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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本主义一直是个不稳定的系统”

        童晋

        随着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国外左翼学者从各层面各领域对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命运与走向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些分析将资本主义危机归结为五个方面,即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方式危机、民主危机、价值观危机、生态危机和体系危机。

        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在的危机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英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通过对资本主义时空形式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将内部时空矛盾不断转向外部用以缓解国内矛盾的升级。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深陷困境,“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而今,“资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

        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玛丽·沃伦讲,“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生存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覆盖范围:要么增长,要么死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克服危机的种种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根本矛盾的影响下失去效用。

        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

        经济危机之后,许多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西方民主已然演变成少数人的民主、金钱的民主、低效率的民主等。

        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不足以掩盖实质上政策对资方利益的严重偏袒,一人一票制的效力远不及一美元一票制的影响力大,致使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治并参与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跻身1%的少数群体。占低收入人群约70%的人,不论他们投票与否,对政治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垄断资本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之间那道“旋转门”使国家政权以服务资本为目的,垄断资本家得以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正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说,对于那些有钱人而言,花钱塑造政治进程是一项投资,“从中他们要求(并得到)回报。他们最终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进程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那便增强了其他选民的失望感并进一步增强了金钱的力量。”

        自由平等神话的终结

        资产阶级所极力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下不断受到冲击,特别是在反思危机发生原因时,会自然产生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质疑。

        正如大卫·哈维对美国自主、自由的定位,美国所宣称的所谓自由平等理念在传播中凸显着霸权主义的色彩,其“对捍卫自主和自由的关心,被有系统地用来替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辩护,被证明其控制世界上许多地方是正当的。美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绝对价值时,向来不排斥诉诸强制和暴力手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自由只属于社会上层的少数群体,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却只有微薄的收入和被限制、被圈定了的自由。

        所谓的平等也被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代际贫困的传递一点点耗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但却必须接受不同起点的竞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有61%的美国人认为其经济体制是有利于富人的;只有36%——略超过1/3的美国人觉得其经济体制一般是公平的。

        价值观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国家软实力的危机。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等价值领域的危机,则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解,也很难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得以恢复。

        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行不通

        左翼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扭曲了。圣劳伦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鲁·W·琼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增长问题、技术问题和消费问题共同导致了严峻的生态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徒劳的。“当增长沦为资本积累,而不考虑自然或人的定性需求时,增长就会成为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采用新技术时,资源成本会被考虑进来,但生态成本却不会被涵盖进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面对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内部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式的,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行不通。

        英国伦敦政策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理查德·史密斯认为资本主义那种“生态毁灭式的增长是内潜在任何可能的资本主义之本质中的”,并非可以主观选择的,这是由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必然驱使的结果。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共享。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模式外寻找答案,构建“一种基于人类真实需求来组织生产、严格限制特定资源能源消耗、尽力减少污染与浪费的社会主义式生态经济”,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富裕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

        左翼学者从对资本主义局部矛盾的关注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关注,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限,认为以“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为主导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系统已经进入“结构性危机的末期”,该系统将在未来三四十年的时间达到发展的极限。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周期来审视这场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或者没有未来)伴随着五个系统性问题:滞涨、寡头式再分配、公共资产流失、腐败和全球无政府主义。”这些问题最终将在经历长期与痛苦的过程后压垮资本主义本身。

        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认为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然陷入系统性危机之中,它们普遍面临着三重危机,即长期停滞不振的经济;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使资本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正趋近于临界点的且不可逆转的环境大灾难。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箱内”操作这一拘泥于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改良政策并不能奏效,必须转向系统性变革的“箱外”操作。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 科技在社会变革中担当什么角色

        张瑾

        最近一段时间,我观看了多次科技展览,对科技发展的巨大影响有了一些直观的感受。所以,我特别想了解一下科技发展在社会变革中具体起了哪些作用?能否请专家举例说明下?科技的快速发展对人类只有利没有弊吗?未来科技发展方向是什么?谢谢!

