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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陈先达

        开栏的话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本刊自即日起开设“我与改革开放”栏目,邀请人文社科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我对改革开放的影响(政策制定、实践推动等)”或“改革开放对我的影响”撰文,回顾改革开放政策制定、实践推进过程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反映改革开放对群体、个体,对理论研究、学术探索产生的重大影响。字数以3000字以内为宜。欢迎赐稿。

        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

        我今年88岁了。十年前,有人问我高龄,我回答说:年方三十。现在问我,我回答说:不惑之年。我说的是学术年龄——真正坐下来从事学术工作,也就是这四十年。

        人的一生,正如人类历史发展一样,也会有一些关节点。1978年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节点。这年十月,我回到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单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工作。当时,我面临的是躺倒混日子,还是爬起来继续前行,对此,我有过内心斗争。从1976年到回到人大前这两年多时间,我曾经反复读《庄子》和《报任安书》,思想很消极。当时我写过一些充满消极情绪的诗,诸如“莫谓无才虚此生,才高未必即有成”“林秀风摧难为栋,野草轻贱吹又生”之类的东西,灰心得很。

        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感谢党的实事求是政策。城门失火并未殃及池鱼,我们这群人都安全着陆了。改革开放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我获得重新执笔的勇气;改革开放社会大变化,吸引我关注现实问题并敢于发表意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安定团结局面,使我能有时间安下心干点正经活。

        我说自己年方四十,不假。从学术上说,我的确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回到人大,我决心重新起步。我已经失去了十年,再耽误不起,已经没有了年龄资本,于是决心急起直追:“往事不宜频回首,荒园勤锄尚可春。况复柳媚山川绿,十年贻误日兼程。”

        “十年贻误日兼程。”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头两年,我着重学习马克思的早期经典著作,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曾在全国多所大学讲过这本书。1981年,我重新执笔为文,在《哲学研究》第8期发表《评费尔巴哈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地位》;第二年,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二次转折》。从此,我有了信心,一发不可收拾。1982年,我参加我们所集体编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并审读全稿;接着又主编了由我们所集体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本书,一本从纵向史的角度,一本从横向基本原理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这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算是开创性的。

        1983年,我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出版,又陆续与学生合著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总览》《被肢解的马克思》。完全属于我个人独著的是1987年出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这本书曾由多家出版社出版,算是我此生得到鼓励最多的一本书。

        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

        我最得意的不是这些著作,而是1995年六十五岁我开始学电脑,而且学的是五笔。不是我钟情五笔,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作为一个江西人,来北京几十年,仍然是乡音无改,咬字不准,又不会拼音。逼上梁山,终于勉强学会五笔。自此以后,我的所有文章都是一字一字敲出来的,包括七本随笔。报社投稿,都是发电子版。朋友之间虽不再有鸿雁往来,但E-mail频传。前些年,我也赶时髦学会玩微信。我的朋友圈不大,主要是同事和学生。会微信,好处不少,见闻多了,避免老年人缺少交往的闭塞。有时和学生开点无伤大雅的小玩笑,增加点“老来乐”。我得到过一些荣誉,如三次吴玉章优秀著作奖、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三次“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三次著作奖等。

        写这些干什么,自我表功?不是。我只想从个人的遭遇说明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政策的大道理:再好的东西放在垃圾桶里,就是垃圾;而垃圾放对了地方,可以变废为宝。我想起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何芳川,我们曾在一起写文章差不多三年。他比我小九岁,在副校长位置上因急性白血病去世。英年早逝,十分可惜。我俩关系特殊。在收到参加追悼会的通知后,我惊愕不已,夜不能寐,曾以诗悼之:

