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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古都的人文之蕴

        刘凤云

        北京的人文是一座永远挖不完的宝藏。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中华文明的关注,北京文化及其历史的发掘与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而北京的活力就在于它承载了深厚的人文底蕴。

        北京城是在“礼”的规范下打造的城市空间

        北京作为一个历经千年之久的古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积聚了中国传统城市的人文精髓,同时其城市样貌又是由辽朝的契丹、金朝的女真、元朝的蒙古、明朝的汉、清朝的满等诸多民族汇集、交融形成的。可以说北京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中华民族的人文气息。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由不同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建造的都城,几乎无一例外地注重儒家的“礼”制,并在“礼”的规范下打造了城市的空间。即便是今日已不复存在的辽、金、元都城的遗址,同样可以依稀从中辨别出儒家文化的印迹,其已经形成规制的“方形城”俨然是一个模板,而自宫城、皇城,到内外城(包括子城)的空间等级序列,正是“礼”对权力及其等级序列的赋予。这既是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文化交融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文思想中“道统”的体现。

        在北京城的规划及建设中交融着多民族的人文元素

        街道布局一向是城市规划的重点,也是构成城市整体空间布局的关键。所谓“平治道路,王者所先”,可以考诸历史资料的元大都就是以《周礼·考工记》为蓝本构建的城市。在街道规划上,元朝的蒙古人遵照了“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设计,形成了纵横交错各九条大街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明朝在修建北京时增加至十六条大街,南北纵横,构成了城市交通网络的干道。而清承明制,在城市道路规划上未做改动。

        此外,北京城还有许多的“胡同”经纬交错。这些胡同同样也形成于元朝。《析津志》中记载,元大都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它告诉我们,元朝时“衖通(胡同)”有29条,而明人张爵于《京师五城坊巷衚衕集》中列举的近1200条街巷中,称“衚衕”(胡同)者有464条,相对于元朝已多出15倍。可见,明朝沿袭了元朝的街道建设风格,进一步增建胡同。进入清代,称“衚衕”者又较明朝增加一倍多,为1121条。

        这足以表明,在北京城的规划及建设中有着多民族人文元素的存在,并有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胡同的名字,它既是历史上的一个符号,也是人文在地域空间的印记,是家户屋宇之外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所以,每一条胡同都是一部完整的日常生活史。特别是那些有着“故事”的胡同,它们无疑已成为北京城人文记忆的一个部分。

        商业受到了以人文特质为核心的城市文化的影响

        明清时期,北京城不仅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城市。悠久的历史,繁盛的人口,诸多的旅人,都令这座城市蕴含了相当庞大的商业潜力。而北京当地的物产亦颇多著称于世,进一步催生了本地的商业文化。商业在这座城市中,一直不仅仅是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它受到了以人文特质为核心的城市文化的影响,进而被改造、被纳入到了北京文化的体系中。

        诸如北京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同仁堂”药铺是浙江人所开,“瑞蚨祥”绸布店是山东人所开,钱庄票号是山西人的专利,“北京的漆铺大半都是山西买卖”,“翎子这行买卖,向来是山西人所作”。而在饮食方面,北京的传统饮食也是来自四面八方:烤鸭来自山东,萨其马源于东北,火锅的走热也与满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些都不妨碍它们名冠北京,被纳入北京的文化之中并成为北京城市的人文特色。

        虽然在明清历史上,北京城市的商业活动出现过许多新的现象,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中,但是人文思想始终与商业活动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其最终结果是,城市商业活动一直在城市的文化轴线附近游走,构成了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商业空间影响着人们在城市中的文化体验,其中庙市就是一个鲜活的范例。在中国,商业与文化在庙市中并非是彼此孤立的,商业活动为文化活动吸引了城市居民的关注,令文化因素更方便地介入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去。

        士大夫寄语北京城的人文情怀,成为人文思想的记忆宝藏

        在古代中国,士大夫群体包括那些入仕成为官僚的文人,他们在文化活动中历来都承担着重要的使命,包括政治使命。而在文化的传承中,他们尤其起到了核心的作用,甚至构成了文化的主体。

