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清除黑恶势力生存的灰色空间

        吕德文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通知强调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联系到一年前中纪委和最高检相继发出通知,要求坚决依法惩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刑事犯罪,说明农村黑恶势力是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那么,当前农村黑恶势力呈现出哪些特征?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斗争?

        个体农民与市场主体间较高的交易成本,为黑恶势力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

        1983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我国首次开展了“严打”行动。其背景是,城市中的团伙犯罪突出,多次出现震惊全国的重大刑事案件。但彼时农村还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且农村资源较为贫乏,黑恶势力还较为罕见。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显著表现是农村出现了原子化现象,很多村庄失去了传统的自我组织能力,即便有若干宗族势力,也很难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其中,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启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进程,一些农村地区变成了“空心村”,更无组织可言。从黑恶势力的生存条件来说,“空心村”并不足以支持乡村“混混”黑社会组织化,但却为有些颇有经营头脑的“能人”提供了获利空间。由于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无能力自主挖掘村庄内部的市场机会;而那些生活在县城、集镇的地方“能人”,则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开发村庄内部的市场资源。为了顺利进村承包集体资产,开发自然资源,乃至于承接工程,他们惯于利用那些游手好闲的乡村“混混”做“马仔”。这些“马仔”,既可利用其在村庄中的熟人优势,为地方“能人”提供信息,甚至于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扮红脸”;又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威逼利诱群众,“扮白脸”。

        而处于城郊或是有矿产资源、交通条件较好的农村,具有前所未有的市场机会,这些地区聚集了大量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所有人追逐的共同目标,谁都希望从中分一杯羹,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条若隐若现的灰色利益链。其基本逻辑是,地方政府希望发展地方经济,为民造福,为此引入资本下乡;村庄集体也希望借此为民造福,发展集体经济;而分散的农民个体也希望从中获取利益。问题在于,在原子化的村庄中,分散的农民根本就难以组织起来与地方政府和资本进行谈判,反而容易在共同的利益面前相互攀比,相互算计。在集体行动能力缺失的情况下,利益分配必然失衡。一些村庄精英凭借其资本、人脉、权力及把握时机的能力,顺利获得了超额利益;普通村民则成为利益受损者,一些不甘心的村民通过充当“钉子户”向利益相关方要价。正是个体农民与市场主体间较高的交易成本,为黑恶势力乘虚而入提供了机会。这些黑恶势力既可以合法地承包小工程,获取正当利益;又可以充当市场主体与“钉子户”之间的中介,牟取灰色利益。

        农村黑恶势力往往是由乡村“混混”连接起来的利益团伙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原子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巨大市场机会,扩大了农村黑恶势力的生存空间。其本质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矿产、建筑、拆迁、交通等领域,都存在巨大的利益空间。对于外来资本而言,如何有效进村始终是个问题,几乎所有的“资本下乡”过程都需要找到中介。在市场经济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乡村社会的今天,黑恶势力凭借其较强的组织能力,填补了乡村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组织真空。大量的乡村“混混”聚集在那些有经营头脑的地方“能人”那里,通过合法或半合法的形式,在市场经济中获取灰色利益。仅仅依靠暴力获取利益的乡村“混混”,已经极为少见。

        农村黑恶势力往往是由各个乡村“混混”连接起来的利益团伙,其连接的纽带是地方“能人”。多数情况下,这些“混混”并不以黑恶势力的脸面示人,而往往以市场主体面目示人。他们并不会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加,而更愿意“公平交易”,哪怕碰到交易困难,也只愿意通过言语威胁等“软暴力”作为辅助手段,非到不得已不会拳脚相加。这意味着,有的已经告别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崇尚暴力、通过敲诈勒索“豪夺”利益的时代,也摒弃了只为义气拳脚相加的做法。哪怕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有的也更愿意花一些心思“巧取”。比如,不少黑恶势力利用其熟悉农民的利益诉求,也熟悉开发商苦衷的便利,在土地、矿产等资源开发过程中,一面怂恿农民为提高补偿标准而设置阻碍,一面向开发商索要工程。

        农村黑恶势力不仅从市场经济中获取了容身之地,还从少数腐败分子身上获取了“保护伞”

