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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导力提升的起点

        蔡礼强

        领导力的两大主体和五大本质属性

        领导力就像“美”,很难给出一个精准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领导力比“美”还难以描述,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并非人人都能感受和理解。领导力虽然不可见,但它却是真实存在的力量,它无所不在的“身影”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塑造着社会的发展。

        领导力借用了物理学名词“力”,就具有和符合力的性质。从力的物质性来看,力不能摆脱物体(物质)而独立存在。从力的相互性来看,力是相互作用产生的,是互动过程的结果。从力的矢量性来看,力既有大小又有方向。

        领导力符合力学规律,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缀“领导”。领导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处于领导岗位的人;二是担负领导职责或发挥领导作用的人。也就是说,领导力只能是人类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领导力的互动主体有时是单个的人,有时是多个人组成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个人和组织就构成领导力的两大主体。所有人类组织都是由个人构成的,个人是领导力的核心主体。

        个人和组织两大领导力主体在相互作用时会产生不同大小的领导力,会遵循一定的基本规律,具有一些独特的本质属性。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内生性,不管是什么身份和地位的人,提升个人领导力的途径也必须从自我管理、自身修炼做起,只能靠自我提升、内在发展,无法靠外在的遗传、赠送和购买。二是实践性,不管是处在什么职位层级,提升个人领导力的方法都离不开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互动实践活动,必须在领导实践活动中提升和发展。三是进阶性,不管是什么样的资质条件,提升个人领导力的途径都遵循一定的路径和规律,需要从管理自己入手,然后逐步领导他人。四是持续循环性,不管已经达到什么样的领导力水平,即使处于组织的最高位置,仍然需要进行持续的自我修炼,才能保持和提升领导力。五是知行合一性,掌握领导力规律会极大地提升领导力实践活动的效果,领导力提升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领导力研究主要聚焦于三大领域

        个人是领导力核心主体的基本特点使以往领导力的研究主要以个人尤其是领导者个人为关注核心,重点关注领导者的领导力提升和作用发挥。譬如,什么样的人能成为领导者,领导者需要具备哪些品德、能力和特质,什么是领导者成长的方法和路径,领导者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和任务等等。领导力研究领域的领导力特质论、领导力要务论、领导力行动论、领导力技能论、领导力情商论、领导力权变论等代表性领导力理论,都主要以提升个人的领导力为研究重点,可以概括为个人领导力研究。

        个人领导力发挥着最基本、最基础的作用,但组织领导力同样不能忽视。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处在承担不同任务或功能的组织之中,个人领导力是个人与所在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有的领导者塑造着组织,但更多的领导者是被组织所塑造和影响。组织既是领导者发挥个人领导力的平台和外部环境,同时组织自身也有独立于个人领导力之外的组织领导力,并且同样有强有弱。组织领导力不能脱离个人领导力,与个人领导力互相塑造和影响,并主要由组织主要决策者的个人领导力体现和代表。与个人领导力研究不同,这种重点关注不同组织实现其任务或功能的领导力研究,可以称为组织领导力研究。

        组织领导力和个人领导力提升的起点和基础都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个人修炼,但修炼的成效主要取决于对个人成长规律和组织发展规律的遵循和运用。个人领导力和组织领导力的提升需要尊重规律、循序渐进,有的个人和组织是在实践中逐步总结领悟并遵循了规律,而有的是自觉学习运用经验和规律来指导自身的领导力实践。

        个人领导力和组织领导力中包含着思想领导力,因为领导者和组织对思想领导力的掌握和运用决定了个人领导力和组织领导力修炼的成效,思想领导力的高度决定了个人领导力和组织领导力所能达到的高度。思想领导力又超越了单一个体的个人领导力和组织领导力,思想领导力所具有的规律性特点,使思想领导力具有延续性和传播性,可以跨越时代、跨越地域、跨越种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个人领导力、组织领导力和思想领导力共同构成了领导力研究的三大主要领域,涵盖了领导力核心主题的所有内容。三大领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人和组织两大主体,主要目标都在于如何提升个人和组织两大主体的领导力水平。个人领导力、组织领导力和思想领导力三者之间相对独立、相互作用,三者之间的互动效果决定了个人和组织两大主体的领导力水平。

        领导力研究必须坚持“三大取向”

        今后中国的领导力研究要走出现实中脱离领导实践过于理论化、概念化,脱离本土实际过于西方化,脱离复杂现实过于狭窄化、学科单一化的三大陷阱,必须在学习借鉴外国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大领导力研究的本土化、实战化和跨学科三大取向。

        一是坚持本土化取向。中国的领导力研究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必须强化本土领导力研究。本土化领导力研究不是封闭起来搞研究,也不是不关注西方,更不是抵制西方,而是在本土化的基础上,立足时代发展实际,汲取一切可以借鉴的资源,对西方的领导力成果进行创造性借鉴、超越性学习。最终,做到本土的也是世界的。脱离本土化的领导力研究不但无法有效指导实践,也注定走不远、行不通。

