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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

        党史学篇

        南昌起义指挥策略得到深入检视

        南昌起义后大局势受到全面分析

        2017年是南昌起义爆发90周年,同时也是建军90周年。因此,学界对南昌起义给予了较为集中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有学者认为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的指挥策略是以武装暴动为旗帜、以土地革命为宗旨、以四省联合为策应。有学者探讨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撤离后的南昌局势,认为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昌乃至整个江西都陷入极度混乱和白色恐怖当中;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屠杀是出现这种形势的根本原因;但起义军撤离南昌时未能做好更为周密和细致的善后安排,未能选择在江西地区就地开展革命,也是南昌起义可汲取的经验教训。

        还有学者以《汉口民国日报》等媒体信息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南昌起义爆发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应对:在舆论上,借机大肆攻击中共,为其“分共”“清党”增加理由;在“分共”方式上,从“和平分共”转为“严厉驱共”;在军事上,武汉国民政府虽声称要“合力围剿”中共,但所部各怀心思,“追剿”只限口诛笔伐,没有形成统一行动。

        从七七事变走势看中共决策

        从抗日救国政策演变看贡献

        有学者分析了中共对七七事变性质、走势的判断和因应,认为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中共领导人来说既在意料之外又在预料之中;中共中央判定,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据此,在到洛川会议召开的两个多月里,中共及时提出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路线方针,制定了动员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力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克服各种障碍完成红军改编,迅速开赴抗日战场。

        有学者分析了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贡献,认为其历史贡献在于:发动各族人民,激发起全民族抗战的决心;促成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积极外交,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

        一篇经典著作的发表

        标注中国道路的探索

        2017年是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60周年,学界重点对其现实价值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有学者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良好开局的重要标志之一,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学者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坚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持。

        有学者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解读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它是社会主义革命结束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毛泽东基于世界历史视阈而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经典文献;坚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形成和修改的世界历史视阈,汲取其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新局面,具有伟大而恒久的价值。

        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路径和视角

        深刻把握改革开放具体历史进程

        2017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学界的主要观点有:从易见史料的多元化加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实证性;从理论、方法、可持续三个维度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路径;以底层视角书写改革开放史;以实践问题导向意识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从记忆史角度可以拓展和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以更广阔的时空视野进行改革开放史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应对大数据时代的新挑战。

        还有学者认为,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从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发展史,深刻阐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需要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上突出改革开放历史本体论研究,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具体历史进程;从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关系上加强改革开放地方史和区域史研究,彰显改革开放的全国统一性和地方特点。

        (作者韦磊为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文化学篇

        用文化自信讲好精彩中国故事

        以传统文化为基助力文化复兴

        有论者指出,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而中国故事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抓手,文化自信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和依托。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中国故事中,中国故事就会有思想、有力量。

        有论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内在支撑。不断开拓文化发展路径,满足人民不断提升的文化需求,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以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为基础进行多元文化的有效融合。它表现为小品时代的终结与审丑叙事的消退,富有传统审美文化内涵和具有社会历史观照的叙事再次置于历史前台。而这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对树立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形成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力量具有重大意义。

        打造沿线文化交流的平台

        推动“一带一路”文化融合

        有学者指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文化是一个有力抓手。我们应弘扬主旋律,构筑国家文化安全墙,规范产业市场,创新文化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文化国际话语权。坚持以筑造品牌讲好中国故事,发挥品牌企业、旅游、教育等方面的资源,助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交往。

        有学者认为,北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应在新的城市定位下,打造北京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平台,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完善与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平台的对接机制,将展览、旅游、演艺等形式作为产业链上的一环进行布局。产业优势是驱动北京融入“一带一路”的保障,金融、产融、资本在助推文化融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功能,要协调处理企业、资本输出、产业转移间的协调互动关系,携手其它省市,积极对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调整供给与消费错位

        培育发展文化新业态

        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重要路径。有论者指出,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注重创新,它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文化、科技与金融等全要素创新。通过有效供给带动新需求、杜绝低俗供给、减少低端供给、淘汰过剩供给、清理僵尸供给、盘活呆滞供给,破解文化产品供给与文化消费两端错位,创造和丰富切实符合人们真正的精神需要的文化供给。近年举办的文化创意创新创业大赛,着力聚焦文创企业,通过大赛整合资源,搭建了文化领域新的创新创业平台。