        犹记北招识君时,文采风流李杜诗。

        落水幸喜未灭顶,翻身弹指痛仙逝。

        祸福无常天难料,赤心不改世人知。

        大才遽折应一哭,毁誉死后两由之。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政策,感谢改革开放后宽松的政治环境,给我个人发挥一点余热创造了条件。我说“余热”不是客气,1980年重操旧业,发表文章时已经年过半百:“发有二毛鬓有丝,年近知命归来时。”但我没有因挫折而气馁,没有因年龄而颓唐,自我放逐,而是急起直追。因为,我们单位,我们学校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对我们没有任何歧视。光这一条,我就应该知恩感恩。由此我想起有的知识分子,往往因为一些个人挫折而入佛入道,当个佛系道系人物。开始时我也想走这条路,但我没有走,我仍然走马克思主义之路——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打下的一些基础,使我在理论良知上不可能走这条路。我在《得意拜孔,失意读庄》这篇文章中,曾经坦露过自己的矛盾心路。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不是说,我下海发了财,腰缠万贯,或是有个一官半职。我始终是一介布衣,一生是个普通教员,依靠工资为生。我说是受益者,是说政治上的受益者。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政策,我们就不过是一堆烂菜叶,扫进垃圾桶而已。

        作为一名有着六十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是理所当然。一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也是理所当然。不是因为信我才信仰,而是经过学习和研究才确立我的信仰。马克思说过,“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掌握了我,而不是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因为就我的浅薄知识而言,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哪种学说,其立场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其理论论证逻辑是如此严密,不可反驳;其实践效果是如此巨大。一个半世纪以来,它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得到如此众多学者的研究和人民的拥护。多少御用学者进行围剿和曲解,不能动其分毫;多少政府视其如洪水猛兽,无法阻止它的传播。在当今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照之光。它在中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该说什么我还是说,对得起马克思主义良心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的任务就是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我高度赞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这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亲身感受到的。从我出生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扬眉吐气。我反对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蓄意抹黑,或令人怀疑地借事起哄。我曾在《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发表过一些文章,包括《批评,抹黑及其它》《自由与任性》《凡事都有理,都得讲理》《理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等多篇风口浪尖上的文章。有好心朋友劝我,你写它干嘛,得罪人,就不怕人肉搜索吗?我说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经得起搜索,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事,无非是参加过写批林批孔文章,此事有结论,党都原谅了我们,为什么我要畏首畏尾,辜负党对于一个党员的期待呢!

        我承认在迅速发展中,我们有不少值得总结的教训。在前进中,我们付出了不少代价,包括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尤其是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败坏我们国家,败坏我们党。对这些现象,如鲠在喉,如芒在背。老百姓不满意,啧有烦言。我在一些文章中曾经多次谈及这些问题,虽非大声疾呼,但总是尽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理论职责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学术良心。我曾多次写过关于历史周期率的文章,关于从严治党的文章;发出过市场经济有可能对人际关系、对政治、对思想产生负面效应的警示,主张应该在思想上筑堤修坝。我也在文章中多次提出一定要区分市场经济、市场社会和市场关系。我们是搞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不是市场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人际关系不是以货币为中介的市场关系,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我不会因为受过挫折就曲学阿世,也不会噤若寒蝉。该说什么我还是说,对得起马克思主义良心。我兴奋地看到,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的各项政策,十九大报告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了我不少忧虑和困惑;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大力惩治腐败,使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感到无比畅快。

        改革开放后的近四十年中,我并不讳言曾经的忧虑——重蹈苏联覆辙的颠覆性错误。这些忧虑曾经写入我的一些文章和诗中,如《观〈长征〉有感》:

        拼却头颅血浮舟,赢得自由满神州。

        前人种桃后人摘,今人复为后人筹。

        国盛仍应卧尝胆,民富不忘域外忧。

        成败兴衰非天意,事在人为有远谋。

        又如《抒愤》:

        暮年哪能不惜身,为解忧愁且满斟。

        仓多硕鼠思良药,国有墨吏盼贤臣。

        百年苦斗烈士血,美人侍宴席上珍。

        北邻近事宜记取,红旗坠地悄无声。

        再如《参观井冈山》:

