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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偷网络虚拟财产不算盗窃?

        武沛

        新闻背景

        近几年,比特币作为一种网络虚拟货币,获得了大量投资人的追捧和社会关注。近日,某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遭遇黑客攻击,多个加密货币暴跌,通过有关机构鉴定,这是一起通过获取用户账号试图盗币的事件,幸运的是目前资金安全,尚未发现资金逃离的现象。这不是网络虚拟货币第一次出现被盗,盗窃手段从黑客入侵到平台泄露,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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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虚拟财产是受法律保护的无形财产

        网络虚拟财产概念的提出,源于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理的第一起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案件。案件的起因是原告李某在一个网络游戏里,花费了几千个小时的精力和上万元的现金,积累和购买了几十种虚拟“生化武器”,这些装备使他在虚拟世界里所向披靡,但当某天他再次进入游戏时,却发现自己辛苦攒下的所有武器装备不翼而飞,一气之下便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游戏运营商返还其游戏里的武器装备。

        庭审的焦点集中在原告李某丢失的这些虚拟物品是否属于“财产”。原告认为,“武器装备”虽然是电脑数据,但是具有财产性质,可以通过人民币的方式进行交易,属于财产。而被告游戏运营公司认为,这些虚拟装备只是游戏中的信息,由电脑数据构成,本身并不以“物”的形式存在,运营商不能为不存在的东西负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恢复原告李某的虚拟财产。

        在判决中,法官将虚拟财产认定为是一种应受法律保护的无形财产,这一结论有力地维护了消费者在虚拟空间所享有的财产权益。但在当时,网络虚拟财产的具体定义以及公民对其究竟享有何种权利,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已经不再限于电脑游戏中的“武器装备”,也广泛地存在于电子商务平台、社交网络平台中。于是,网络虚拟财产除了最初具有的交换价值以外,更拥有了独特的运营价值。例如在自媒体平台及网络直播等社交网络中,通过庞大的粉丝群产生影响力,继而将影响力转化为现实货币,这一过程被称为“流量变现”。网络营销的迅速发展使社交网络成为了电子商务新的流量入口。通过某网络营销平台2018年1月统计的榜单中可以看出,一些热门的公众号及主播的年收益可达上千万元,通过这种“流量变现”,自媒体和直播主播的营利能力甚至可能超过某些实体经济企业。

        因此,笔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除了涵盖电子邮箱、QQ账号、域名、微博、微信等,只要是在网络环境中产生、能够通过交换或其他方式产生价值的数据资料都应该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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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虚拟财产属民事权益

        去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据此,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项民事权益被写入我国基本法律中。

        但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界定,目前没有统一的认识,主要有物权说、债权说、知识产权说、新型财产权说等几种学术观点。

        笔者认为,将网络虚拟财产归为“玩家投入时间、金钱甚至是情感,依据自己的思维进行创造的一种智力成果”(即知识产权说)的前提,更多的是将网络虚拟财产放置在网络游戏的背景下讨论,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游戏只是虚拟财产中的一个分支,其他例如有运营价值的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平台等,其账号本身不能归属于“智力成果”。而网络虚拟财产是特殊的物(即物权说)、网络运营商向用户提供的某种“服务”(即债权说)、有别于现有规定的新型财产形式(即新型财产权说)等观点,都认为网络虚拟财产既是一种特殊的物,也是一种可以主张的债权权利。

        笔者认为,关于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争论无论如何演变,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虚拟财产都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以便更好地保护网络用户的利益。毕竟用户对于将虚拟财产与现实货币进行交换、买卖的方式早已经不再陌生,而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与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易并没有本质区别,合法权益同样也会受到不法侵害,也需要得到法律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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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窃网络虚拟财产有两种认定

