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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上)

        (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取得历史性进展

        十九大实现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与时俱进

        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有学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在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历史认同、现实认同和未来认同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展,从而建构了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实基础。有学者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科学判断,在理论上突破了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必须完全一致的观点,使主要矛盾更加贴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解决了社会性质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发展的绝对变动性的矛盾。有学者认为,党的十九大理论创新的最大亮点,就是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确立了其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解决了指引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指导思想问题。

        西方民主政治正陷入全方位危机之中

        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智慧和方案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但绝不能照抄照搬他国政治制度,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学者指出,认为只有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才是政治改革,实际上是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完全曲解,同时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严重误导。有学者提出,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实际上很难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西方民主危机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就是明证。美国和欧洲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深陷一场危机之中,而且这场危机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严重的和全方位的,几乎席卷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有层面和所有领域。西方民主在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后,也大多造成社会动荡、社会分裂乃至走向衰败等水土不服的后果。有学者指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不能再迷信西方民主了,它根本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万能灵药。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批判推行霸权主义的“西方中心论”

        构建文明交流互鉴的“命运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明的魅力是在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的特征中体现的,世界各种文明应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应该是排斥和取代其他文明、称霸世界。有学者提出,“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特征或价值具有普遍性,代表着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就是世界的普遍道路,这实际上是西方通过殖民化全球后逐步形成的一种优等心理,是对人类文明、文化和历史的误解。有学者认为,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西方的道路也绝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学者们提出,西方国家推行“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西方的既有霸权利益,不但损害非西方国家的主权和核心利益,而且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危害,实际上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重要根源。西方发达国家应当平等和谦虚地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逐渐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篇

        转“脱实向虚”为“脱虚向实”

        引导中国制造业良性发展

        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不能走单一发展、脱实向虚的路子。很多学者提出今后要发展实体经济,培育新动能,很多观点认为经济增长重心要由“脱实向虚”转向“脱虚向实”,因而呼吁将减税、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作为重点。另外也有人认为,“脱实向虚”现象受到实业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和金融层面的多重影响,其改变并非一蹴而就。有学者认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挤压,部分企业难以获得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尤其是房地产业吸纳大量社会资源,拉高了市场利率水平,推高了制造业成本,影响了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坚持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还有学者指出,实体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不合拍,无法很好地对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把提高供给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按照市场需求创新供给、提质增效。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其重点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学者认为,在战略手段上,要重视打破历史形成的乡村发展低水平均衡状态,把握人力、地权、资本和技术四个重点,引入先进要素。重视不同区域乡村发展的差异性,在粮食安全、产业效益、生态环境建设保护上进行合理选择,讲求因地制宜。与此同时,中国未来的发展,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迅速扩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一些地方生态环境还在恶化。人民群众对生存条件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污染治理的短板亟待补齐。

        以产业发展促进全球化

        “一带一路”推动合作共赢

        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出3年,已初步形成了覆盖亚、非、拉、欧四大洲的国际产能合作格局和新的区域经济贸易格局。有学者认为,过去的全球化把“一带一路”很多沿线国家遗忘了,过往的全球化推动者都是发达国家,今天我们所提出的全球化,就是要弥补以往的不足,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化之中。有学者认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多数国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沿线国家都致力于共同繁荣发展,促进收入迈向新水平、产业迈向新高度。“一带一路”倡议的最大特点就是中国需与一批与自身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这一特点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将引领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而且将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转型上发挥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中国以发展为导向,与我们的产能合作有关,我们要以过剩产能,去弥补发展中国家的不足,形成合作共赢。

        (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政治学篇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彰显中国智慧

        深入地推进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有研究者指出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协商民主强调大众要通过公共协商和公共讨论,理性地参与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对话和讨论,以此提高公民的理性和政治辨别力,反映真实的民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和发展选举和投票民主形式基础上,全面发展协商民主形式,不仅完全符合现代民主精神,也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

        民主的发展具有多样性,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当中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有研究者指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国土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历史传承性,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重要体现的体制机制。

        国家监察有效性将大大增强

        未来的反腐败红利值得期待

        2017年,中国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于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监察制度现代转型的最终完成,国家监察的有效性将大大增强,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反腐败红利充满期待。

        现代国家构建包含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加强国家能力,为广大人民提供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公共服务,另外一方面是加强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保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方向。有研究者指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不仅包括党和政府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而且还包括市场和企业、公民与社会组织在拒绝腐败、抵制腐败和参与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的能力素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建设要做到这三个方面兼顾,不可偏废。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中国政治发展

        更大程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强大的现代国家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居民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基础是现代国家建设。有研究者指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通过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完成国家统一性整合。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度建设确保长治久安,以协同治理和民主参与构建国家认同,以法治建设构建国家秩序,以分权化机制改革激活地方和社会等各主体和要素的活力,增强国家整体创新能力。