        云拥黄洋雾蒙蒙,仿佛仍有炮声隆。

        裹伤空腹拼死战,青春血染别样红。

        峥嵘岁月弹指过,英名不朽与山同。

        硝烟虽散忧患在,莫教父老泣江东。

        我有忧虑,但我的忧虑和有些人的忧虑不同。有些人以保卫中国传统文化为名,说一百年来中国现在是全民失忆,全民失德,现在社会的乱象就是源于一百年来的失德失道(统)。不需要多高的理论水平,一看就知道拾的是海外新儒学的唾余。一百年,从哪里算起?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这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重塑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百年;是中国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到迎接强起来的一百年;是中国历史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可在一些以传统文化保卫者自居的人看来,却是失德、失语、失忆的一百年,因为儒学失去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历史的车轮飞速前进时,会碾碎陈旧腐朽的东西,也可能伤及路边的鲜花小草,这就是历史进步的代价。毫无疑问,我们社会中出现的一些令人不满意的现象,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措施逐步扭转,把它说成是五四运动和中国革命的罪过,仿佛一百年来我们只要仍然坚持读四书,行古礼,一切都率由旧章,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用革命变革,中国就比现在更好,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怀旧是一种虚幻的记忆诱惑。我们对现实社会问题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加以解决,进而把社会向前推进,而不能向后转。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吸取智慧,但不是向往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在古代尚且行不通,现在更行不通。如果一切以儒学之是非为是非,以儒学为衡量历史的尺度,由此认为一百年来,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这是荒谬的历史观。

        老而弥坚不算老,文求有骨诗求魂

        我说我四十岁,当然是隐喻。实际上,我已年近鲐背,体力不济。有人看到我的大块文章,问我有没有助手?我笑语有助手,并伸出双手说,这就是助手。每个字都是我自己敲出来的,每句话都是出自我的内心。老伴对我不按时吃饭很有意见,经常亮黄牌。我虽然保证下次不写,但没过几天又旧病复发。不敲敲字,心里老是发空,这大概是知识分子的宿命。既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应该发声。发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朋友和学生们夸我身体好,实际上我心里清楚,我有多种老年病,但不以为意。我认为老年人有老年病是常态,而终日惴惴不安,实无必要。哲学帮了我的忙。我想起庄子的外生则生存,病病者不病的话。天天讲养生,不见得活得快活。84岁时我写过一首诗:

        八四初度增一春,弯腰拾箸渐不能。

        天地大仁无私爱,未闻造物独怜人。

        少年旧梦成碎影,头白反觉意更真。

        老而弥坚不算老,文求有骨诗求魂。

        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对生命的态度。我希望能活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好是活到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那我争取活一百岁。这有点期望过高,不过也不是绝无可能。我的老校长张腾霄活了一百多岁,我们的袁宝华校长寿高百岁,仍然精神矍铄。一百岁,以现在的医疗和生活条件,不算奢希。如果能亲眼看到我们伟大祖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光复汉唐盛世,而是一个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中国,我就不枉此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一级教授)

  • 党史道理在故事中蕴藏着

        李忠杰

        一直想写一本研究党章的书,现在终于写成了,书名叫《党章内外的故事》。然而,我却有个疑惑: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能不能写“讲故事”的书?

        在中央党校,我当了7年校委委员。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我当了12年副主任,是除了胡绳之外,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了。其间,主要分管党史科研、重大事件和人物纪念、地方党史等工作。参与了纪念抗战、长征、建党,以及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也处理了党史工作的很多问题。按理,应该利用工作的积累,写一点“高精尖”的书,给社会提供一点“阳春白雪”的东西。怎么写起这种“讲故事”的书来呢?按有的朋友的说法,“你是大领导、大专家,干嘛写这种通俗读物啊?”其实,这里的“大”字应该去掉。但,当领导的,能不能写这种书呢?

