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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无声处建奇功

        周文琪

        编辑同志:

        您好。我最近看了电视剧《风筝》,了解到我们党隐蔽战线惊心动魄的故事,很受感动。之前也看过《潜伏》《黎明之前》《伪装者》等谍战剧,这些故事在历史上应该是有原型的。想请党史专家给介绍一下真实的隐蔽战争历史,如能选几个典型讲一讲就更好了。谢谢!

        海淀区读者 王鹏  

        本刊邀请中央党校教授周文琪作答

        自古以来,隐蔽的战争——洞察敌人的情报工作对克敌制胜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需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重要意义。”中共在革命时期就非常注意情报工作。最早的特别工作部门叫“军委特务工作处”,1927年改设中央“特科”,是中共最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创始人是周恩来。后来几经易名,至1939年2月18日改设“中共中央社会部”,对外称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中央社会部,在中国革命的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情报、保卫工作方面威武雄壮的活剧。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瞬间至今鲜为人知,作为史家应当把它写出来,让广大读者知道其贡献,了解其背后的复杂性。

        我党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内线关系鲍君甫(杨登瀛)

        鲍君甫,广东珠海前山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与上海的帮会、租界巡捕房乃至日本人都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并且和国民党高官张道藩有私交,随后鲍君甫改名杨登瀛,并以此名在国民党中闻名。

        鲍君甫成为国民党特工系统的高级干部之前,是陈赓手下陈养山的旧相识。陈养山发现,鲍对共产党有好感,又不愿意放弃做官的机会,将情况报告给了陈赓,周恩来和陈赓决定,借陈养山拉拢鲍君甫。鲍要求汽车、保镖和活动经费,陈赓请示周恩来后尽力满足他,并要求他和上海市党部、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都建立联系。在政治上,鲍并不可靠,据当时给他做保镖的党员回忆,鲍官架子很大,做事情总是两手准备,心思深,然而秘密工作却需要这样的人。随着鲍君甫的地位升高,又得到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重用。陈赓一方面加强对鲍及其家人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将鲍的任务转向协助处理共产党内部的奸细。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截获叛徒戴冰石密告,有中共地下机关在某处活动,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鲍君甫前去,将其中7人抓获。后来,鲍君甫通知“特科”,使党得以铲除叛徒。又有一次,叛徒颜某正洽谈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情报为鲍君甫介绍给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党员宋再生得知,颜某即被清除。

        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特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鲍得知后,先用两根金条稳住叛徒,随后通知中共中央将其惩办。当年8月,由于叛徒白鑫出卖同志,澎湃等人被捕。鲍得知后,仔细探悉了白鑫的行踪,得知他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家,他借送礼送行之名确认其出行时间,使“特科”在白鑫逃往意大利之前将其击毙。当时鲍君甫还准备安排“特科”去劫狱营救澎湃等同志,可惜功败垂成。这年11月,任弼时被捕,鲍君甫向巡捕房称,任弼时是其手下,属于误捕,后将其释放。

        1930年,叛徒黄弟洪从苏联回国,组织本来安排他去江西苏区,他竟致函蒋介石,意图“归顺”,并企图出卖他与周恩来的见面地址。鲍君甫及时通知中央,黄即被清除。这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鲍君甫前往会晤,鲍随即报告陈赓,陈赓派刘鼎以鲍君甫邀请专家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后,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巡捕房逮捕,并搜捕出绝密文件,因巡捕不识中文,鲍君甫就请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将其中秘密文件替换送出,几个月后,鲍君甫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关出狱后,进入湘鄂西根据地。

        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他熟知上海中共中央最高机密,当然也知道包括鲍君甫在内的几乎所有埋伏在国民党内的为中共提供情报的人员。顾顺章的电报从武汉发来后,首先由潜伏在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身边的秘书、我地下党员钱壮飞译出,得知相关情报后,周恩来等得以从容脱身,而鲍君甫随即被捕。

        1932年,在张道藩斡旋下鲍君甫被释放,1934年,国民党令鲍担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鲍君甫再也不复当年。

        “五重谍报王”袁殊

        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袁殊以多重身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达14年之久,朱德曾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提及潘汉年,必提袁殊,因为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所获的大量情报直接出自袁殊之手。