        房山区读者 肖楠  

        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对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反映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衡量指标。科技发展,既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同时又对整个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效应。我们不妨从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层面来探讨一下科技发展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的角色。

        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

        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科技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做了高度概括的分析,并深刻地提出科技革命总是能够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抓住了科技革命机遇的国家,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得到了极大提升,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增强。19世纪中叶之前,英国在世界制造工业所占的比重首屈一指,其世界工业垄断地位无可动摇。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欧洲和北美迅速传播,德、美、法等国工业得到快速发展。这时的英国已经不能做到技术垄断,所以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也创造了许多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近代以后,由于经历了社会动荡的深重苦难,中国的科技发展与世界强国产生了很大差距。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860年以后,晚清政府的洋务派开始办近代工厂、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科学技术、开办学堂等,并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学习欧美的先进科技,俗称洋务运动。但教育的延迟、企业厂矿的官僚式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和使用不当等,都成为影响当时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科技进步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是人们有目共睹的。科技成为农、工、商业的驱动力,同时也是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基石,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最活跃的力量源泉。

        科技进步对思想文化的教化作用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主观作用

        爱因斯坦在谈到科学和社会的关系时说:“科学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类事务。第一种方式是大家熟知的:直接地,以及在更宽泛的程度上间接地,科学生产出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工具。第二种方式是教育性质的——它改善人的心灵。第二种方式的作用尽管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它同第一种方式一样深刻和直接。”人类通过科学和技术武装自身的思维,科学对人类思想的教化作用在社会变革中起到了重要的主观作用。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把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他强调,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大潮中,国家正在推动教育变革和创新,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

        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素养的提高使公民具有更好的理解能力和思维习惯,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更独立地进行思考和创新。2016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对“十三五”期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实现跨越提升做出总体部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科普长效运行机制、终身教育体系和科学素质结构的完善上亟待加强。要达到2020年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有长足发展的目标,我们要在科技教育与培训、科普资源开发与共享等方面大力开展工作。要拉近科学与大众的距离,让人们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提升基本的科学素养并具备理性和创新思维。

        重视环境问题与科技发展的关联

        马克思和恩格斯较早地看到了伴随科技进步带来的碰撞和冲突。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的掠夺性工业过度关注科技带来的经济效益,这种“利润至上”的功利主义造成了一系列的灾害:气候变化、粮食和资源短缺、水资源枯竭、空气污染等,这些环境问题越来越影响到原有的社会秩序。比如,世界的化肥使用在1900年是36万吨,2000年上升到1亿3700万吨。1970年美国每年生产约900万吨有毒废物,2000年上升为每年4亿吨。这些都成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代价。

        人们愈来愈重视环境问题与科技发展的关联。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运用这把剑的国家和社会要负起责任。通过发挥科技的正面效益来改善环境,成为人类共同的课题。每一种新发明和新创造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道德选择,科技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和变数,怎样引导科技在积极层面发展,正是人类努力的方向所在。科技发展应该服务于民生幸福,与自然和谐共存。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科技的文化理念和人文意义应该是福泽百姓生活,利及子孙后世。

        科技与生活休戚相关

        科技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科技能一定程度上解放人们的双手,但同时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也相应提高。接受科技,就必须正视它的代价。数千种传统谋生技能因之受到排挤,围绕这些职业的生活方式消失了。科技创造了很多新的危险职业,如钢筋工人、煤矿工人、排雷工兵等,有些工作岗位会造成身体伤痛、残疾或者慢性病。

        此外,对高科技产品的盲目追求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化。当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愈来愈被电子产品、各式电器和交通工具捆绑的时候,不妨理性思考下科技未来的发展方向。未来的科技将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专门化和智能化,如何才能不被科技束缚,牢牢把握主动权,也将是人类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强国和强人并举。我们应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民众,加大大众传媒对科技宣传的力度,充分调动公民提升自身科学素质的主动性,这样才能进一步促进科技、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 “扫”出清朗之治

        刘武俊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从曾经耳熟能详的“打黑除恶”到如今耳目一新的“扫黑除恶”,尽管一字之差,却意味着在广度、深度、力度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彰显了党中央除恶务尽,坚决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强决心和信心。顾名思义,“打”的对象往往局限于点,短促、剧烈、被动。而扫黑除恶重在“扫”字,除的对象是面,范围更广、频率更高、魄力更大,态度更加主动,力度更加绵长,清理更加透彻。