        对于士大夫而言,考论经史、吟诗作赋,是其文化活动的基本形式。而当这些基本的文化活动以北京城市风貌为对象时,北京的历史文化便开始被阐发、被建构、被积淀了。因此,士大夫不仅是人文文化的主体,也是人文精神的阐发者。而“阐发”在历史记忆的过程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令处于散落状态的、片面的、仅作为普通生活经验而存在的知识升华到文化的层面上,而利用这些零散的意识滋养共同记忆,是一个地域群体的人文文化形成的重要途径。

        也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从来不曾自己言说,它们的故事有赖于历史上的人来为其表达,从而使城市的物质进入到文化意识的范畴。而讲述人的特质,则对历史遗迹的文化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的北京士大夫正是利用了他们自身的文化意识,赋予了北京这座城市人文情怀的想象。在他们的笔下,北京拥有了皇室的典雅,有了儒者的礼敬,有了智识的传承,有了盎然的古意,也有了生态的和谐。这些人文情怀,最终进入了北京文化,成为这座城市人文思想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墙、四合院、庭院等体现了北京城市构屋与安居中的人本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住宅的选址及营建被赋予了厚重的人文内涵。其中,与传统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的“堪舆”与择居的个性化乃至安全诉求联系到了一起。而剔除风水中的神秘性,我们仍可看到人们在造屋与择居上表现出的人文情怀。这就是,人居空间讲究亲近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选址方面注重周边的人文与自然环境,在布局方面善于因势借景、崇尚天然,从而不仅趋吉避凶,而且将住所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这具体可表现在高高的院墙、宽敞的庭院与错落的平房之间的搭配,由此打造出一个注重隐私与安全的独立空间,一种祥和安宁的氛围,让居住者感到放松、自如和舒适。

        院墙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有道是“墙乃居室之表,有内外之分、亲疏之别,为宅之最重者,可以御奸,可以壮观”。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居所大都保持了这种风格。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来华的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即观察到院墙在住宅中普遍存在。他们在进入北京城后,看见皇城以东“不显眼的普通人家的住宅,每一所房屋前面都有一面墙或一幅门帘,为的是不使街上来往行人看到房子里院”。

        此外,在高墙以内,便是由院与房组合的庭院式住宅,而这种住宅的典型莫过于遍布北京城的四合院。数百年来,四合院成为北京城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空间。在四合院自成体系的民居建筑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方方正正的井字格局,隐含着居中与四面的方位意识。方正、对称,又是儒家平和、中正的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中轴、轴线的对称和排列的有序性,则是封建伦理纲常长幼有序、上下尊卑的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完美体现。

        同时,四合院又可呈现出一幅四季咸宜的家居画卷和生活的场景。四合院的庭院即是一家一户的私人小花园。在这片私有的“领地”上,既有观赏性的各种鲜花和常青树,也有梨树、枣树、山楂、海棠等可供品尝的果树,甚至还有应季的蔬菜,所以老舍先生形容北京是“花多菜多果子多”。这些花草树木增添了家庭生活的情趣,是人居个性化及其满足“自我”的空间。

        京城士大夫官僚的园居生活中的人文精神及其体现的以自然为本的价值观念

        园林艺术,秉承了崇尚自然、效法自然的理念,融入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之间的浪漫情怀,是一种独特的人工造园的设计理念和方法。在几亩大的私家园林中浓缩大千景象,尽把秀丽山川、江河湖海纳入方寸之地。

        北京的私家名园,大都在叠山理水、凿池垒石上表现出一种合乎自然的景观组合,在以适应自然为原则的构园过程中,园林的布局以朴实、自然、含蓄、淡雅为格调,它成为时人追求的一种人文精神境界。从他们的游园诗中不难看出,园林中山石、花木、涧泉、楼台,浑然天成,幽邃、古朴,且富于山野的自然气息。园中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水榭池塘,是为了满足主人的旨趣与其追求的精神世界,他们倘徉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自然”中,已将自身融入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诗情画境。所以,士人们一旦置身于园林中,便会有回归自然的感受。可以说,正由于古代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追求的是人在自然中返璞归真的精神享受,才能够最终形成一种淡泊、高远、幽雅而又古朴的人文精神和以自然为本的价值观念。