        关于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刑法中认定构成何种罪名,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盗窃罪,认为具备财物特征的虚拟财产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物,应将其认定为一种财产犯罪;另外一个观点认为,侵犯虚拟财产需要通过修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数据才能完成,在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应该被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样才能体现刑法上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同的认定。例如在某案中,被告人周某采用向他人计算机输入计算机病毒,远程控制他人计算机,盗取其网络游戏的游戏金币,并通过网络销售获利7万余元。一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万元。但周某上诉后,二审法院的终审判决认定,“由于游戏金币作为虚拟财产无法准确估价,且现有证据不能确定周某非法获利的数额,原判认定其行为构成盗窃罪的定性不准,导致量刑不当……周某盗窃的网络游戏金币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且其累计作案达200余次,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同样,在浙江金华的“网络盗窃大案”,被告人大肆窃取网络游戏玩家的账号,随后出售游戏装备牟取利益,涉案金额达上百万元。然而,由于没有相关法律依据,法院认为被告人所窃的装备系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产,无法以实物形态呈现,其具体价值难以认定,不足以认定为盗窃罪,最终只能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定罪,判处刑期一年零六个月。而广东男子颜某在一网络游戏庆典活动上,利用工作人员身份的便利,盗取了一些游戏玩家的个人资料后,伪造其身份证截取游戏账号,盗取其中的装备及游戏币,然后转卖他人,获利3750元。案发后,被当地检察院起诉,广州中院一审判决其构成盗窃罪。

        网络虚拟财产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不断扩展着其外延,固然法律所具有的“滞后性”不能完全解决现有的问题,但民法总则中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定,给了其法律保护的屏障。作为网络用户,在遭遇网络虚拟财产纠纷时,应积极寻求法律帮助,在合法范围内,维护自身利益。

        延伸阅读

        比特币到底算钱还是商品

        网络虚拟货币是在互联网中适用的一种新型货币形式,是指一定的发行主体以公用信息网络为基础,以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为手段,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在网络或有关电子设备中,并通过网络系统(包括智能卡)以数据传输方式实现流通和支付功能的网上等价物。“比特币”作为一种网络虚拟货币可谓是家喻户晓,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曾于2013年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明确指出比特币尽管被称为“币”,但由于不是由当局发行,不具有货币属性,因此不能被视为货币,而应当将其认定为“特定的虚拟商品”。可以说,比特币等网络虚拟货币属于广义上的一种网络虚拟财产。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 健身合约隐藏的法律风险

        王同鑫

        “三月不减肥,四月徒伤悲。”看着春节后渐渐发福的身材,不少人走进了健身房,但健身之路上也难免会遇到法律风险。

        签合同时勿忽略转卡费条款

        案情回放

        去年10月,小张花1980元办理了一张健身卡,但没过多久换了工作,新的工作地距离健身馆较远,她不得不转让健身卡。健身会所同意转卡,但告诉她办转卡手续时需要收取合同总额的10%,即198元的转让费用。至于原因,健身馆表示,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对此已有约定。但小张却认为,自己并未仔细阅读合同,而且会所也未对此内容多加提示和说明。

        法律提示

        健身服务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健身场所一般与消费者之间签订的是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对于格式条款中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如果健身机构收取高额的转卡费,消费者可以主张免除其责任。但收取的转让费与健身机构相对等的,如因转让、停卡、重新办卡给健身机构增加了劳动成本和物质损失的,依据公平原则,是合理的。案件中小张缴纳的198元转卡费,属于其办理转卡的必要消费,应予以支持。

        近几年来,许多行业纷纷以办理会员卡、贵宾卡等方式推行预付费消费。因此,提醒消费者,在轻松便利消费的同时,也应当注意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签订格式合同办理卡片时,应仔细阅读合同内容,对于约定不清或者不公平、不合理的条款,要及时与对方协商修改,做到适度消费、理性消费。

        对训练未提疑义受伤自己也担责

        案情回放

        小孙在健身会所聘请了私人健身教练李某负责指导。一天,李某在指导训练时,小孙体能严重透支,但李某仍然为其增加难度,导致小孙从踏板上摔落受伤。经医院诊断,小孙韧带断裂、膝盖半月板损伤,经过三个多月治疗,花费了1.4万元,于是将健身会所告上法院。

        法律提示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了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推定侵权人有过错的原则,除非行为人能证明自己确实没有过错,否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外,侵权责任法中还有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小孙训练时,私人教练应对其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根据她受伤的情况,应认为健身场馆未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应对小孙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外,小孙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身体条件、承受能力等有良好的认知,其受伤当日未对训练安排提出异议,同时也未向私教表示体力不支等,应对自身受伤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最终判定,健身场馆对小孙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