        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对农村黑恶势力的存在深恶痛绝,却苦于没有好的措施加以打击。哪怕是腐败分子,一般也不会与乡村“混混”直接打交道。但一些基层干部与那些利用乡村“混混”的、以生意人面目示人的地方“能人”,却很容易勾连起来。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不作为,与地方“能人”结成隐蔽的利益团伙。一些基层干部由于待遇低,或亲属无稳定工作,会通过做生意补贴家用。因土生土长,他们很可能与地方“能人”因熟悉而结缘,因互相需要而合作。基层干部对国家政策、政府投资项目,甚至于外来资本下乡带来的市场机会,都有信息优势,这对希望从市场中获利的地方“能人”极为重要。作为地方“能人”生意伙伴的少数基层干部,因有共同利益而不得不对其一些非法或越轨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地方“能人”利用乡村“混混”开拓市场的行为,也只能默认。这些基层干部,有的虽很难说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却客观上为黑恶势力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二是乱作为,利用手中权力为地方“能人”提供获利机会。最近一些年,涉农资金持续增加,资源下乡蔚为壮观。在项目制的背景下,政府及村级自治组织通常情况下已不再直接组织国家项目的开展,而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让市场主体承担项目。一些掌握项目审批、监督的基层干部,成为地方“能人”的寻租对象,最终成为腐败分子。较为直接的是,腐败分子从中斡旋,拿好处费或通过干股分红;较为隐蔽的是,腐败分子通过合伙做生意的方式在项目中获利;甚至于,一些腐败分子让地方“能人”做前台,而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幕后老板。

        可见,农村黑恶势力不仅从市场经济中获取了容身之地,还从少数腐败分子身上获取了“保护伞”。而无论是哪一方面,黑恶势力的获利方式都有极大的隐蔽性。概言之,当前的农村黑恶势力,更多情况下是通过合法的市场行为获取灰色利益。因此,农村黑恶势力具有明显的“灰色化”趋势。这集中体现在:首先,农村黑恶势力不再崇尚暴力,而是尽量运用市场手段获利;其次,农村黑恶势力并不热衷于组织化,更多情况下是以松散的个体存在,通过地方“能人”连接起来,但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上下级间的庇护关系,只是临时性的相互利用关系;再次,农村黑恶势力往往隐藏在宗族、姻亲、朋友等乡村社会网络之中,并不需要建立类似于陌生人社会里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关系。

        扫除农村黑恶势力,关键是清除其生存的灰色空间

        针对当前农村黑恶势力的“灰色化”特征,我认为,“防灰”是“扫黑”的基础性工作。扫除农村黑恶势力,关键之处是清除其生存的灰色空间。

        一是要重建乡村社会。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外流并不必然带来农村社会关系的解体。恰恰相反,在保持农民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制度弹性的同时,为留守村庄的农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可以快速提高乡村社会资本。尤其重要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是乡村社会再组织的重要经济基础,保护好集体资产,保持统分结合的基本经营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极大减少农民与市场、政府间的交易成本,从而避免黑恶势力乘虚而入。

        二是要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在扫除农村黑恶势力的斗争中,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具有多重涵义。一方面,它对防止基层干部腐化成为农村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蜕化成为“村霸”具有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强大的基层组织能力,对防止黑恶势力侵吞国家和集体资产,对黑恶势力可能蚕食的灰色利益进行源头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加强基层组织能力建设,不仅要培养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还要强化乡镇一级政权建设,使之真正成为国家权力的末梢。

        三是要建立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党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提高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让监察及政法力量延伸到村级治理中,为村民自治保驾护航,是避免黑恶势力侵蚀基层自治组织、挤压黑恶势力生存空间的关键。一句话,扫除农村黑恶势力不仅仅是一段时间内的专项斗争,还是重建农村政治与社会生态的系统工程。

        (作者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 “日本制造”神话破灭了吗?

        袁堂军

        2017年,日本知名企业连续出现造假丑闻,各种有关“日本制造”跌落神坛的报道屡现报端。请问,“日本制造”神话是不是已经真的破灭了?为何日本企业接连被曝出造假事件?这对“中国制造”有何启示?

        朝阳区读者 王鹏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日本制造”都是诚实、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代名词,“精益求精”“工匠精神”也常常用于对日本企业形象的描述中。然而,2017年,却因连续出现了几家日本知名企业的造假丑闻,让“日本制造”蒙上了一层阴影。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日本制造”神话?

        现代企业的造假行为总体上可以分为产品技术指标造假和财务报告数字捏造

        自古以来,诚信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但无需讳言,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造假行为。现代企业的造假行为在总体上大致可以分为产品技术指标造假和财务报告数字捏造。中国古典寓言矛与盾的故事也喻示我们,企业在其形象和产品宣传中,隐瞒弱点、夸大优势和水平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可以根据两个社会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给予解释,其一是企业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具有利己的性格,其二是在监管制度缺位、市场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卖方更倾向于利用或主动制造信息不对称,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

        企业造假与否不仅取决于其经营团队的价值观和道德水准,也受企业文化和公司治理制度完善与否的影响。因此,维护交易公平保护消费者利益,并不能寄希望于企业本身的自律和觉悟。