        同时,园居也是古人淡泊名利,清心寡欲,物我两忘,柔弱守中的意境写照。欲在无争、无为、无欲中修身养性,清净如空。对于园居生活的感受,道光时的大学士阮元在其《蝶梦园记》中称,自以为“在城中为佳境矣”,“花晨月夕,不知门外有缁尘也”。与阮元同时的文人钱咏在谈到京城圆明园东南隅的澄怀园时,也谓园中“真仙境也”。于内“读画评书,征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门外十丈红尘也”。可见,园居使士大夫乃至官僚可以从中感受到那份摆脱世俗的超脱和轻松,是一种追求安贫乐道的心理情境。

        此外,园居还是士人官僚们于自然中修心养性、陶冶情操、舒展情趣的地域空间。清代文人张潮曰:“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了最美的描述。此外,园林还是追求个性、展示个性空间的场域,是以植花邀蝶为趣,还是垒石成山为旨,是欲栽松凿池,还是要筑台建阁,完全取决于主人的意向,这与四合院的模式化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所以,园林也是散发个性化人文气息的地方。

        可以这样认为,在人文思想的宝库中,记忆与传统是一个永久充满魅力的话题,城市的历史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在有着自觉意识的现代城市中,传统和历史都是现代城市的遗产,同时,也是一个城市人文精神的积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 长辛店: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

        王建伟

        追溯中国共产党的起源,有一个从理论探索到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之后,为了实践革命理论,寻找革命基础,选定长辛店作为一个突破点,派遣成员深入到这一北京产业工人的主要集聚区,通过创办工人补习学校、组建工会等方式,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展,最终联合其它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寻找革命之基础:知识分子在长辛店的早期实践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铁路工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群体,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长辛店地处交通要道,开风气之先,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厂区之一,很早就与外部世界建立了联系。1920年3月北京“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建立之后,决定与工人群体加强联系。由于长辛店基础较好,李大钊派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来此开展工作,与当地工人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在与长辛店工人的接触中,北京的早期共产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正式建立后,联合产业工人已经成为一项既定的革命策略。为了实践这种思想,共产党人在长辛店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将其作为一个固定的基地进行长期的经营。

        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与帮助下,1921年1月1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办学宗旨是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高尚人格。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工人及其子弟可以免费入学,由学校酌量配发书籍用具。学校教员主要由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派驻,大部分都有双重身份,既是老师,也是北京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成员。

        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对学校的规划中,希望通过召开群众大会等方式,培养工人的“共同利益感”和组织性、纪律性。同时,从中选拔既有觉悟、又有积极性的骨干工人,实行自我管理,为发动工人运动做准备。

        教员们还教工人们通过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日常生活中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学校里订购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宣传读物,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劳动声》《共产党》等,工人们的眼界得到扩展,阶级意识与群体认同感明显提升,参与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热情被激发。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在长辛店从事基础性的工作,是之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长辛店模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初结合

        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只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第一步,正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述:“这个学校当然只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早期共产党人的这种设计最终实现了。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宣布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会成立。至1921年7月,该会已经吸收会员340余人。这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最早建立的工会之一,它的成立对于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积累工作经验,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中央指示要在工人群体中发展党员,长辛店成为北京地区开展工人运动最重要的实践基地。在近半年的时间里,经邓中夏等人的努力,北京早期党组织先后吸收了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工人入党,他们成为长辛店地区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

