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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义之所在

        本报记者 高健 通讯员 刘宁

        “春节都过了,拖了一天又一天,这日子没法过了!”蹲在地上的王拴成,一拍大腿,“蹭”地站了起来,十几个工友也跟着站了起来,“走,找公司讨个说法,这工资到底什么时候给?”

        袁纪龙忙拦住大家,“咱别闹,闹也闹不出个结果。我倒想起一个人,兴许能帮咱们。”

        “谁?”

        “黄律师,黄乐平!”袁纪龙说,几名工友闻言点头。

        黄乐平,何许人?在北京,有一个名为“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公益组织,专为农民工维权,自2007年成立以来,“义联”办理农民工讨薪、工伤认定等维权案件九千余件,帮助上万人获得赔偿、工资达3.9亿元。黄乐平,是“义联”的创始人。

        “黄律师,您好!我是袁纪龙,几年前,我在海淀打工受伤,是您帮我打的官司。我现在又有事麻烦您了……”拨通黄乐平的电话,袁纪龙诉说起他和工友的遭遇——

        他们62人在廊坊工地打工,工程完工了,但公司就是不给结钱,欠薪一年多。

        “我一定帮工友们讨薪!”黄乐平的承诺,让袁纪龙和工友们放了心。

        当月,黄乐平就带领三名律师奔赴廊坊。

        工程公司承认工程事实,但由于没有签书面合同,负责人对打工人数和支付工资数额都不认可,任你怎么释法,对方就是一句——“没钱”。

        这样的“牛皮糖”公司,黄乐平见得多了,他知道,只有确凿的证据,才能让“牛皮糖”低头。

        没有劳务合同,没有结算材料,那就一个一个问。黄乐平他们用了整整两天时间,尽量查清所有工友的工作职责、岗位和工作时间,制出一份工资表。

        黄乐平又找到了当时的包工头,让他帮忙查看这份工资表,“大体上没错!”包工头说,他手中还有一些和公司签订的书面材料。拿着这些证据,黄乐平又找到公司负责人,想方设法让其在工资表上盖章确认。

        拿到公司盖章确认的工资表后,承办律师们立即准备起诉材料,向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提起诉讼。这份工资表成为关键证据,2016年9月案件审理完毕,法院支持了工人们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生效后,公司仍不履行,“义联”继续提供法律援助,帮助工人们申请强制执行……最终,去年夏末,工人们领到了全部欠薪,近百万元。

        “我们对黄律师为我们提供的无私帮助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感谢……”62名工友联名给黄乐平写了一封感谢信。

        自“义联”成立以来,收到过数百封感谢信,但这一封,意义不同——这是京津冀三地司法行政机关签署法律援助协同发展协议以来,北京法律援助律师跨省援助成功的第一个群体性案件。

        凡事皆有因。是什么,让黄乐平创办了“义联”?

        2003年,黄乐平大学一毕业就进了央企当法务,收入不菲,又有了孩子,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次,他意外受伤,申请工伤竟困难重重。

        “企业不愿意承担责任,甚至法律上也存在空白,我当时查遍了资料,市面上竟然没有一本能满足我维权的劳动法方面的书籍。”在黄乐平受伤的三个月后,国务院颁布了《工伤保险条例》,但这依然没有改变黄乐平的维权窘境。

        一边维权,一边研究,黄乐平短时间内就写出一本57万字的《最新工伤处理操作实务》,并于2004年9月出版,首印五千册,竟然3个月内售罄,再版一万册,也很快断货。

        黄乐平没有自喜,反而心生忧虑——“这么多人对‘工伤’有需求?我作为一个专业法律人,还在央企工作,维权都如此困难,一般人该怎么办?”

        刚满30岁的黄乐平离开央企,成为执业律师,就此走上了公益维权之路。

        接手的第一个案件,更坚定了他的选择。

        2005年3月,在京打工的张先法摔成重伤,包工头刻意拖延、回避责任,张先法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成为植物人。为给张先法治病,一家人在短短3个月里几乎倾家荡产。

        “我管了!”同情、义愤,让黄乐平毫不犹豫地接下了案件。这一管,竟是三年半。

        申请工伤碰壁、公司强硬拒绝协商、证据匮乏、法律缺失、案由不成立……张先法的家人一次次陷入绝望。黄乐平是湖南人,“巴蛮”(湖南方言,意为“执着”)得很,他没有放弃,寻找证人、委托鉴定、改变诉由……想尽一切办法,终于在法庭上和两家工程公司“短兵相接”,历经4轮开庭,1年9个月后,一审判决支持了张先法的诉请。又历经二审、申请强制执行……2008年,公司方终于支付了相应赔偿款。

        历时三年半、外出调查128次、垫付数万元……黄乐平职业生涯多项“记录”均因张先法一案而得。

        黄乐平一直和张家人保持联系,如今,张家盖了新房,大儿子娶妻生子,两个小儿子都考上了大学……黄乐平觉得,当初的一切辛苦,值!