        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日本企业造假事件有三个特征,折射出日本企业文化和企业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仔细观察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日本企业造假事件,可以发现有三个特征:一是造假企业大部分是技术指标造假;二是曝光多源自于企业内部或内部相关人员的告发;三是丑闻集中发生在2006年以后的时期。这些特征的背后,既反映出日本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的变化,也折射出日本企业文化和企业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从1960年代后半期开始,为开拓海外市场、扩大外需,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企业自主发展都认识到创新和品质的重要性,在“拿来主义”的基础上,增加科技投入,并充分发挥“工匠精神”,打造出精益求精的高标准日本产品,从此“日本制造”享誉全球。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工成本日趋高涨,为实现良好业绩,企业对品质的追求和管理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同时,因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交易关系中,企业在应对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以及运用新科技手段改变经营模式方面显得反应迟钝。

        1990年代初期,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增长乏力,陷入“失去的20年”,为降低成本和获取市场,大企业纷纷转向海外直接投资,供应链关联企业要么跟随大企业走出日本,参与到国际分工的竞争之中,要么留在国内面对制造业日益空心化的局面而谋求转型升级。但不管如何选择,企业都不得不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经营模式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和规则。尤其是2000年后,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分工模式进入到价值链分工时代。处于价值链环节中的企业不得不面对来自全球的更多竞争者,只有最优秀的产品才能最终获得市场认可。因此,为追求更高品质的产品,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员工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导致过劳和不正当行为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谈到日本社会和企业文化时,常常被提起的是“团队精神”。从积极正面的意义来看,是企业内部人员合作和凝聚力的体现,在相对独立的供应链经营方式下,能发挥企业内部以及关联企业之间的资源整合优势。但同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家文化”传统,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也被称为“村庄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内外有别”的封闭性,加上年功序列的职场惯例,形成了日本企业“家丑不可外扬”的企业治理性格。就算企业发生了不正当行为,也会被当作“家里事”而内部隐瞒和包庇。因此,在品质改善和管理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一些企业“铤而走险”却鲜被告发。

        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表现出正在接近或达到自我否定的阶段

        传统的自我封闭型的日本企业文化在新科技浪潮的冲击下逐渐瓦解。随着物联网以及传感器等新技术的普及,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越来越便捷,零部件采购的渠道也变得日益多样化,跨越国境的企业之间协调和合作越来越频繁。与之相伴的是对产品指标和故障的检测也变得更加容易。这意味着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作弊等不正当行为被检出,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速度和透明性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造假行为的曝光对企业的负面影响将会变得越来越巨大。

        为防患于未然,新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的完善成为必然。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正当行为被告发,与日本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变化紧密相关。2006年日本政府颁布和开始实施关于保护内部告发者的法律“通报者保护法”。这成为最近几年日本企业不正当行为丑闻曝光的推手。自该法实施5年后,第一个具有冲击性的事件,是当时奥林巴斯公司的社长英国籍的迈克尔·伍德告发自己的公司从1990年代以来,隐瞒投资亏损高达1178亿日元的虚假财务丑闻。在之后的2015年形成了第一波企业造假丑闻曝光的高潮,2017年可以说是第二波,可以预计在未来还会出现更多的类似事件。这种近似于主动曝光的现象,似乎更值得我们深思。日本的企业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表现出正在接近或达到自我否定的阶段。在“日本制造”的神坛还没有完全倒塌的现状下,造假事件频频曝光,从某种角度来说可以理解为是日本企业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谋求公司治理制度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向死而生”的现象。

        毫无疑问,在信息趋于更加透明的未来环境中,企业的危机管理模式将会告别内部封闭的隐蔽模式,主动顺应时代的变化,重建充分的诚信保障体系和产品缺陷预警机制,正日益成为打造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必不可少的措施。随着日本知名企业造假事件的曝光,“日本制造”的整体光环正在消退,这对“中国制造”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机会,但如果我们不积极谋求制度建设和制度进步,那么当日本企业以断腕的方式告别传统企业文化中的陋习,而成功转化为具有国际企业文化内涵、实现国际标准的公司治理模式时,中国制造企业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因此,面对日本企业造假事件,我们的决策部门应该借此机会,迅速从顶层设计开始制定和发布一系列关于如何防止企业造假的制度安排,树立“中国制造”的诚信品牌,这才是竞争获胜的根本之道。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背景链接

