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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雁栖湖畔的皇家寺院

        于书文

        定慧寺遗址位于怀柔雁栖湖西侧,紧邻国际会都核心区,是有史籍可查的明代著名皇家寺庙。这里西倚红螺山,北据景山,东望雁栖湖,风光秀美。沟谷附近早已不见寺庙建筑,只在青山绿树中横陈着些许残砖碎瓦,默默地聆听着风的轻吟,水的涛声。

        古碑石刻重见天日

        前不久,怀柔区文物部门集中清理搬运田野石刻文物,在定慧寺有了新的发现,笔者急忙奔赴现场,一探究竟。

        定慧寺遗址旁的砖瓦碎石中,已清理出石碑、碑首、柱础等残件四五件,横七竖八地堆放在一起,准备搬运。离此处不远的山坡草丛中,静卧着一尊巨大的石雕赑屃,体型圆润,制作精细,神态逼真。

        赑屃,形似龟,传说是龙生九子中老六,又名霸下。赑屃平生好负重,力大无穷,上古时代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兴风作浪。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它,它服从大禹的指挥,推山挖沟,疏通河道,为治水作出了贡献。洪水治服了,大禹担心赑屃又到处撒野,便搬来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上赑屃治水的功绩,叫它驮着,沉重的石碑压得它不能随便行走。赑屃因为模样与龟十分相似,所以它还象征着长寿和吉祥。

        新发现的赑屃石雕长1.6米,高1.11米,重约3吨,细看其背上,石碑的基槽完整。体型如此巨大的赑屃,想必石碑的规制也不会小。石碑的碑身、碑首是在碎石瓦砾中挖掘出来的,石质均为精美的汉白玉,且做工精细。碑首方正,云纹图饰,清晰秀美,气韵生动。云纹环绕中刻有篆文,虽已模糊不清,但仔细辨认,仍可看出“敕赐定慧禅寺”字样。认真察看碑阴碑阳文字,比对清康熙《怀柔县志》记载,可以确定此碑为明代尚书碑,撰文胡濙。

        碑文“敕赐定慧寺兴造记”,部分文字损毁模糊,所记内容为兴建始末、规制、环境、完工时间、与皇家关系等。当年谁主持修建、谁承担什么样的任务、谁捐过资,至今仍依稀可辨。碑文简洁生动,文字优美:“京都城东北怀柔县景山之阳,去人境虽不远,而岩壑郁纡,峰峦峭拔,泉清木深,最为胜处。”此碑的发现,对研究定慧寺的历史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

        胡濙字源洁,号洁庵,今江苏武进人,明代重臣、文学家。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任礼部尚书三十二年,累加至太子太师。他历事六朝,前后近六十年,为人节俭宽厚,喜怒不形于色,被比作文彦博,是宣宗的“托孤五大臣”之一,人称德高望重的老人。正统九年请求退休,英宗不许。此碑碑文应写于正统十年(1445年),胡濙七十一岁时。正统十四年(1449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瓦剌军俘获明英宗,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66名大臣战死。群臣聚在朝廷上痛哭,有人建议南迁。胡濙坚决反对南迁,主张以保卫京师为根本。他说:“文皇把陵墓安排在这里,就是向子孙表示不再迁都之志。”他的意见与兵部侍郎于谦相合,在他们的坚持下,避免了半壁江山沦陷的悲剧,使民心得到安定。

        碑首篆额程南云,明代著名书法家,曾参与《永乐大典》的编修, 正统中期为南京太常卿。其诗文奇古,精篆隶,为时所尚。题额用小篆书写,运笔力道均匀,结构严谨,左右对称,庄重而颇见艺术功力。

        “定慧双塔”曾为怀柔八景之一

        康熙《怀柔县志》记载:“定慧寺北据景山,东倚大荆山,西接红螺寺,南望小荆山,诚为一大丛林。”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一名叫夏时的太监游历至此,看到这里泉清木深,风景秀丽,于是禀报明英宗,拟修建寺庙,皇帝准许夏时主持修建。正统七年(1442年),定慧寺开始兴建。

        定慧寺规模宏大,比临近的红螺寺还大,建有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正殿、伽蓝殿、祖师殿、藏经殿、东西配殿、方丈室、斋堂、禅堂、僧房、库房、膳房等,寺前建有万寿塔和齐天塔,寺外园林栽植松柏一万余株,大型寺院应有的设施定慧寺一应俱全。定慧寺建成后明英宗赐名为“定慧禅寺”,时隔两年皇帝又下圣旨将一部大藏经赐予定慧寺永久保存,敕令“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近日发现的赑屃,应为英宗朱祁镇御碑基座。