        办结张先法一案后,黄乐平为凝聚更多同道,创办“义联”,汇集更强大的力量,为弱势农民工仗“义”维权。

        助人更要“助法”!黄乐平清楚:个案的成功,只能解决当事人的权利诉求,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维权难的现实。

        十年间,黄乐平和“义联”,积极参与《工伤保险条例》《职业病防治法》的修改,以及《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条例》等17部法律法规的制订与修改工作,提交立法建议132条,被采纳建议41条。“义联”也得到了市司法局等多个政府部门的支持,被市民政局和司法部评为5A级社会组织和全国先进法律援助组织。

        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

        “我们做的公益,除了热情和爱心,必须要有专业和良心,不能怕压力和威胁,尽一切努力帮助农民工打赢官司,否则就谈不上成功。”黄乐平说,十年“义联”,一直遵循16个字——扶危济困、分文不取、不求回报、精益求精。在黄乐平心中,这就是义之所在。

  • 寒夜吹冰

        本报记者 王谌

        寒夜,气温已跌至-15℃。

        白河桥上,漆黑一片,大风裹挟着寒气,呼啸而去。

        一束光,晃晃悠悠,缓慢前行。光源身后,是刘志成和工友们。虽都身形魁梧,但依然难奈寒风,他们使劲向风吹来的一侧倾斜,抓紧栏杆,向前走着,艰难,但每一步都踏得稳重。

        刘志成,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承德工务段白河桥梁工区的工长,他和工友守护着京通线白河桥。冬季,桥下密云水库库水结冰,足有半米厚,很奇怪,桥墩附近,并没有结冰。

        这奇怪的现象,就出自刘志成和工友之手。

        “可不能让桥墩结冰——水结冰,体积变大——会损坏桥墩——影响铁路安全。”寒风中,刘志成说话都费力,一句话被“吹”成好几截儿。“吹”也是刘志成的工作,他和工友需要吹冰,防止桥墩处结冰,保证桥墩安全。

        吹冰时,用空气压缩机将气体沿着风管传输到预埋在水面下、桥墩四周的塑料胶管中,胶管表面有小孔,气体会从小孔“吹”出,产生水泡,扰动库水,防止结冰。从11月至次年3月是结冰期,每天工区要至少“吹冰”6次。“下午2点、5点,晚上9点,夜里12点,次日凌晨5点,上午9点。”“吹冰”时间,已深深印在刘志成的脑海里。

        “‘吹’得不错!”刘志成伏在栏杆上探着身子,用手电照着水面上的气泡,仔细检查着气泡均不均匀、成不成排、劲道够不够、桥墩周围的“活水圈”大小是否达标……前前后后,大约忙活了一个小时,刘志成觉得都快被冻透了,回到工区,他赶紧接了杯热水,抱在手中,“最近降温,结冰快,一晚上得起来三、四次,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要是冰真的围住桥墩,可就惨了。如果冰冻得松还好,人可以下到桥墩顶,用铁墩砸碎冻冰。“如果冰层太厚,就得下水了。”刘志成说,得穿上潜水衣、钉子鞋,几个人沿着冰面下到桥墩位置人工凿除。

        寒夜吹冰,辛苦不言而喻,刘志成不愿多说,吹冰24年,一切,都已经习惯。“我们这活儿,马虎不得!”