        健身房装修暂停业可让其返会费

        案情回放

        小王于2015年10月29日办理了为期3年的健身卡,会费1580元。2016年10月1日,健身场馆以装修为名停止营业,按照通知,健身场馆将2楼至4楼重装为幼儿园,健身房改在地下室,面积减少,但却采用了全新的德国通风系统。小王将健身场馆告上法庭,要求确认双方的协议于2016年10月1日终止,并退返办卡余款1053元。最终法院支持了小王的诉讼请求。

        法律提示

        双方约定的合同履行期应于2018年10月29日后结束,期间,健身场馆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健身服务。即使恢复营业,原场馆约定的健身环境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健身场馆已构成了根本违约。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包括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等。

        本案当中,健身场馆单方违约停止营业且改变了合同约定的实质性内容,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小王有权解除合同。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否则,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本案中,健身场馆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小王要求健身场馆返还会费1053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 打假维权
    别“变味儿”

        李渊

        据媒体近日报道,一男子在商店买到过期食品找商家索赔,2.5元的过期饼干获得4000元赔偿。实际上这些都是套路,该男子曾向当地52家超市申请过期商品维权,其中有20多个店家进行了赔偿,金额共计7万多元。后经警方侦查取证,该男子被派出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

        该男子自称,确实是因为买到了过期的食品,才向多家超市索赔,但商家都是自愿赔偿的,至于索赔金额也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不应该构成敲诈勒索罪。

        在我国刑法中,敲诈勒索罪主要是指以恶害相告,威胁对方使之产生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的行为。此事件中的“自愿赔偿”实在让人难以信服,倘若“自愿赔偿”,为何会有店家报警?犯罪嫌疑人正是抓住店家害怕被相关部门处理和维护自身声誉的恐惧心理,从而与店家讨价还价,以合法“投诉”掩盖自己非法占有的目的。

        就赔偿数额来看,我国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购买假冒伪劣或过期产品时,可以要求十倍赔偿。如果本案中的赔偿超过十倍限额,那么就具有明显的不正当性和非法占有性。在索赔次数上,犯罪嫌疑人向50多个店家提出赔偿要求,已经超过了刑法中规定的“多次”标准,在次数上也符合敲诈勒索的要求。但犯罪嫌疑人具体构成何罪,是否构成敲诈勒索,仍然取决于法院的最终判决。

        当消费者的索赔失去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义,原本正常维权就“变了味儿”,法律规定也就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积极维权,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良商家是消费者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的表现。遇到权益受损时,消费者拨打12315、找消协调解、网络维权、申请仲裁、到法院起诉等都是合法维权方式。但是,维权必须掌握好“度”,理性维权,依法维权,不能“见利忘法”。

        对于经营者来说,经营必须要重信誉、重商德。法律对于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进行平等保护,前提是商家必须自身要“硬”,诚信经营,要卖经得起检验的商品,要提供“过得硬”的服务,让消费者买得舒心,吃得放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经营与消费的互利共赢。

        (作者单位: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

  • 定金合同签订后
    卖方未收钱合同不生效

        葛红 徐莺歌

        案情回顾

        宋某与周某签订了买卖定金协议书约定,以580万元的价格购买周某的房屋,并向其支付了定金5万元;双方签署协议后三个工作日内签署正式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如周某违约,应向宋某双倍返还定金;如宋某违约,则周某已收取的定金不予退还。 该协议书后附定金收款收据,载明:在中介公司的居间服务下,今收到购买人购买房屋定金5万元。收据上,还有周某的签字。但就当宋某在房产中介人员的陪同下去银行取钱时,周某反悔,拒绝接受定金。宋某也不同意收回定金,暂时交于中介员工保管。由于周某拒绝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宋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其双倍返还定金10万元。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了宋某的诉讼请求。

        以案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条规定,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当事人在定金合同中应当约定交付定金的期限。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从本案来看,现有证据表明周某签订定金合同和收据在先,宋某取回定金在后,周某并未收取定金,依据担保法第九十条关于“定金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的规定,该协议书未生效。因此,宋某无权要求周某按照定金合同的约定双倍返还定金。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本版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