        据说附近的普照、广明、碧峰、永安、圆明、宝安等山刹均为其下院。红螺寺因建于东晋咸康四年(338年),历史悠久,且寺名亦被英宗敕赐“大明资福禅寺”,不好被收为下院。

        史籍记载,定慧寺因是皇家寺院,一切花销都由朝廷支付,再加上寺名又是皇帝钦定,所以一度香火旺盛。朝中大臣和达官贵人经常到定慧寺进香许愿。往来官员来到定慧寺山门前,都要步行一段山路。

        定慧寺最著名的“定慧双塔”,曾是明代“怀柔八景”之一。双塔为砖塔,并耸矗立,一名为“万寿塔”,一名为“齐天塔”。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以“万寿”“齐天”为名,只有皇家寺院才有如此胆量。

        明代诗人马文卿在游历了定慧寺后,有感而发,写下了《题定慧双塔》诗:

        并耸浮屠不易成,齐天高远与云平。

        日移倒影双双见,风送清声两两鸣。

        玉柱光辉栖凤翥,金瓶炫耀化龙腾。

        珠宫贝阙京都近,静业禅开慧眼明。

        从诗中玉柱金瓶、凤翥龙腾的描绘中,不难看出当年寺院规制之宏伟,环境之幽静,气势之非凡。由此名列“怀柔八景”,可谓实至名归。

        关于本诗作者,介绍定慧寺的文字多认为是“冯文卿”,可能源于现行本《怀柔县志》。笔者进行了深入查辨,明万历《怀柔县志》明确记载,《题定慧双塔》诗作者是马文卿。马文卿隶籍贵阳府,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历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巡按广东等,为人正直,得罪上官,被降职,遂还乡居家。《明史》王保传中提到,马文卿在直隶巡关御史任上,与都督同知王保等督修长城,写有《游红螺寺》诗。今《怀柔县志》中《游红螺寺》一诗作者也错署为“冯文卿”,两诗实际是马文卿的同期作品。

        民间传说见证昔日辉煌

        定慧寺一时成为京都以北颇具盛名的寺院,香火极盛。定慧寺建成初期周围并无人家。后从山西大槐树迁来张、杨两姓人家在定慧寺山前安居,他们先是为前来进香的人们看马、卖茶,后来在这里开荒、种地。随后又有刘、王、杜等姓氏人家迁徙而来,定慧寺山前逐步形成村落。因这里是定慧寺的香客下马之地,人们习惯把这个小小的村庄称为“下马庄”。

        后来,“下马庄”演变为“夏姓庄”,是与发起并主持修建定慧寺的太监“夏时”有关。由“夏姓庄”改为“下辛庄”,谐音而成。这就是“先有定慧寺,后有下辛庄”民谚的由来。

        因是皇家寺院,定慧寺内僧人渐渐傲慢,有恃无恐。相传明末清初时寺僧行为不轨致民怨沸腾。皇帝传旨“惊惊罢了”,但执事大臣顺应民意,处罚了作恶多端的寺僧,拆除定慧寺,仅存寺前的万寿塔和齐天塔高高耸立,不久二塔也在民国年间自然倒塌。民国初年,怀柔诗人刘庆堂这样描述:“久传古刹镇前村,访去曾无旧址存。满目荒凉何所有,唯留野塔立朝昏。”

        2013年,为建设雁栖湖国际会都,下辛庄与紧邻的柏崖厂、泉水头三个村整建制搬迁,下辛庄成了消失的村庄。

  • 老北京植树种花有讲究

        户力平

        阳春三月,又到了植树的季节,人们栽植花木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说到老北京植树种花,其实还有不少的讲究。北京人种植的花木大致分花木和果木两种,所植树种各有寓意,前者为观色、品花,后者为赏果、品果。

        先说这栽植花木。北京人喜欢在院子里栽植海棠、玉兰、月季。海棠之“海”字意为“大”或“多”,“棠”与“堂”谐音,有满堂、满庭之意,喻示着满堂富贵、儿孙满堂,所以海棠树又被称为“富贵树”,海棠花则被视为“富贵花”,是吉祥与美好的象征。而玉兰与海棠同植于庭院中,则取其春花灿烂,暗喻“金玉满堂”。月季素有“花中皇后”之美誉,因其花期长,月月可开花,所以北京人多称其为“月月红”和“长春花”,以其寓意日子月月红火。石榴也是北京人喜欢栽植的花木,一是石榴花以红色居多,花开娇艳,极具观赏性;二是石榴成熟后籽实密集且籽粒饱满,有象征子孙满堂之意,符合多子多福的传统意识;三是石榴花果皆美,火红可爱,喻示吉庆、团圆,日子红火。