        早在1931年底,潘汉年就将袁殊发展为中共党员。袁殊衔命打入CC的特工组织,又凭借精熟的日语与日本方面建立了情报关系并接受其津贴。1933年后,他还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了两年。1937年后,袁殊辗转投到杜月笙门下,国民党中统和军统都来拉他入伙。在潘汉年同意后,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一跃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因参与制定暗杀汪伪特工总部首脑李士群的计划,袁殊被捕,幸亏日本领事岩井英一的搭救才得免死。此后,袁殊就不仅是岩井的秘密情报人员,而且是岩井扶持的一名公开的“汉奸”了。这样袁殊成了罕见的兼具中统、军统、日本、汪伪、青帮背景的五面间谍,从各方内部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情报。当然,他的这些交叉潜伏活动都有潘汉年在幕后指挥。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到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地处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委员会”的机构,并筹备出版《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拨给“兴亚”的20万军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也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

        据我党情报人员刘人寿等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调动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当然,这种多重角色不是那么容易扮演的,肖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一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潜伏在汪伪政权特务机关上海“76号”的关露

        在关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一身。

        1939年的关露,身份是上海滩最有名的三个女作家之一,另外两个是丁玲、张爱玲。关露除了创作之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及《邓肯自传》等许多广为人知的优秀作品。那时的关露激情澎湃,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这样的爱国诗词曾经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但在这年年底,关露突然销声匿迹。当关露再次出现在上海滩的时候,她竟然成为汪伪特务头子家里的红人。

        原来,这位本名胡寿楣的女诗人,当时已是秘密党员,她接受了一个非常任务——打入“76号”摸清汪伪政权特工头目李士群的真实思想动态,并在适当时候对他进行策反。这么一个艰巨的任务,为什么选择关露呢?关露有个妹妹叫胡绣枫,1933年李士群被国民党抓了以后,他的老婆叶吉卿在走投无路之际,胡绣枫接纳了她,这让李士群对胡绣枫一直心存感激,鉴于这层关系,党组织原准备派胡绣枫去的,但胡绣枫当时在重庆工作繁忙,于是推荐了她的姐姐关露。关露接受命令后,成了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常客。

        严格执行党的指示,忍辱负重两年后,关露的付出终于有了收获。1941年,关露与李士群进行了一次对话,关露说:“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一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李士群是个很聪明的人,他一听就明白了。

        很快,潘汉年根据关露的判断,在上海秘密约见李士群,从此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就提前送到了新四军手中。之后,李士群与中共的秘密联系由其他同志负责,关露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北平和平解放的隐蔽战士阎又文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又文在太原受到薄一波、程子华、彭雪枫的影响,投笔从戎,奔赴延安。在延安接受了邢西萍(徐冰)的建议,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从事抗战工作。1938年,阎又文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与傅作义是同乡,又才华出众,文笔锋锐,深得傅作义赏识和器重,1939年担任傅作义的机要秘书。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他几乎和傅作义形影不离,被大家称为傅作义的左膀右臂,傅作义的各种重要电报、文件及讲话稿,都由阎又文起草。

        1947年冬,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李克农提出要尽可能发挥阎又文的作用,决定将阎又文直接划到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并将与他联系的王玉调入社会部。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剿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要求阎又文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

        阎又文每周六在北海公园漪澜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安排王玉以记者身份参会,其间将情报交与王玉。阎又文收集的情报包括作战部署如《北平城防方案》、《北平城垣作战计划》及详细地图和军事实力、将领概况、傅蒋矛盾、傅之想法及思想斗争等,对中央决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解放军一举攻克了天津,切断了傅作义海上逃跑路线。1月10日,阎又文力劝傅跟共产党谈判。根据党的指示,阎又文对傅作义展开大力度攻心工作——争取傅作义起义。经过多次谈判,1月21日,我党终于和傅作义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解放军开进北平,文化古都幸免于战火。

        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这样介绍阎又文的重要贡献:平津战役期间,阎又文根据上级指示,提供了大量关于华北“剿总”的情报,使党中央准确了解了傅作义情况,为制定北平和平解放方针奠定了基础。天津战役后,他及时掌握并向上级汇报傅作义的思想动态,积极施加影响,为最终促成傅作义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