        日本企业造假事件频现

        2017年初,日本的高田公司被曝出安全气囊存在质量缺陷问题,导致其不得不申请破产。同年9月,作为日本汽车三巨头之一的日产汽车公司也公开承认了在其整车出厂检验环节中,使用了大量无资质工作人员敷衍出厂检验。然后是10月,曝出排名日本钢铁企业第三的神户制钢旗下多家工厂存在长期篡改部分产品技术指标数据,将未达到客户要求的产品提供给客户的丑闻,将日本企业造假事件推向了高潮。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三菱综合材料股份公司、东丽公司等日本著名企业的不正当行为曝光事件。据日本一些专家预计,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还可能会曝光更多的日本企业不正当行为。     (陆琴 辑)

  • 养老社会化新趋势

        穆光宗

        据调查,中国老年人口空巢率大概在50%—70%之间,而且有升高的趋势。空巢老年人往往容易陷入孤独抑郁的心理黑洞和缺乏支持的生活困境。老年空巢化、老年高龄化和老年失能化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长寿时代的大趋势。

        在少子老龄化时代,要维系捉襟见肘的家庭养老功能,就要促进“养老在地化”和“养老就近化”的结合

        “养老在地化”是指健康活跃的老年人最好能在熟悉的、有归属感的地方养老。老年固化现象告诉我们,老年人不适宜长期异地养老,容易“水土不服”,产生矛盾和烦恼,所以居家养老模式从情感上是适合老年人特点的,这也是绝大多数老年人首选的养老模式。客观上,异地医保难以结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是居住处在空巢状态,居家养老也存在着很多风险。对高龄老人、独居老人、脆弱老人和失能老人而言,困守孤城的居家养老未必是最好的选择,恰恰可能有很多无奈和风险。

        针对居家养老的风险,应对的策略至少有二:一是未雨绸缪,选择护理型的养老机构,完成养老方式的转型。二是完善社区助老服务,以社区助老之长济居家养老之短。但社区助老服务能否开展起来,取决于诸多因素,如社区中需要服务的老年人口规模,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以及这样的服务是否符合规模经济的原则或者说是否有利可图,等等。社区服务包括工具性和情感性两个方面,前者可以是有偿,后者可以是公益慈善。中国在社区助老服务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养老就近化”是指亲子关系在居住方式上最好保持有距离的亲密,代际分开居住模式契合“端过一碗汤去不凉”的亲情距离,老人通过迁徙投靠儿女或者相反,老人和儿女可以也最好同在一个地方生活,但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圈子,保持距离以示彼此尊重;同时距离还不能太远,否则影响亲密度。但现实往往比想象来得复杂和严峻,即使子女在身边,脆弱的“4-2-1”家庭结构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回望过去,家庭养老不仅是制度化的传统,而且是人性化的安排,作为最贴近人类情感、最能满足老人心愿的养老模式可惜如今已经渐行渐远。

        “养老社会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老人,需要提供具有不同功能的养老院和养老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版)》,国家提出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方针以及9073(90%的老人居家养老,7%的老人实现社区养老,3%的老人进机构养老)或者9064(90%的老人居家养老,6%的老人实现社区养老,4%的老人进机构养老)或者XYZ的养老格局。“养老社会化”反映了养老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分工的变化,就是在养老市场的分工体系中,家庭并没有放弃养老的责任,但向社会转移了养老的职能,所以是“社会化养老”而非“社会养老”。

        今后,中国要高度重视社区助老和机构养老的发展,但这两方面的亏空实在太多,所以我国不仅是众所周知的“未富先老”,而且是令人担忧的“未备先老”。以我之见,当下我国机构养老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其一是床位数总体上供不应求和结构性闲置现象并存。口碑好的公立养老机构皆有排队现象,而成长中的民办养老机构还缺乏市场信誉和公信力。其二是在养老产业化和高端化的风潮下,机构养老的市场价格被不断推高,有些入院门槛奇高,将很多想去机构养老的老人无情地挡在了门外,导致资源供给与有效需求的脱节和错位,叫好不叫座。其三是养老机构的内部管理水平与服务品质还有待提高。有些机构的老年人被集中管理,缺乏表达个人意志的机会、自由的空间和欢愉的氛围。由此,提出“去机构化”和“居家化”的改革方向。

        对应于不同类型的老人,需要提供具有不同功能的养老院和养老服务。对活跃老人而言,老年公寓或许是合适的选择,关起门是小家,打开门是大家。对失能老人而言,老年护理院则是必然的选择,老年人在这里可以获得专业的护理,过有品质的失能生活。对一般老人而言,生活在不同档次的养老院或者福利院,只要一日三餐无忧,日常生活有人照料,也有一起闲话的朋友,不至于太孤独寂寞,就基本可以安养、乐活和善终了。

        我认为,考虑到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养老任务极其繁重,是一个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人道主义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坚持“共享”:一方面追求“养老的适度福利”,体现养老的国家支持和社会反哺责任;另一方面要追求“养老的公平共享”,维护老年人安全,避免老无所养和老无所依。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