的应用,说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运用于改革实践所形成的关于改革方法的哲学认识。改革方法论是一种应用哲学,是指改革方法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即改革哲学,是关于如何认识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如何评价改革的方法论哲学。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改革方法论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应用,其侧重点在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内涵与本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谈不上坚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改革方法论作为一种应用哲学,其侧重点则在于把握改革方法论的思想体系,不懂得改革方法论,就谈不上科学地推进改革。因此,改革方法论向上是打开通向哲学方法论大门的一把钥匙,向下是打开通向改革实践大门的一把钥匙。

        改革方法论不是碎片化的改革策略的堆积,也不是经验化的改革措施的汇集,而是关于改革的思想体系,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改革学说,是指导改革的方法论武器。改革方法论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具体的方法、策略和措施,规定了改革的方向、立场和原则,确立了改革的起点、目标和归宿,为处理好顶层与基层、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整体与重点、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各方面改革等若干重大关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

        改革方法论能规范改革行为,回答了“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等若干基本问题,具体回答了“能改什么、不能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重点改什么、带动改什么”,“为谁改革、靠谁来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方法、改革策略的问题。习近平改革方法论是指导改革实践的方法体系,是规范改革行为的基本遵循,是规避改革风险的重要屏障,也是避免改革中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靠保障。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 留恋旧发展方式,面对的风险不比转向新发展方式小

        厉以宁

        为什么会留恋旧的发展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亚洲、非洲一些独立的国家,想早日摆脱贫困状态,于是听从了某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意见,致力于引进外资,结果,虽然经济增长率高了,人均GDP增大了,但没有改变原来的体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逐渐被一些经济学家从新的角度做了批评解释。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只顾发展,只顾引进外资,盲目发展,盲目开放投资,盲目输出资源而不改体制,这是有害的,会使他们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也能达到,但同样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走老路是最保险、最安全的,因为前人是这么做的,后人跟着他们的脚步走,这样的话不承担责任,同时也就回避了走新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虽然感到旧发展方式有问题,有矛盾,但有路径依赖,还坚持这么走。

        当然,这种情况也有例外,希腊就是一个例外。希腊在20世纪转到21世纪的阶段中,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都超过了过去,甚至超过了人均GDP1.2万美元。1.2万美元被认为是条杠杠,超过以后,联合国、世界银行就纷纷祝贺。但又能怎么样呢?如果制度不改,金融风暴一来,它就会受到波及,经济马上就又下去了,又会回到中等收入陷阱阶段。所以,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看出,走老路并不一定是没有风险的,而且风险绝不比转向新发展方式小。

        新旧发展方式更替如何成为革命

        新旧发展方式的更替,是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讨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旧发展方式的影响是深远的,旧发展方式已经持续多年了,在社会上有许多人信它。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把新旧发展方式更替作为一场革命。在强调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尽管一再提到新发展方式要替代旧发展方式,但路径依赖的影响不可轻视。不少人认为,按中国的国情还是慢为好,慢慢地改。这是一个大问题。传统发展方式是不会自动退出的,要挤它,这样才能找到新发展方式。路径依赖已经在思想上成为一个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就是很多人认为的既然要改,那就慢慢改,没有一种急迫性,并且还认为这种发展方式的改变是跟资源配置的改变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先要分清楚什么是旧发展方式,什么是新发展方式。旧的发展方式就是走老路,跟着走,责任前人负了,这里没有新东西,反而可以避免创新的风险。新的发展方式就一定要通过重要的改革,通过一些革命性的改革才能做到。最重要的是改革什么?比如说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就是一种改革,改革以后,就能够使企业真正地自己经营、自负盈亏。还有,新发展方式改革重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能提供新产品、新产能、新功能等,这个是重要的。不搞这个,旧的发展方式怎么被替代,新的发展方式怎么把旧的赶走?

        据此,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国,市场一定要摆在重要位置,是决定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但还有一些例外,比如公益性部门,比如跟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还有特别重要的新科技的研究单位。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要利用市场调节,但政府也应该发挥规划、引领、支柱的作用。那么,一般情况下,怎样让经济转型呢?就是市场来调节,不改就被淘汰。但特殊行业、非营利性行业、纯粹公益性行业,就应该采取另外的方式,政府要发挥引领作用、扶持作用等。

        改革是不能拖的

        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么急?因为改革是不能拖的。是旧生产方式好,还是新生产方式好?如果长期在这点上徘徊,那么由于经济在前进,企业有同行,国外有同行,国内也有同行,你不改就被淘汰了,不改就竞争不过别人了。

        再走以前的道路,路径依赖的道路,最后只能延迟经济的转变。这个转变是什么?简单说,就是旧的会转变成新的。旧的是重数量、重速度,新的是重质量、重效果。企业是相互观看的,现在不是不变,而是没有感到压力要变,如果压力在前面了,不变就会被淘汰。置之死地而后生,应该有这样一种想法,但我们现在还不是这样。

        我们现在怎么样?就是认为转变是可以的,但得慢慢来,别那么着急。为什么?一旦转变快了,失业问题怎么解决?一旦转变快了,东西稀缺引起物价上升怎么办?新产品的销路何在?在没有确实把握之前,创新是不是会带来更大的风险?有各种各样的争论。消除这些争论靠什么?靠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十九大报告讲得很清楚,我们重在发展理念的转变。发展理念转变了,才能够前进。发展理念不转变,仍然是修修补补的方式,甚至盲目认为,现在路线已经都通了,不能再大干快上。这对长期的转变、转型来说是不够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走过高速发展阶段,但都是暂时的,不能长期维持,因为经济学家都知道,高速度不是常态。中高速增长对某些国家来说,也不是常态。所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不要再留恋高速度,中高速度就够了。中高速度以后怎么样?看情况。我们把中高速度作为常态,是能够持久的。至于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等,还需要做。

        就中国来说,怎样保证今后的发展能够继续下去?首要的就是在今后的日程中,应该注意到企业的对手也是企业。一些企业试验成功了,有新产品新产能的时候,就会逼着另一些企业改革,如果不改就会被兼并,就会垮掉。但这不是坏事,真正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在竞争中出现的,是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放弃一些东西后才能够坚持下去的。这一点企业应该看得很清楚。企业还应该看到,转型阶段正是为未来人力资本做准备的阶段,一旦成功了进展是会很快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只有通过竞争,在拼搏中改造自己,创新路子,中国企业才能有更美好的前途。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

  • 调查统计表太多必须解决

        魏 强

        1950年8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给刘少奇、周恩来拍了一份电报。电报反映:中央及大行政区政府系统、工青妇等群众团体系统、军队系统,及至党的系统发的文件、调查统计表,一个县一个月所接公事有五百余件,使得下面穷于应付,特别是西南各级干部很少,只能集中力量做几件主要事情,不可能应付这样多的公事,否则只能发展官僚主义或做假报告应付公事。这个问题须从上面加以妥善解决。我们已告各省委、区党委负责人,对于上面文件,凡与本身当前工作无关的一律不要转发下去。我们大行政区一级也准备这样办。

        接到主政西南党政军的主要领导拍来的电报,中央高度重视,周恩来对西南军政领导电报,做了态度鲜明的批语:“调查统计表太多,文件太多,必须解决。”8月17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电:“关于上面文件,凡与本身工作无关的一律不要转发下去。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并已将你们来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要他们转告各级党委一律照此办理。” 这是中央和地方联动,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斗争的一则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