        我一直认为,领导也是人,除了应该履行的职责,实际上也是普通之人;专家大不大,都是专家,没人给你分什么等级。当领导的,也要多与下属和常人接触和沟通,多关心和帮助他人,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所谓的权威,应该靠人品和能力来取得,而不是靠摆谱来取得。至于专家,只要有所研究、有所成果、有所作用就行。“小”专家可以写“大”书,“大”专家也可以写“小”书。不能说领导和专家就不能写“通俗读物”。

        我在工作实践中,特别是在外事活动中,有个很大的体会:好多事情和道理,不能板着脸说话,而要善于把深刻的道理,通过生动的故事讲出来。首先让人能够听得进去,感觉到有趣、有意思,然后再阐发某种道理,让人在心底里认同或产生共鸣。2008年初,我曾率团到美国、加拿大进行交流访问,以“中国的发展和未来走向”为主题,介绍和宣讲中共十七大精神。后来,我在有关这次交流的报告中提了一些建议。其中有一条是:“对各类对外交流活动,都要提高水平,讲究艺术。演讲和回答问题切忌照本宣科,不要什么场合都念稿子,而要善于融会贯通,用对方容易接受和理解的口语进行讲解。要根据不同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要多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善于讲道理,更要善于选择和运用最适当的例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以开放、开明和自信的态度,以及生动活泼的交流方式,赢得听众的信服和尊敬。要善于带着微笑,亲切自然、富有人情味地将我党执政理念和重大决策自然地传递给对方。要敢于面对敏感问题,处理复杂局面,将坚定的原则包裹上柔和的语言,以风趣幽默的方式化解矛盾,调节气氛,掌握交流的主动权。”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带头给外国人讲故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其他人,无论领导还是专家,都要一起讲好中国故事。既可以对外国人讲故事,也可以对中国人讲故事。善于把深刻的道理蕴涵在生动的故事中来讲,通过生动的故事传输很多深刻的道理。

        故事故事,就是“故往之事”。这种故事,只要真实,其实就是历史。而党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个很长、很大的故事。不要简单地以为党史就是简单的几个结论或几个干巴巴的说教。党的历史,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有很多很多生动感人的故事。党史的无数道理,都在无数的故事中蕴藏着,也是可以通过无数的故事表达出来的。所以,无论是研究党史,还是介绍党史、宣传党史,都可以把讲故事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形式。

        从党章来说,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治国理政,要按宪法和法律办事;建党治党,还要按党章的规定办事。参加中国共产党,当然就要对党的知识和规范有所了解,就要学好党章。所以,党中央一直要求学习党章、尊崇党章。但党章怎么学呢?怎么讲呢?实践中已有很多很好的创造。当然,也有的,简单地背几个条文,再通过考试来检验背功;干巴巴地讲几个道理,让大家在瞌睡中聆听教诲。这种学法、讲法,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我多次介绍过,1929年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写了一个部分,讨论党员为什么对开会不感兴趣的问题,分析了不感兴趣的原因,提出了让党员对开会有兴趣的办法。现在时间过去了将近90年,毛泽东同志当年所说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当年毛泽东同志关注的问题,尝试一下用讲故事的办法,让大家饶有兴味地听点故事,再从中体会感悟某些深刻的道理,这对全党学党章是不是会有所帮助呢?

        所以,作为领导和专家,写写《党章内外的故事》,应该是可以的,也是值得的,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探索,探索把严肃的党章与鲜活的党史结合起来,探索把深奥的理论与生动的故事结合起来,探索把学术研究的成果与生动有趣的表达结合起来。因此,这本书,既像领导和专家写的,又不像领导和专家写的。

        不像,实际是说不该,这是表象之见。像,实际是说应该,这是实际之需。因此,讲讲故事,无论从研究党章,还是解读党章,无论从工作出发,还是从学术来说,恐怕都是值得一试的。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 敬重吾师黄楠森