        在北京人栽植的果木中,枣树是最常见的。枣被北京人视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因“枣”与“早”谐音,种植枣树有“早立子”和“早得贵子”之意。在北京民俗文化中,柿子也是吉祥如意的象征,圆圆的果实,代表团圆美满,橙红的色泽,寓意红红火火,“柿”字谐音“事事如意”“世代吉祥”等。柿树还有“七绝”,即一多寿、二多荫、三无鸟巢、四无虫蠹、五霜叶可玩、六佳实可啖、七落叶可临书,所以受到人们青睐,尤其是名人居所中多有栽植。老舍先生曾在自己居住的院子里种植两棵柿树,起名“丹柿小院”。

        过去在一些较大的四合院里,还有种植苹果树的,不为食用,只是图个吉利。因为苹果之“苹”与平安的“平”同音,寓以“平安”的含义,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阖家欢乐。核桃树过去在北京人的院子里也不少见,“核”与“和”谐音,种植核桃取“和和美美”之意,希望一家人和和气气,美满幸福。又因核桃有延年益寿之功效,故有“长寿果”之称,被视为“吉祥之果”。

        除了花木、果木外,北京栽植其他树木也有讲究。老年间有“前槐后柳”之说,寓意“门前一棵槐,财源滚滚来”,人们认为槐树种于门前可增加财气,富贵有余,因“槐”之“鬼”与“贵”谐音。榆树多栽植于京郊农家的房前屋后,因榆树的叶子与铜钱相似,秋天叶子变黄以后更像铜钱,风吹手摇,树叶飘落,就像钱币落下,故有“摇钱树”之戏称。门前栽植榆树,树上结满“榆钱”,寓意财运亨通,家业兴旺。

        有些树木是老北京人比较忌讳在院子里种植的。一是杨、柳、松、柏,因它们均有叶无花,色彩晦暗,有的甚至无果,松柏多种于荒山、坟丘、河边,故被划入不宜入阳宅栽种的范围。二是桑、皂、梨,因“桑”与“丧”谐音,被视为不吉利;皂角树的“皂”与“灶”谐音,俗称倒霉为“倒灶”;而梨树的“梨”与“离”谐音,有离别、分离、不和之意。同时这些树种木质较劣,难以长成粗壮可用之材。

  • 画说东便门

        东便门是明清北京城的外城城门,其制式在四九城的城门中是最小的,但其城外的大通桥曾经大名鼎鼎。大通桥是一座集桥梁、桥闸、码头于一身的全石结构三孔拱券建筑,桥西侧设置水闸调节水位,该桥于公元1438年竣工。京杭大运河漕运船舶经通惠河直达这里,因而成为南北客货的重要通道,那时站在桥头东望,驳船穿梭,帆樯林立,两岸楼台水榭,酒肆茶馆,一派繁华水陆码头景象。

        东便门沿城墙向西不远就是外城东北角楼,该楼又称碉楼,只有朝东4个箭窗,也是连接内外城的一个建筑。碉楼向南就是北京城唯一保存下来的内城东南角楼(现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内)。内城角楼是目前国内保存下来的最大的箭楼,它平面呈“L”形,有两个正面,每面开4层箭窗,每层14孔,其规格甚至超过正阳门箭楼(每层13孔)和其他内城箭楼(每层12孔)。

        在短短几百米范围内汇集如此众多宏伟建筑,不得不说东便门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会生发无限感慨的地方。 (黄庶图/文)

  • 顺义古石幢

        金克亮

        石幢是旧顺义县城的标志性建筑,位于旧县城十字街中心,端庄峻秀,雕工精细,外观华丽。石幢建于何时,志书未见明确记载。查阅史料可见:我国自唐代开始有石刻的经幢,为佛教的建筑,人们在上面雕刻经文。佛经说,在幢身上雕刻佛像,书写经文,可以使靠近幢身的人减轻罪孽,得到超脱。因此,唐以后,在各地造石幢的越来越多,石幢的形状也越发多样,雕刻的内容日益丰富,花纹装饰也日趋华丽。