        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特点颇为鲜明,一是将扫黑除恶与反腐败相结合,抓住了要害。基于基层黑恶势力往往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共生关系,有必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实践证明,涉黑犯罪往往以金钱开道,寻求“保护伞”。扫黑除恶归根到底只是治标之策,根本的治本之道还在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实现扫黑除恶和反腐倡廉同步推进、双管齐下。二是强调扫黑除恶要依法进行,依法治理、依法严惩、依法办案,确保扫黑除恶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扫黑除恶既是一场专项斗争,也是一场在法治轨道和法治框架内的法治行动。《通知》要求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及时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严禁刑讯逼供,防止冤假错案……要吸取以前一些地方“打黑”变成“黑打”的教训,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依法办案是司法工作的应有之义,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不例外,在打击严重黑恶势力犯罪时也必须坚守法律底线,严格依法办案,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公安司法机关要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辩护律师依法执业,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扫黑除恶要严格遵守各项法律规定,强化证据意识,按照法定程序、运用法治手段,一切行动都依法。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在法治轨道上开展扫黑除恶“大扫除”,一定能扫除黑恶势力存在的土壤,“扫”出清风正气,“扫”出朗朗乾坤。

        (作者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  

  • 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并没有消失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2018商界领袖新年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外部环境,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发达国家最近的经济复苏确实比较强劲,美国有3%的增长,欧洲有2.6%的增长,这能够拉动我们的出口增长。但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贸易战的问题,保护主义政策问题。我们确实看到保护主义抬头,如果中美打贸易战,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韩国、日本也都有这个问题。

        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就会受阻了?全球化就会倒退?我们要全面看这个问题,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利益问题了。全球化最开始的时候是由发达国家推动的,而发达国家又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发达国家的企业、跨国公司推动的,他们的政府代表跨国公司的利益、代表资本利益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推行全球化。这个势力现在没有了吗?这个势力仍然存在,跨国公司仍然在全球布局、配置资源,他们的工人发现全球化对自己不利,他们工人出来反对全球化,但是推动全球化的力量,跨国公司并没有消失。

        过去十年中,新的两股力量在推动全球化,其中一个是发展中国家,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是持保留态度的,怕被跨国公司统治,失去增长机会,后来发现全球化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可以实现增长。因此,现在新的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就是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中国现在处在非常特殊的位置,我们既想继续吸引外资,因为我们还落后,还要借助外资的投入来发展自己,来学习各种知识,与此同时,我们又到了走出去的地步,二十多年的高储蓄,我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它不能投在国内,投在国内就是过剩产能了,因此我们的企业要走出去投到国际市场,在全球市场寻找增长点。

        我们的国家也有力量,现在开始搞“一带一路”,政府资本也要走出去。因此,我们现在是双重的,一方面继续在引进资本,另一方面又到了走出去的阶段,我们在国际上配比资源。我们这样的情况叫:新兴中等强国,我们仍然是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又是中等收入国家,所以我们在推动全球化。          (田佑)

  • 倡议“建设魅力商业、繁荣美丽中国”

        近日,主题为“美丽商业·美丽中国——新时代下的商业审美与商业文化”的第六届21世纪商业文化论坛在京举行。

        为促进市场全面发展,建设美好家园,21世纪商业文化论坛作为商业文化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十九大后首个提出“建设魅力商业、繁荣美丽中国”的倡议。当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时,商业作为与人民美好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便利舒心、绿色安全的商业服务即成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需求。

        论坛由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国商报、北京商报、仁达方略、恩波智业协办。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的杨乘虎教授、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朱慧副教授、北京电台记者晋旭分别发表了主题演讲。原商业部部长胡平、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商务部原部长助理黄海以及北大原副校长张国有等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发言。

        (杨文)  

  • 高校思政教学定位更清晰

        近日,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2017年年会在京召开。有学者认为,《概论》课在整个高校思政课体系中地位特别重要,对于研究、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和任务。从事《概论》课教学的教师应当高度重视对十九大精神的学习与宣传,研究会为此编写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一书,为广大教师深入理解十九大精神提供了良好的范本。

        当前高校思政课建设形势喜人,广大教师对教学态度的认知更加清晰明确,越来越多的教师致力于学术研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更加重视思政课的教学质量和水平,更加关心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朱月)  

        本版供图:陆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