        1995年,刘志成在古北口桥梁工区任工长,一天,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到白河桥,去抓抓工作。白河桥梁工区和古北口桥梁工区同属一个车间,但条件更差,没电、没水、交通不便,生活采买两头都远。刘志成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领导信任咱,咱就干呗。”

        白河桥梁工区,位于密云区石塘路村附近的深山里,只有一条一车宽的土路通向工区,一路上,沟沟坎坎,石块密布,买点儿日常用品,都得用驴车、自行车、手推车送进工区。“现在,日常物资采买还是个难题。”刘志成说,“这礼拜一,我到了工区就打电话订气罐,五天了,还没送来。”刘志成虽急,可没敢催人家,怕催烦了,人家就不来了。

        刚来白河桥梁工区时,用电也是难事。当时,工区用电只能靠发电机。发电用油,花费高,夏夜里,为了省电,只好不开电扇……没电,水泵也没法泵水,刘志成和工友们就拉上驴车,挑上水桶,下到水库挑水。早几年,密云水库水位连续走低,汛期一到,洪水灌入水库,泥沙最重时,挑回来的水得放两天,才能清一点儿。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不少,只是交通还是不太方便。”刘志成说。白河桥梁工区职工,大多住在密云、顺义,平时上班坐火车在石塘路站下,沿着铁路线步行4公里到工区,赶不上火车就得走7公里到石塘路公交站乘公交车。

        一进工区,手机就没了信号,工区里只有一部只能接,不能打的座机。每到春运,大家就都盼着座机响,“不能回家过年,听听家人的声儿,就算团圆了。”刘志成说。

        刘志成今年58岁了,他在白河桥梁工区已工作了24年,有20个春节,都是在工区过的。2010年春运,他更是连续40天守在工区。

        “习惯了,总得有人盯着不是”,刘志成说,“只要大家都能平安回家团圆,我们的辛苦就值了。”

  • 妙,不可言

        本报记者 刘冕

        曹蓦,自称“经纪人”,她把自己服务的明星称为“小海豚”。

        这个“90后”很低调,采访时,她只站在阴影里。在她的操持下,“小海豚”很高调,每周都有“通告”,“小海豚有这样的实力,是优质偶像。”曹蓦很自信。

        曹蓦不是混“娱乐圈”的,她是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宣传公关部的宣传干事。“小海豚”也不唱歌,不演戏,它是我国首条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运行示范线路——燕房线。

        一年前,曹蓦是地铁领域的“小白”,连站务员、乘务员都傻傻分不清。现在,她已修炼成“专业人士”,“全自动运行”“车辆段”“折返线”这些名词,信手拈来。

        熟悉“小海豚”,才能为她策划出吸引关注的“话题”。

        去年暑假,曹蓦通过燕房线的微信公众号抛出话题——“如果燕房线发声,您希望是……”这一下,“小海豚”还没出道,就火了。

        “老北京范儿”“沧桑低沉嗓儿”“请志玲姐姐来”……

        曹蓦兴奋了,她预感到自己和“小海豚”的未来绝对不会寂寞。“如果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儿,看一样的戏,听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还有什么意思?”曹蓦瞪圆了眼睛,她对一切“不一样”充满好奇。小时候,她住在五棵松,每次坐地铁听到广播,总好奇“到底是谁在说话?”好几次,她还跑到第一节车厢,趴在玻璃上张望,甚至敲玻璃,想跟司机说两句,“当然,从来没成功过。”曹蓦吐了吐舌头。

        儿时的好奇,也成了“小海豚”的话题——曹蓦准备策划地铁声音系列揭秘。

        “小海豚”的广播节目都是在东三环的录音棚里录制的。录节目时,曹蓦需要穿越“七环”,从西南四环外坐着地铁晃晃悠悠赶过去。“北京电视台春晚、《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都是在这儿录的。”曹蓦收集信息的能力,令同事惊讶,“我们和她一起去,录音室的信息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问的。”

        曹蓦在公众号里贴出各种版本的广播词,“老北京版”“快板版”“freestyle版”;燕房线新添了两个一卡通退卡点,曹蓦用“旅行蛙”当主角讲故事;四五座车站的艺术墙很文艺,曹蓦设计了燕房线的“朋友圈”……曹蓦操作着,嘴里念念有词,她幻想着,“小海豚”的千变风格。

        干起工作,曹蓦“两耳不闻窗外事。”坐地铁回家时,她也掏出手机修改公众号文本,坐过站,她都习惯了。燕房线还没试运营的时候,曹蓦跟同事去线路上采集信息。当时,站里大喇叭广播:“站外要施工,请大家挪车”,反反复复播了好几次,曹蓦都没听到,结果同事的“小红(私家车)”就给封在了工地,一周以后,同事才把“小红”接出来。

        燕房线开通当天,曹蓦凌晨三点多就出家门了。到了车站,她举着相机拍摄第一列进站的列车,她跟第一次搭乘新线的乘客聊天……那天的滋味,她一直记得,请她形容形容,这个平时“形容词”很多的姑娘竟然卡壳了,憋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妙,不可言!”