  • 监察制度在不同法系中的历史演进

        任颖

        监察治理是开明之治、盛世之治的重要标志,但其并非西方近现代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法源及政治经济背景下,监察制度的演进呈现出路径依赖特征。

        中华法系实现了由监察权的一体化行使到分化,再到集中统一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监察”也称“监司”,于战国时期萌芽;至秦朝,始于中央设立御史大夫,在地方设立监察州郡的御史;至汉朝,监察治理法律化进程正式开启,颁布了专门的监察法规“察吏六条”;“监察”一词亦最早出现于汉代孔安国的《尚书注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出现了关于“监司依法举罪狱官”的体系化思考。到宋朝时,与之相应的责任话语进一步得到强化,形成了“监司责辩于郡,郡责辩于县”,“责监司以守郡清肃”,以及覆盖特定领域监察(如“责监汉阳酒税”管理)的体系化问责程序。至清朝,颁行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监察法典《钦定台规》,达到了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顶峰,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总体上看,中华法系的监察治理广泛涵盖“司农出纳、监决囚徒”等各个方面,呈现由监察权的一体化行使到分化,再到集中统一的发展趋势,形成了受中央垂直领导的监察系统。汉代是这一趋势的转折点,其时另设司隶校尉、丞相司直,客观上分化了集中统一的监察权,而致争权牵制之弊,因此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始,明确了监察权的集中统一行使。

        具体到对于监察人员的监督方面,中华法系以专门监督与定期巡视相结合为核心,确立了对于监察人员(“御史”“刺史”)的监督。一方面,对监察人员的责任设定要严于其他官吏,如《明律》规定,监察御史“受赃”的刑加二等;另一方面,实现了言谏之责与为治之责的结合,谏官体制与御史监察共同组成了吏制监督系统,充分保障“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大陆法系确立了以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为核心的监察制度

        欧洲大陆是西方监察的发源地,也确立了现代监察治理的法治原则。公元前5世纪,监察官被视为“罗马共和国时期最神圣的高级官职”,其监督范围不仅包括“元老名单”,而且及于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最长任期为18个月。至公元16世纪,法国国王亨利二世设立监察机构,监察范围覆盖了行政、财政、司法事务,监察对象包括执行公务的官员,以及集行政管理与司法职权于一身的“邑吏、邑长”(通常为受过良好法律训练的贵族);并且,监察职能仍在不断扩大,到了路易十二执政时期,监察官成为(派驻)地方的最高官吏。

        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监察制度以瑞典议会监察员为起始,其最早于1809年设立。监察专员作为议会组成机构监督和推动法令的实施;其由议会设立(共四名监察员),代表议会负责对所有政府机构的监察,但不能调查选举产生的议员。在瑞典的影响下,自20世纪开始,欧洲大陆各国相继确立了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形成了覆盖法院系统、政府官员、公共机构雇员及其他执行公共任务的人员的监察体系。

        不同于中华法系行政与司法合一体制下的监察治理,大陆法系监察职能的扩大以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与检察一体化相结合为路径,形成监督官员职责与行为的分权结构,全面覆盖了对司法辅助人员、书记员、户政官员等的监督。从本质上看,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是议会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体现。

        但是,从权力运行与监督规律看,大陆法系监察范围的广泛性与其监察体制本身存在不匹配。与专门机关监察相比,议会监督与监察一体化不利于反腐职能的专项运作,更易产生对监察权的操控甚至是空置,面临着监督权配置与权力运行不相适应的困境,且不具备彻底性与周延性。

        英美法系的行政监察及监察与审计合一制

        英美法系的监察治理以行政监察为核心,在监察范围方面,监察的对象集中于合法但不合理的“不良行政”范围,主要是对政府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1967年《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法》还排除了监察员对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域的监察权力行使。

        不同于大陆法系的代议机关监察一体化体制,英美法系形成了更为完备的“分权式”监察治理格局,也呈现出分散化、差异性特征(包括监察体制与检察体制在内)。在与多党政治的交织下,监察治理的推进在“三权分立”博弈中面临多重困境。不同于大陆法系(除意大利、波兰外)监察职能的专项设置,英美法系的监察体制兼具审计、协调、调查、预防贪腐的职能,并以监察与审计合一为路径推进公共行政责任制度改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监察与审计合一体制的确立,其在《1978年监察长法》中得以确立。监察长有权对有关行政机关工作进行审查、监督、审计(接管原来政府内审机关的职权)。