        二是坚持实战化取向。领导力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应用,主要目的不是单纯创造新理论、新概念和新名词,而是在各类领导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总结出符合实践的理论,通过对领导力理论的研究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领导力实践。领导力研究不能空谈脱离实践的理论,不能为理论而理论,需要的是基于实践并能运用于实践的理论,是能把理论转变为指导领导行动的领导力理论。领导力实战化需要把领导力研究和领导力实训结合起来,运用领导力理论指导领导力实训活动,在领导力实训活动中对领导力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

        三是坚持跨学科取向。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领导行为的复杂性,使得领导力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单一视角和单一学科,多视角、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领导力问题的复杂性需要跨越单一学科的界限,需要多种学科从多种视角对领导力的不同侧面展开立体化的研究,需要运用多学科知识、多学科理论、多学科技能、多学科思维对领导力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有助于领导力问题的深度挖掘和纵深推进,有助于对普遍性、共同性的领导力问题进行整体思考和建立共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 让理论成为真理的喉舌

        马庆泉

        卫兴华教授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有评论指出:“他的科学观点令马克思主义者推崇、非马克思主义者认知、反马克思主义者敬畏,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贵财富。”孙咏梅博士撰写的《卫兴华传》(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卫兴华追求真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平凡的学术道路。他的学术心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理论成为真理的喉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卫兴华曾在进山中学读书,受到担任校领导的中共党员赵宗复的影响与爱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他曾被反动特警抓进监牢,经受了考验,严守了党的机密。1948年,受地下党组织安排,他转赴北平。他曾掩护携带太原敌军城防工事图到北平的同志,并将其安全转到围攻太原的解放军前线。1948年冬,卫兴华回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50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经济系和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研究生班学习,1952年留校任教,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系统学习与研究。在改革开放前,他因跟不上也不愿跟“左”的风潮,在“文革”十年中经受了严重迫害。改革开放后,他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不停步,坚持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

        卫兴华埋头于浩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研究中,学术生涯早期避“左”风而行,后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经济理论和实际经济问题。他尊重权威而不迷信权威,不做“风派理论家”,重视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发展和创新。例如,1959年计划经济时期,流行生产资料非商品论,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经济论。他力排众议,最早在《学术月刊》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观点,主张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都应是商品。

        改革开放以后,他提出了一系列学术主张,尤其是在正本清源、理论思辨上成果卓著。例如,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多篇论文,强调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他提出生产力多要素论,否定二要素论、三要素论。他较早主张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并较早提出国企改革不应限于管理体制改革,应积极探索公有制经济的新实现形式。他较早论证国有企业要进行竞争。当中央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时,不少媒体混淆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与存在形式的区别,他撰文进行了理论澄清。

        几十年来,卫兴华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系列经济理论研究,如《资本论》的当代价值、《资本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等。针对误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些言论,他撰写系列文章进行辩驳。其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重视对马克思的财富论的研究;准确把握马克思地租理论并用以研究中国的地租和当代资本主义地租问题;提倡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和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最先提出“纵向二次调节论”,即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新机制;主张综合配套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不搞一刀切,要重视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较早强调应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转换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主张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在基本理论建设方面,他特别重视研究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构建;等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  

  • “地利”:地理中的道理

        唐晓峰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唐晓峰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不断有人问:“什么是历史地理?”“是历史加地理吗?”他们接着感叹:“你又懂历史,又懂地理,真不容易!”他们讲的不大对,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吧。

        在专业上的说法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就是历史地理学,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也可以研究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在学科属性上,是地理学。这其实很简单。

        不过,“历史加地理”这个直观的说法也不是不能用,要看怎么加,要加得合适。比方说,卫青北征匈奴,这是历史。朔方郡、阴山山脉,这些是地理。把它们加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题目:卫青大军北征的路线。这是加得合适。再比如,唐代幽州城(在今北京),是地理,安史之乱,是历史,这两者也可以加起来,说明安禄山起兵的位置。其实,许多历史事件都应该把地理加上,加上了,问题才完整,才更明白。如果能对历史事件、历史知识都认真地加问一个地理问题,却是个好习惯。比如读鸿门宴的故事,可以问:鸿门在哪里?背《登鹳雀楼》的诗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定要问:鹳雀楼在哪里?

        当然,有些大历史事件是很复杂的,那么与其相关联的地理问题也是很复杂的。比如王安石变法,这个变法不是只在朝堂上做纸上文章,还要推到社会上去,于是地理问题就来了。王安石的新法,有些是要依照地区因地制宜的,不可能全国都一样。比如方田均税法,能全面实行的不过是五个地势平缓的路(“路”是当时一种行政管理的区域),而均输法也只限于经济发达的东南六路。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变法,也从地理上挑剔王安石。比如王安石要利用洪水淤田,反对派就问:那淤出的土田薄厚不均怎么办?王安石支持把湖水排干扩充田地的办法,反对派就挖苦讽刺说:那还要另开一个湖泊存水哟!(意思是,这边把湖水排干得了田地,那边又把田地淹水变成湖泊,这不是跟原来一样嘛。)大大小小的地理问题在历史中差不多是无处不在。