        易杰雄

        黄楠森先生离开我们差不多五年了,我常常想念他,回忆他对我的关怀和帮助,回忆他治学和为人的品格。

        当年,我是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向在“文革”后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届硕士生。当时以黄楠森为首的导师组一共有四位指导老师。开始是他们分头上课,集体指导,到我们各自报论文选题后,才根据选题和导师的专长分论文指导老师。

        眼下正是毕业季。毕业后去什么单位?从事什么工作?从来都是每个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当年对我来说,留北大工作无疑是最佳选择,但留校对我而言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原因很简单:一是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基础并不好;二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郭罗基先生的思想在当时正受到社会上一些人的批评;三是我的师兄郭志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基础显然要比我扎实,而且他的毕业论文还是黄先生亲自指导的。结果完全出乎我意料:临毕业前黄先生找我谈话,说学校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一个留校指标,经系里研究、综合考虑,决定留我,问我本人意见。我喜出望外,当即表示非常乐意。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苦恼:办留校手续时,需在一张“五年内不向学校提调动家属一事”的承诺书上签字,这使我很犹豫,但最后还是签了字。

        就在这时,一个也非常好的单位找到我,表示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去从事科研工作。如去,不仅经济收入比留北大工作高,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们承诺家属可随调。我找黄先生说了这一情况。黄先生听我介绍完情况,沉思良久,最后说:“是啊,你们分居这么长时间了,留北大不知道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替你解决,甚至能不能解决我也不知道。这样吧,你如决定不留校了,我再与其他同志商量一下,我个人不为难你。”

        经过几天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告诉黄先生,我决定不留校了。很快,我被派遣到要我的单位。这时我去询问,给我的住房在什么地方,我爱人的工作调动需要我们自己怎么配合?可对方说最近上级有了新文件,调动冻结,何时解冻还不知道。当时我就傻眼了。

        我匆匆赶回学校,打电话把此情况告诉了黄先生,并表示还愿意留在北大,黄先生立即与学校人事处反映了这一情况,表示系里仍欢迎我回来,人事处立即与要我的单位联系,对方表示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黄先生亲自与人事处领导找到要我的单位。就这样,他不厌其烦,为解决我的问题想方设法,在社会活动和系里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多次挤出时间亲自出马。最后还是一位与我同时决定留校的师弟乐意去这个单位,主动要求换我回来。

        留校后我经常跟他一起外出,接触也多起来。有一次,我陪他乘坐火车到安徽屯溪参加学术会议,需要在南京中转。本来凭他的学术地位和威望只要给南京大学哲学系打个电话,人家就会派车来接,还会请我们吃饭。可黄先生没有这样做,车到南京,我们下车准备吃饭后再转乘到屯溪的火车。我们先到寄存行李处办理寄存,这无疑都是我的事。可当我填写单子时,黄先生立即拿起行李就往寄存室放。寄存室的门很低,人根本进不去,于是黄先生就弯腰把行李推进去。那年他已经过了60岁,却抢着做这些事,让我从心里感动、敬重他。存好行李我们在一个饭馆坐下来,他让我先点喜欢的饭菜,然后才给自己要了四川的辣味菜。饭后,他硬是截下我付了饭钱。晚上转车到了屯溪,来接我们的是一辆卡车,黄先生坐在了车楼,而我上了后边的敞车。正在此时,一辆小轿车驶过来,接的是比我年龄还小的某大报的也来参加此次学术会议的记者,对此情景,黄先生很坦然。

        这些记忆就像金子一样,在岁月的冲刷下越磨越亮,每每想起,令我对黄先生的高尚人品十分敬仰,对他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坚持党性原则,一心向学;对人对事坚持实事求是和包容;对工作任劳任怨;对学生极度负责任。这是他老人家默默地以实际行动为我们树起的如何做人的标杆,时时提醒着我应如何工作,如何对待自己的学生,如何做人。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