        国家治理体系运转很大程度上需要看国家治理能力如何。有研究者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包括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能力。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望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强大动力。有研究者指出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根本任务与工作重点的重新聚焦,更大程度地满足更多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指向和根本归宿,着力破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实现更加全面而均衡的发展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聚焦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我们亟须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和境界。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伦理学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意蕴丰富

        在新时代为人类提供实践性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引发了学界的积极讨论,伦理学界学人也极为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既表现了对全世界的责任意识,也表现出对全世界的公正要求。学者们从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精神理念出发,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深邃伦理意蕴。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资本逻辑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正义的追寻,凸显了多元文明场域中对共同价值的守护,彰显了构建国际新秩序中中国的责任和道义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了全球发展、正义、责任和道义担当、价值共享等伦理意蕴和道德追求,符合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灵祈盼和价值期待。有学者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华文明的伦理传统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二者都是强调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传统所蕴含着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等,都是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宝贵资源。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互相独立,但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济关系,这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为人类提供的“实践性智慧”。

        从中国当下的政治伦理事实出发

        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伦理学

        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建构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要真正建构起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伦理学,就必须在政治伦理学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逻辑体系的架构、具体内容的表述、语言风格的形成等各个方面有所突破。有学者提出,要完成这个使命,需要在三个方向上用力:在精心解读经典文本与深度关怀政治实践的循环互动中,科学把握新时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的研究主题;从历史大纵深和国际宽视域的双重视角,全面强化新时代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多样竞争和一元引领的思想张力结构中,逐步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学话语体系。对政治伦理学的身份和研究方法,有学者指出,我们必须从中国当下的政治伦理事实出发,但又不能局限于这些现实,我们可以对这些事实进行一种道德化的诠释,重视对不同政治伦理传统的话语辨析和吸纳,相互借鉴,坚持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的统一、话语创新和学术创新的统一,从而提炼出用作建构政治实践规则的核心价值观念。

        建设中国特色家文化

        谱写大中国这篇巨著

        家风家训的讨论必须与现时代紧密联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文化是一种植根于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家文化沃土、继承中华文明优秀成果、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家庭文化建设方面本质要求的文化。这种家文化既是体现我们民族特质和精神风貌的民族文化,也是反映社会主义文化本质属性的文化样态。学者们尤其关注社会主义家文化的建设路径。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文化建设的实质是价值观培养和道德人格塑造,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家文化优良传统,将家文化建设作为系统工程统筹抓实抓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相结合,以法律保障和政策导向为有力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还有学者提出要从理念上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建设,政府及全社会应注重从营造家庭文明建设的舆论氛围和社会规导机制等方面来建设家庭以及家庭文化,做好小家庭这篇文章,才能谱写好大中国这篇巨著宏章。

        (作者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社会学篇

        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有学者强调,要及时研究什么是现代化,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些宏大的全局性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学习先进经验,但要防止西方各国遇到的移民问题、内部阶层断裂问题、族群冲突问题、民粹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中国要继续保持定力,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各国的现代化之路,继续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创新出“中国经验”,提供“中国道路”的可供选择与可供复制的现代模板。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将民生问题的解决,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与社会治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有学者从多个角度分析和定义了中等收入群体,在相对指标与绝对指标的结合上论述了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经济与社会动因。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扩大全社会的教育机会等,是中等收入群体得以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此同时,通过坚强有力的制度投入,强化精准扶贫力度,缩小低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在城镇化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社会保障的现代化改革等,则是中等收入群体得以顺利扩大的政策支持因素。当然,有学者还指出,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防范阶层固化,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保证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分享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让每一个人都投入到中国梦的建设与实现过程中去。

        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已发挥主要作用

        消费升级成为提高社会发展质量的主要抓手

        伴随社会转型与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2017年社会学人的研究,还集中在消费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研究上。有学者研究发现,消费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中已发挥主要作用,消费升级成为人民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发展质量的主要抓手。有学者指出,在社会分化与社会群体需求多元化的影响下,既要注意到中产阶层对服务型商品的消费升级需要,也要注意到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对耐用消费品的升级需要。新时代的消费升级,是需求多元的升级,是充满消费社会特征的升级,是消费社会与网络社会同构的升级,也是个性化需求的升级。原来那种将网络社会仅仅视为虚拟社会的想法,已经不适应网络日常化的实践需要。消费实践既扎根于现实社会,也发生在网络社会。

        中国社会转型是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转型

        超越西方社会学理论对社会转型的认识

        2017年社会学对社会转型的研究,超越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对社会转型的基本认识,而将理论与实践的焦点都集聚到中国社会这个现实文本上。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快速转型,是社会流动、职业分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科技创新驱动等现代化协调发展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居住的区位结构、政治的生态环境等,都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变化。社会越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就越要注意继承优良传统、维系文化根脉,将西方的先进科技与中国的传统优良品质相结合,体现中国特色。只有将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质量密切结合综合施策,社会转型才会产生积极的“现代性”特征,避免社会的分裂,形成和谐的社会心态,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