        再介绍一下地理问题的研究特点。人们常用“地理知识”来理解地理学,好像地理就是知识。其实,地理不光是知识。地理这个词中还有一个“理”字,地理还要讲道理。什么是地理中的道理,简单说就是“地利”,地理中的道理,就是判断地利与地不利。诸葛亮与马谡虽然都有关于街亭的地理知识,但对地利的判断不一样,结果大为不同。

        另外,地利是复杂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比如:西汉的首都长安在关中,东汉却把首都改在了洛阳。当初刘邦也想把首都放在洛阳,但是张良把关中的地利一说,刘邦就变卦了。可刘秀为什么就不认同当年张良说的地利了呢?而到了隋朝、唐朝,又把首都放在了长安。他们变来变去的原因是什么?要把这个地理问题讲明白,就不是几句话的事情了。

        最后再说一点,地理的问题都在地上吗?回答:地理的问题离不开地,但不是都在地上,还有一部分在人的脑子里。例如“街亭军事地理”这个问题,一部分是街亭的地貌地形,而另一部分,而且是更关键的部分,是在诸葛亮与马谡的脑子里。再举一个例子,修建城市,中国人喜欢修成方形的,可欧洲历史上的大城市却没有方的,这里面的原因不在地上,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欧洲人一般不认为城市应该有一个整齐的轮廓,即使要,也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主义者们,就设计过圆形城市。而古代中国人相信天圆地方,只有修建代表天的建筑时,才采用圆的形状,比如北京的天坛。

        简单说,大地之上、环境之中的事物形形色色,是地理素材,须要由人脑提炼成系统的知识,再用知识总结出道理。人脑在这个过程中是要费一番气力的。在地理学研究中,关注人脑这个部分的,属于地理学思想研究。

        《给孩子的历史地理》这本书里的内容,是历史地理知识与道理(包括思想)的结合,为的是帮助读者从历史的角度认识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以及祖先与这片大地的关系。哪些是知识,哪些是道理,怎样用知识安排出道理,希望读者判断。如果能够把我说的东西加以修正、延伸、提高,那就更好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 书林折枝

        新时期党建重要问题研究

        姚桓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党建研究论集》,收入作者30多年来党建研究论文50多篇,主要围绕执政党建设理论发展与创新、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先进性建设、群众路线和党群关系、党章和党内法规建设、党性修养与党的作风建设、从严治党理论和实践等7个领域的重要问题和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和探析,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见解,反映了新时期党建的发展历程及党建研究的新进展。(江枫)  

        中国文化的原典与要义

        李建中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原典与要义》,分上下两卷,通过九个门类(即“三学”与“六家”):文学、史学、经学;儒、墨、道、法、兵、佛,讲疏中华元典的30部伟大著作,诠解中国文化的100个关键词,在“伟大著作”与“关键词”的交汇融通处,阐释中国文化的起源、本原和美善之元,品味中华元典及其关键词因其原生原创而具有的原汁原味,揭示中国文化元典与要义的原创意蕴和现代价值。(秦韵)  

        一部富于创识文化史佳作

        冯天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袭常与新变:明清文化五百年》,是作者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明清文化史的文章精编,涉及明清时期的政治、哲学、文学、史学、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本书既有对明清文化的定位以及主要特点的总体把握,又有选择典型个案对明清文化展开的审读发掘、精密考析,还有对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界重要人物别开生面的评议。该书在细微处见宏大,于高远中藏细密,有益于读者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领略明清五百余年间文化的特点与走势,是一部富于创识的学术性很强而又明快畅达的文化史佳作。(仓松)  

        重构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

        中国古代宪制作为持久存在的制度经验,有其自己的逻辑和合理之处。苏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一书,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宏观视角出发,对历史中国的宪制经验进行了总体把握和深度总结,揭示了历史中国千年传承、具有强大活力的原因,并力图阐释中国在制度文明上独有的贡献。该书从历史中国所面临的至关重要的核心政治问题出发,逐一阐释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构成制度,以及军事制度、官僚体系、经济制度等,从而重构了历史中国的制度图景。(王鹏)  

        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

        大象出版社出版,李雪涛、顾彬主编的《全球史与中国》第一辑,汇集了包括发刊词、名家寄语、论文、书评在内的16篇文章。这些文章紧紧围绕“全球史与中国”这个主题,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全球史和中国的各个研究领域的成果进行了整合,涉及了大航海以来中国人与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人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形成的互动情况。本书对于读者了解中华文明同世界交往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常克省)  

        “诗史结合”说唐朝

        《唐诗简史》,郦波著、学林出版社出版,遴选唐诗五十二首,“诗史结合”,按照传统的初、盛、中、晚四唐分期方法分为四辑,有意识地串联起五十二位诗人的生平与交游,由此揭出唐朝历史主线,建构最基本的历史脉络;同时,更长于拈取社会生活的典故细节,讲述唐朝的人物命运与精神风貌,完成精神文化史的叙事。可以说,本书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中国文化断代史普及读本,以及一部出色的唐诗入门读本。(田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