        有论者指出,文化业态创新是创新文化供给和促进文化内生型增长的重要体现。文化新业态以技术创新为主的跨越边界的产业融合,呈现出以“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特征。“泛娱乐产业”“网红经济”“二次元经济”“众筹经济”“直播经济”等新业态相继涌现,不可否认其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要趋利避害,以此促进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培育新的文化消费群体,推动文化产业消费群体的代际转换。

        文化乱象制约产业健康发展

        法律法规建设亟待完善强化

        文化与互联网融合过程中出现诸多乱象。有论者指出,互联网传播时代,自媒体在助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文化产业过度开发、过度市场化、过度娱乐化的现象。文化发展中营销的功利化、产业秩序的失衡、受众选择权的弱化、产品评价的极端化与产品的过度消费等,严重影响了文化的健康发展。直播、网红经济领域涉黄涉暴等不良内容泛滥,折射出自媒体介入文化发展后,在文化产品生产、传播、营销和消费等领域,产生的复杂的矛盾冲突。

        有论者认为,文化发展领域出现的乱象凸显出制度监管的滞后,新的文化发展秩序的重建,既需要坚持情境分析原则,又需要设立相应的协调机制与监督机制。2017年,《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出台,对各类互联网平台、互联网群组的管理责任、服务范围、安全保障机制等提出具体要求。2017年北京属地的文化执法等部门加大对互联网直播行业的管理,对行业中存在违法问题的直播平台进行立案处理,依法关闭了涉案网络直播平台,治理取得初步成效。

        (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法学篇

        推动法理学研究理论创新

        构建真正中国版的法理学

        为了推动新时代法理学的转型升级,有学者提出了“以法理为中心,以权利为本位”的思想主张,倡议法学界共同聚焦“法理”这个法理学的中心主题,以此推动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有学者认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主要包括法理的概念、法理的体系、法理的存在形式、法理的意义和功能、法理思维等。有学者认为,为了研究法理,应当进行大数据的搜集。法理不仅存在于法学著作和法律文本之中,还存在于案例之中,存在于人民大众的法律实践和生活之中。电影、文学、戏剧当中有不少属于法律文学或关涉法律生活的内容,也都承载着法理。

        有学者认为,实现法理中心和权利本位的结合,是法理学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法理何以成为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在此基础上,如何使法理教材化?这虽然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是技术性问题,但却是非常关键的。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和技术,以法理为中心改编现有法理学教材的思想和设想就难以落实,编写新教材亦将难以起步。法理是一个中国概念,如果再附之以中国版的权利理论和中国版的权利本位论,那么,我们的法理学就有可能成为真正中国版的法理学。

        《民法总则》开启了民法典编纂的新纪元

        编纂民法典应坚持和贯彻人文关怀理念

        民法学方面,新颁布的《民法总则》和民法典编纂成为民法学界热议的重要主题。有学者认为,《民法总则》的颁布开启了我国民法典编纂的新纪元,意味着民法典的编纂顺利地走完了第一步,目前要加紧推动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开阔视野编纂出一部21世纪的民法典。

        有学者认为,从《民法总则》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和规则来看,如果我们编纂完成的民法典能够自始至终地坚持和贯彻人文关怀的理念,那么在对人进行定位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把人定位成推动我们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体,而是要首先把人定位为推动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主体。然后我们把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无论是在《民法总则》还是在民法典各分编的规则设计里边,都予以充分的体现,这是民法典能具有典范意义的首要保障。

        完善立法评估的标准设置

        立法评估不排斥主观评估

        立法学研究方面,有学者就立法评估标准体系的建构指出:目前,立法评估标准体系逻辑上有问题,要进一步完善标准设置,使其更有操作性。评估分为立法前和立法后评估,我国传统侧重立法后评估,应加强改进。建构立法评估标准体系重中之重是有关合理体系的建构。要对各个标准进行细化,一级指标有多个,大多可以直接适用;标准包含多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可以直接适用。立法评估标准体系要与法律合理性相统一,法律合理性来源于理性关联。立法评估标准包含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形式标准包括程序性标准、表达性标准、系统性标准,实质标准包含伦理、道德、适用方面的考量。

        有学者就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与立法效果评估相关问题指出,评估分为前中后评估,其属性分别为不可靠的主观评估和可靠的客观评估。实际评估要以数据说话,但实际评估中不排斥主观评估。