        顺义石幢为唐后所建

        由此推论,顺义石幢为唐后所建。顺义石幢由汉白玉雕刻而成,高约三丈有余,幢身华润如脂,四周缀以铜铃,幢身雕有莲花、佛像、龙、狮、虎及其他纹饰。志书记载:“一柱插天,八角环绕,石坚而色莹,望之亭亭如玉,四盘撑以盘龙,刻以狮象莲花佛座,上覆荷叶宝盖,旁缀金铃,风动玲然有声。”清康熙时顺义知县韩淑文写诗赞曰:“白玉撑天达四衢,当年玉马驾云车。千秋底事穷难究,前代文章入献书。”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学识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槽、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他所著《昌平山水记》对顺义石幢有精到记述:“城内四逵之中,有白石幢,每方广二尺,高三尺,又上重之八角,各高二尺余,刻狮象海马之形,又上为十二栏杆,为千叶莲座,又上渐狭渐圆,中石心一圈刻佛像千尊,外石柱各六,各盘狮虎四距,又上竹节小梲可三尺余,又上荷叶宝盖二尺余,四门城楼仅与基址平,遥望之层层如云中麾幢也。”

        不过,顾炎武的记载还是稍嫌简略。当地老人说过,石幢高约三丈余,5层。底座是一棱形石盘,周遭雕有纹饰,十分华丽。底座向上略缩,上为石檐,石檐往上是一八角菱形石柱,表面雕刻八大金刚像,金刚顶盔贯甲,袍带飘逸,威风凛凛。石柱上亦有石檐,石檐周遭刻有莲花。石檐向上又一圆形石柱,下亦雕刻莲花托瓣。柱上是有名的“千佛囤”,约六尺高,上面雕有各种姿态的佛像,佛像神情各异,雕工精细,栩栩如生,共有千尊。千佛囤周围是八根石柱,棱形,每隔一根石柱上盘有一条龙,龙首向下,生动逼真。上面是两层盘盖,周围雕有树木花草等纹饰。向上又一石柱,比千佛囤略低,周遭又有八根棱形石柱围住,石柱上有檐,石檐上仍有精致雕刻。顶上是叠加的两个球形的圆石,宝蓝色,整个建筑造型异常精美,结构严谨。因石幢上雕有佛像与金刚神像,又裸露在外面,被当地人称作“有神无庙”。

        石幢为镇顺州之物

        《顺义县志》载:顺义县城建于唐代,时为顺州。人们的意识中,造城,必要有镇物,石幢即为镇顺州之物。顺州临潮白河,潮白河时常发大水改道,这座石幢下通海眼,即为镇住潮白河的。

        旧时,每逢春节、五月节、中秋节,四街的商铺都会在石幢上披红挂彩,以示庆贺。正月十五灯节,人们还要在石幢周围围上木架,外边用蓝绢绷好,里边放上蜡烛,从外面看蓝莹莹的。幢身上挂九莲灯、走马灯。走马灯有传说中的“八仙过海”“八大锤大闹朱仙镇”等。平时,县城内外有人有病或是遇到难办的事,会在夜里拿着供品,到石幢烧香祷告,祈求神佛保佑,祛病消灾,逢凶化吉。

        每天天没亮,打短工的人们就会聚集到这里。春季,家家打墙、脱坯、抹房,人们会拿着铁锨、坯模子、抹子等工具;麦秋时割麦,人们会拿着镰刀;夏管时,人们拿着锄头;大秋时人们拿着镐头、笊镰、镰刀等农具,甚至有铧犁、马车等在这里,等待雇主的雇用。

        石幢经历许多风雨

        1937年7月29日凌晨,驻顺义保安队起义,向住在顺义戏楼和文庙东守备队的日本兵发起进攻,经过一场血战,保安队打死日本兵20多人。次日中午,日本人拉来许多大炮,架在石幢周围,准备炮轰顺义县城。后经人斡旋,顺义人民才免于一场灾难。抗日战争后期,一次八路军攻进县城,守卫的日本兵仓皇逃窜,后从张辛调来坦克,向顺义城内开炮,石幢东南角基座被侵略者的炮弹炸坏。

        在石幢北,曾立有一通石碑。上写有“生在河东,倒在河西”字样。笔者查阅资料,据《水经注》载:沽水(白河),南经安乐县故城东,俗谓之“西潞水”。安乐县,即今衙门村,在顺义县城西约5里处。可见,旧时白河在今城西,自然石幢就“生在河东”。千百年来,沧海桑田,白河多次改道,到了现在的位置,所以,县城又到了潮白河西。因年代久远,这通碑早已不知去向。

        随着经济发展,石幢周围常有汽车过往,因街道狭窄逼仄,汽车经过石幢时经常发生剐蹭。石幢周围都是店铺,拆迁所需费用巨大,难以完成,只好把石幢拉倒,所以“倒在河西”,时间是1953年。石幢拉倒后,组件就堆放在西门内旧戏楼前。1991年,顺义县政府为弘扬传统文化,在原址上复建石幢,石幢现仍矗立在旧城十字街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