        在新公共管理等运动发展的背景下,英美法系监察体制的重心由治理官员舞弊与腐败现象转变为行政绩效与政策评估,弱化了廉政监督的重要职能。这种体制推动成本节约与资源整合的路径,实质上反映了西方权力监督的不彻底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制度设计

        在从中华法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监察话语的内生性演进中,监察治理领域由古代向皇权负责的等级问责,回归到现代向人民负责的法律问责,完成了由古代的“吏制”责任向现代的法律责任、由等级豁免向全面监察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也进一步得到深入推进,监察治理沿革的内生性结构不断完善。一方面,中国广纳谏言与严格督责的开明文化传统,塑造了国家监察治理的精神品格;另一方面,中国监察治理更进一步推进了对于监察人员的监督与问责,以悠久的“治道”传承奠定了监察责任制度建设的开拓性视域。

        中国在借鉴西方确立的监察权行使的独立性、监察事项公开及监察责任与履职保障相统一原则的同时,亦须注意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监察治理路径也存在本质区别。西方的党派政治与分散化的监察权责配置,以对抗式的责任审查为路径,导致了监察权的弱化(并未实现全覆盖)以及监察责任与司法责任发展的不平衡,事实上反映了“三权分立”下的政治限制与司法监督的局限性。中国的监察治理话语与责任制度现代化进路,实现了对西方监察治理与责任制度的本质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国家监察以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基础上对公权力的彻底性、系统化的监察为特征,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形成贯通各个领域的国家监督体系,推进专门机关监察与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真正全面、彻底地推进人民监督。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绿色法治基地)

  • 弘扬传统需确立大历史观

        姜义华

        在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已得到有效的克服,但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厚古薄今、颂古抑今、是古非今倾向的趁机膨胀,已不容忽视。而用儒学一家排斥诸子百家,用儒学中的一派排斥其他各派,用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将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引向复古主义、国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这一倾向已初露端倪。

        为了能够充分利用中国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还中国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给它们以恰当的历史定位,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怎样才是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首先,要确立一种大历史观,一种科学的历史观,一种整体化的历史意识。这就是必须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这三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将立足中国、环顾世界、纵贯古今中外这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为什么要重视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现今的一切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不是一堆僵死的骸骨,不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批颓垣残壁。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积极参与造就了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环境、外部世界以及作为主体的我们自身。

        这种大历史观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给人们增加一些知识、一些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让人们清醒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自己所处的世界从哪里来,清醒地认识自己究竟是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清醒地认识自己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自己所处的世界能够做什么,能够改变什么。

        只有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统一中,在中国自身、周边国家及整个世界的统一中,才有可能正确认识全部历史联系的真正意义,才有可能正确估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价值,才有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做到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在批判中继承,不是重复往昔惯常所做的那样将传统文化简单化地划分为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凡是具有人民性的、唯物主义的、主张改革进取的,就是精华;反之,则是糟粕。对精华,取之;对糟粕,则弃之。

        其实,精华与糟粕常常就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二者常常紧紧纠缠在一起而无法完全分开;况且,同一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区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很不相同,甚至会完全相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人,区别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更不可能一致。

        这里所说的批判,不是全盘否定,更不是彻底决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批判的真正意义,是给历史事物以客观而准确的历史定位,了解它们的发生、它们的存在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它们被否定以及被新事物所取代,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合理性。这就必须深入研究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哪些条件、哪些机缘而产生,而发展,而演变,又因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哪些变化、机缘的丧失而无法继续存在,最终不免为新事物所取代。

        就以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化而论,基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伦理而形成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相结合的国家治理体系,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国多制的治理体系,依靠不同阶层之间经常流动、在地域之间经常流动的选贤举能进行国家与地方专业治理的体系,以及凭借家庭、家族、乡里等社会自组织进行自我治理的体系。这四大体系,如果不是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和一个更广大的空间范围中,而是用一时一地的某种固定标准来评价,或者舍弃制度性恒长起作用的基本面,而列举一大批反其道而行之的事例来评价,就很难对其利弊得失和其真正的价值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公允结论。

        确立了这样的大历史观或科学的历史观,就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内,客观而深入地认识与评估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历史遗产,揭示它们存在的意义和内在的价值。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