        必须慎重对待“认罪协商”的试点推广

        轻罪重罪都应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有学者认为,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应当遵循“权利化”的改革逻辑,必须慎重对待“认罪协商”的试点推广,不宜将控辩双方的协商式认罪量刑制度视为实现改革目标的最优路径,而应将着力点放在构建和完善与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相对应的体现差异化的实体法从宽处罚规范以及程序机制。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范围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轻罪案件还是重罪案件,都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当前试点工作基本上都集中在轻罪案件,究其原因是担心重罪案件协商从宽会损害司法的公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建的目的是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包括不同阶段的认罪认罚。基于此,无论轻罪还是重罪,都应当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幅度问题,从宽幅度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重要动因,有学者指出,当前官方认可的从宽只是从轻,而不包括减轻。从宽应当表现为“减轻”。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从宽的幅度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只要是法律规定的东西,就要按照法律执行,从轻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减轻与否,要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轻易突破。

        (作者刘武俊为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研究员)

        新闻传播学篇

        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有四个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建构经历三阶段

        有学者提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观念主要是:党性原则观念、人民中心观念、新闻规律观念和正确舆论观念。其中“党性原则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观念,是总体性、统领性的观念;“人民中心观念”是新闻价值目标观念,居于核心地位;“新闻规律观念”是根基性的观念,是新闻宣传、新闻舆论坚守历史唯物主义或实事求是根本原理的必然要求;“正确舆论观念”是实现党性原则观念、人民中心观念的方法论观念。

        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延安整风时期“辩证唯物主义”语境下的“党报范式”的建构、改革开放后“新闻规律”旗帜下“新闻事业范式”的建构和当前“交往实践观”视域下的“新闻生产范式”的建构。这个知识演进过程是中国新闻学现代性生成的过程,也是世界新闻理念汇流的过程。

        传媒业原有的边界进一步消解

        传统媒体应向“意义媒体”转型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推动新一轮传媒业生态的重构。传媒业原有的边界进一步消解,一个极大扩张的传媒业新版图将在新的角逐中形成。而用户平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及信息终端逐步成为这种生态变化的四个关键维度。

        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媒体形态经历了内容媒体、社交媒体、场景媒体的三次变革。在媒体形态日益交叉融合的状态下,传统媒体要构建以场景为入口、以内容为价值、以连接为中心、以社群为最大公约数的商业逻辑。

        有论者认为,以“参股、合作、收购”多种方式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为标志的传媒新体制基本成型;以互联网为中心的传播新格局已经形成;“制播分离”新模式出现,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困境中的传统媒体应该坚持真实、揭示真相、坚守真理,走从“信息媒体”到“意义媒体”的转型之路。同时,报业的集中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纸媒的停办、“瘦身”、重组还将延续,并逐步回到“一城一报”或“一城两报”的基本格局。

        互联网颠覆大众传播线性模式

        VR技术创新新闻报道手段形态

        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传播已经完全颠覆了大众传播的线性模式,成为典型的动态、开放、非线性传播的混沌系统。互联网的非线性传播意味着传播时间的全时和内容的碎片化。它带来的问题似乎更大,远比大众传播更为无形地遮蔽了人的眼界,全面地控制了人。在这种信息的海洋里,人们需要足够的识别真相的能力,才能够避免被假象所欺骗。

        有学者认为,VR以一种新媒介的形式出现,创新了新闻报道手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新闻形态。VR技术将带来新闻生产制作流程的重塑、新闻叙事的多维呈现以及受众的间接接受与直接参与。但它的产品生产周期长、制作成本高、盈利模式模糊,它营造的超真实的“拟态环境”,用户难以判断,尤其是缺少记者、把关人对信息的“强制”选择、引导,一些有价值的新闻信息有可能被遗失。

        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美英主流新闻业界对于VR的认知经历了从“技术导向”到“理念导向”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反映出VR对于传统新闻理念的冲击:VR改变了传统新闻的叙事模式,打破了原有的新闻价值考量,对传统新闻理念中真实性原则进行了重塑。

        互联网与民族主义成结合体

        社交媒体参与对外话语传播

        有学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方兴未艾,作为互联网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是人们强烈自信心和自豪感基础上的态度反应,它既是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也是社会文化现象。当代中国网络民族主义除了具有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社会政治功能之外,还具有“再生产”民族性和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消解并重组了新一代民族主义者的行为情境,使得过去不相关的思维和行为逻辑被打通,参与者成功地将新媒体驯化为建构民族身份的中介,同时他们的行为也被新媒体改变。结果新媒体不仅没有消除族群之间的差异与误解,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粉丝民族主义”现象。

        还有学者提出,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跨文化交际冲突,以青年亚文化的形态参与了我国的对外话语传播。在对一些网络集体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爱国情怀、追求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在话语体系中得到彰显,民间舆论场在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中有其积极意义。

        (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