        1921年10月20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以俱乐部之组织,行工会之实。俱乐部这种方式,政治色彩相对较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摩擦。会员约1800名,史文彬担任委员长。通过整顿,工人俱乐部进一步规范化,组织性明显增强,将工人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共产党人真正在长辛店扎下了根基。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建立之后,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有好几处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人通过工人俱乐部这种形式,帮助工人改善生活待遇,争取各种权利。长辛店模式不但推动着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和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向前发展,而且扩展到铁路领域之外。1923年2月,包括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内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成为促发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走向高潮的推进剂。

        长辛店在中国共产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近代北京的工业化水平并不高,但长辛店有其独特性。这里的产业工人比较集中,具备发动大型工人运动的良好条件。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把组织教育工人,开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重心。他们以长辛店为主要活动基地,从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入手,进而利用“工会”这样一种现代产业工人的组织方式,把一盘散沙的工人群体组织起来,发动工人运动,斗争目标不只局限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提出新的诉求,创造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盟、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有效形式,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成功实践。

        纵览20世纪20年代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长辛店工人运动在时间上不是最早的,在规模上也不是最大的,但却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长辛店作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摇篮,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孕育之地。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向党的“一大”所做的报告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谈长辛店工人运动的情况。

        1956年3月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曾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他的这一评价是对长辛店工人运动历史地位的定性。长辛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对于总结20世纪20年代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模式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陈唐,陈唐,势不可挡”

        吴东峰

        唐亮(1910-1986)将军中等身材,苍颜白发,精神硬朗,“诺诺”而无言。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笔者见到唐亮将军时的印象。

        是时,南京军区召开迎春老干部座谈会,向守志司令员主持。参加座谈会者均为驻南京部队身经百战、威名显赫的离休老将军。当会议进行到请老同志发言环节时,笔者见到,向守志首先走向坐在侧位的苍颜白发者前,躬身与之耳语,苍颜白发者点头“诺诺”而无发言;会议结束后,向守志又走向苍颜白发者,躬身耳语再三,苍颜白发者依然点头“诺诺”而无发言。

        会后,笔者问与会者:苍颜白发者谁?

        答:老政委,上将唐亮。

        其时,唐亮将军由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退居二线任中顾委委员,定居南京安度余生。

        解放战争时期,唐亮将军先后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三兵团政治委员,先后参与组织并指挥了宿北战役、孟良崮战役、转战鲁西南、攻克洛阳、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战役,战功威名十分响亮。

        “陈唐,陈唐,势不可挡。”这是解放战争中人们对华野三兵团部队的赞誉。华野三兵团组建于1948年3月,下辖三纵、八纵、十纵。“陈唐”者,即三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唐亮两上将也。

        陈士榘将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淮海决战中,三兵团在陈士榘、唐亮的指挥下两次出征,连战连捷。

        第一次是第一阶段追击和围攻黄百韬的过程中,“陈唐”率三兵团紧随追击部队,穿插陇海路,飞越大运河,迅速进入碾庄以南地区展开阻击,并指挥路南追击部队六、九、十一纵,配合路北的四、八、十三纵,有效地合围了黄百韬兵团。

        合围黄百韬兵团后,“陈唐”再次受命率部参加了最后围歼黄维兵团之战。“陈唐”率前指和三纵、鲁中南纵和特纵一部转赴双堆集战场,统一指挥中野南集团王近山,杜义德之六纵、华野七纵、三纵等部,合力围歼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是役黄维兵团被围困19天之久,终被消灭。

        唐亮将军十分善于把政治工作化为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唐亮将军在这次战役的筹划和决策中亲自起草了《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动员令》,提出了“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口号。据肖望东将军介绍,这个提法,是野政工作组下部队回来汇报时,谈到兖州战役后下一步进攻目标的说法。时任华野政治部主任的唐亮将军,立即把这个说法,提升为攻打济南战役的战斗口号。肖望东回忆,这个口号的诞生,在济南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参战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支前民工人人皆知,化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在济南战役中,济南守军首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果然被解放军活捉了。

        唐亮将军回忆言:提战斗口号,主要是为了打“明白仗”,不打“糊涂仗”。要干脆有力,朗朗上口。一个好的口号,自己听了鼓劲,敌人听了害怕。如“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作者为广州市文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