        做一个成功的“经纪人”,还要善待粉丝,每一条给“小海豚”的留言,曹蓦都会逐一回复。“如果你有梦想,就要去捍卫它。我希望用文字和图片,让更多人可以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我家‘小海豚’的好,您想知道什么也欢迎去微信公众号给我留言。”曹蓦说。

        对了,为什么叫“小海豚”?曹蓦眨了眨眼,很认真地说:“因为燕房线的列车,长得像海豚。”

  • 针情

        本报记者 孙云柯 通讯员 王星月

        “我家外孙儿特皮,校服总破,多亏唐姐帮忙给补上。”

        “舞蹈队发了身新衣服,但裤腿儿长了,是唐姐给修的边儿。”

        “家里放了几年的破单子,让唐姐这么一改,嘿,成了漂亮的窗帘。”

        ……

        唐姐叫唐瑞芬,是昌平区霍营街道龙锦苑一区的名人,居民大都得到过她的帮助,“那真是邻居身上衣,唐姐手中线啊。”一位居民说。

        2015年,退休的唐姐总想着不能闲着,得干点儿什么,她找到社区居委会主任赵柱华,希望能帮社区居民义务服务。可巧,赵柱华也琢磨着要升级便民服务,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利用小区内一间空置的房间开设便民服务中心,每周五向居民开放。

        做点儿什么呢?“要不,咱们弄个缝纫组吧。”唐姐灵机一动,赵柱华举手赞成,“是呀,咱这附近没有扦裤边儿的,只能坐公交去几公里外的超市才能找到。”爱心缝纫组就此成立。

        刚开始,唐姐有点忐忑,担心手艺不行,帮不了大家的忙。但居民们听说社区成立缝纫组,都特别支持,捐设备,捐旧衣服,大家的信任,给了唐姐很大的鼓励。

        便民服务中心内有两间缝纫室,每间10平方米左右。屋内有3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式缝纫机,锃亮的黑色机身上镶嵌着“上海缝纫机厂”几个金字。缝纫机旁还摆着一台锁边机和几张椅子,靠墙的4个衣柜里挂满了居民送来的衣物。“设备都是社区居民捐赠的。”唐姐说。

        现在,唐姐和缝纫组的姐妹们技艺精进,羽绒服改个羽绒背心、扦裤边儿、换拉锁都不在话下。

        “每件衣服送来,都要分类、登记。”唐姐说着,拿起一张登记表,上面详细地写着收活儿时间,缝补要求,交活儿时间。虽然每周五才是社区居民服务中心的开放日,但唐姐他们从来不拖活儿,今日事今日毕,这周送来的衣服绝不等到下周缝。

        “有些居民着急啊,像隔壁单元的李君安,才10岁,就长得又高又壮,平时又爱体育活动,校服总是磨破,可校服就一件,我肯定要赶着补啊。”唐姐一边说,一边娴熟地用缝纫机缝着破损的校服裤子,不一会儿,裤子的破洞就缝好了,针脚细致,不细看,都难以发现。

        三年来,缝纫组已累计为居民义务修补衣物1197件,服务居民729人次,其中上衣319余件、裤子462件、床单被罩126件、枕头108个、床垫24个……这一针一线,缝补的不仅是衣服,还编织着邻里真情。

        除了缝纫组,唐姐还为居民张罗其他服务。

        2016年年底,唐瑞芬的一位理发师朋友,被她拉入志愿服务队。每周五,理发师都会和店里的伙计到便民服务中心内,为社区65岁以上老人理发,还为腿脚不便的老人上门服务。2017年全年,理发队共为居民提供服务458人次。

        如今,唐姐身边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大家都想为社区做点儿贡献。社区定期举办卫生清理、特殊人群关怀等活动,每次一召集,都能来近百位居民,有些居民宁肯推掉自己的私事,也要参加社区志愿服务。

        “我们的志愿服务队向社区所有居民开放,无论是谁,只要需要帮助,我们都会尽全力支持,这里就像个大家庭一样温暖。”赵柱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