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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皖南事变给党性教育敲响警钟

        罗平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1941年之前很少出现,而在1941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原因就在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今天重读这篇重要的历史文献,或许对于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增强党性,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增强党性,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决定》对增强党性作出了明确规定

        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问题上的一个严重事件。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事变后的局势与对策,总结其中的历史教训。中央认为:“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纯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鉴于游击战争环境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以及皖南事变的严重后果,中央强调,“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加强党性教育的问题。

        为增强全党对于党性问题的认识,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此专题进行讨论,并决定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王稼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同王若飞合作,写出了决定的初稿。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决定》指出,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一是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二是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三是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四是在全党加强纪律的教育,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五是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改造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六是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任弼时对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作报告进行了专门解释

        对于中共中央为何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1942年7月14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专门就此作了解释。

        任弼时说,之所以把党性锻炼当作单独的问题提出来,首先,是“我们的党今天是处在与民族敌人进行残酷斗争的环境,是处在同日本战争的环境”,“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拥有50万军队,在几千万人口的区域内建立了政权,在中国政治生活当中起很重要的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民族敌人——日本法西斯,国民党里面的反共顽固分子,汉奸和其他反动势力,他们在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还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瓦解我们的党”。因此,“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其次,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由原来的四五万人发展到80万人,其中75万是新加入的,成分相当复杂。许多新党员没有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就加入进来,入党之后又没有及时接受党内教育。同时,党是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而且又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对此,任弼时认为,“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使我们党内容易产生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今天更加需要通过增强党性、克服不好的倾向来团结内部。

        再次,“从我们党的历史上说,我们党内还存有一些弱点,需要我们党更加注意这些弱点”。任弼时这里所说的“弱点”,首先讲到的便是张国焘“一直走到公开的反党,公开的成立中央与我们中央对立起来,分裂党的组织。这是很严重的反党的行动,后来公开叛党”。其次是“在抗日战争当中,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进行日常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有些重大的、带有全国性的问题上,不先经过中央的同意和批准,就做了”。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抗战初期王明及其领导的长江局。此外,“也有个别党部,或者个别干部,对于带有全国性的政治问题随便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依据自己的估计决定党的政策”。比如皖南事变以后,有人公开地说:马日事变又来了,我们要自己建立中央政府,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这样政治上带全国性的问题,随便发言,对党是没有益处的。这表现出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还不能一致。”

        任弼时的上述解释,实际上已将中共中央出台这个决定的原因解释得十分清楚了。在后来的整风运动中,《决定》成为干部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之一。

        (作者为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

  • 文化自信的三重功能

        黄杰

        文化自信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口号。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化自信事关国运兴衰

        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今天,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都离不开文化所激发的精神力量。而要继承好、发展好自身文化,首先就要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都无一例外受到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产生的精神文化的深刻影响。

        在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是具有时代性的命题。它既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与自豪,也是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有力武器,还是吹响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精神号角。可以说,不懂中国历史,不懂近百余年中国的奋斗史,特别是不懂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就难以理解文化自信的丰富历史内涵。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当前,文化自信必须落实到民族自强和国家发展上,落实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总体性思考。如果经济停滞、民生凋敝,文化自信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没有全面发展,只注重经济单项要素,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因此,应使文化自信融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成为一种精神支撑。文化自信,说到底就是民族自信、国家自强和社会发展。

        文化自信事关文化安全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欲人勿疑,必先自信。”只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必须从两个维度来思考问题:一是古今视角,即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作用;二是中西视角,即如何看待借鉴国外文明成果。

        对传统,我们要有新认识,现代化是传统的现代化,一个国家必须珍视自己的民族传统,“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必由之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融入国际大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柱。唯有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上,在共有精神家园中,才能建立切合普通大众的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共同话语、价值认同、人文性格。

        对世界各国文明,我们必须具备宽阔的国际视野,大胆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一种开放性的姿态,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在文化软实力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各国文化交流、话语授受的规律和经验,特别是对其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培育的借鉴,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文化自信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独立不可分。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与民族的兴衰伴随的是民族文化的繁荣或衰落,甚至中断。

        中华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毛泽东说过:“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华文化具有巨大影响力,辐射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近代以前,中国从不存在文化自卑问题。中国只是在近代民族存亡危机时才出现所谓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丧失民族自信心,是文化自卑和对传统文化的自暴自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因此,文化的发展一定要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全面发展,文化自信一定要转化为民族、国家自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证明,只有民族复兴才能为民族文化复兴开辟道路。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它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我们迈向新的历史征程、夺取新时代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引领力量。

        (作者为北京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 切·格瓦拉的“新人”观

        杨煌

        切·格瓦拉已经英勇就义50周年了,但其影响依然不减。《时代》杂志将切·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一百大影响力人物。法国哲学家萨特把他称为我们时代“最完美的人”。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作为古巴革命和建设领导者之一的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影响很大,但争议也很多。“新人”思想是切·格瓦拉思想的一大亮点,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一文中。这篇文章写于1965年,出发点就是批驳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对于社会主义是“为了国家而否定个人”的污蔑,表达了对人的终极解放的深入思考,提出了缔造“新人”的思想,尤其是对怎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缔造“新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

        在切·格瓦拉看来,新人就是摆脱异化、取得了自由的人。在为生存而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成功的道路,是以牺牲他人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人的异化矛盾,使人获得本质上的自由。而革命正是为了冲破使人产生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革命战争中,革命者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行为已经孕育着一种无私无畏的新人雏形。

        社会主义主要是精神和觉悟的产物。他提出,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仅要创造物质基础,同时要缔造新人。他认为,新人是为社会而不是为利润工作。在苏联,每个人都在工作、奋斗、想要突破自己的限额,但不过是为赚取更多的钱,这不是新人,与美国人没有区别。切·格瓦拉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商品意识对人的异化。同时,他也要求警惕国家机器里的官僚主义,担心在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会发生脱离群众的倾向。

        在如何培育“新人”上,他提出要使整个社会成为一所培养新人的大学校,要想尽一切办法使革命战争年代里产生的新人品质成为和平时期的日常素质。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的自觉自我教育,自觉适应新社会。劳动在塑造新人上具有新的地位,人开始在实现了的劳动中理解到自己作为人的伟大。在塑造新人中,要发挥领袖、党的先锋队作用。在切·格瓦拉看来,社会主义将长期处于“未完成式”状态,缔造新人是一种不间断的长期行为,革命者必须不断强化自己的革命精神,直至取得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群众要跟随着自己的党。先锋队的目光注视着未来,也注视着未来的奖赏,这个社会奖赏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引导着人民前进。

        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不仅是说说而已,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切·格瓦拉自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没有任何做官的架子,能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身兼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国家给他两份工资,但他只领取一份,而且是远远低于银行行长的工业部长的那一份。他从不滥用特权,严禁家属使用自己的公车,甚至小孩生病时也是如此。切·格瓦拉死后,卡斯特罗把他奉为古巴新人至高无上的典范。“成为切那样的人”,是古巴共产党对青年一代的要求。新人思想也是格瓦拉引起最多争论的话题之一。政敌们完全否认新人思想,将其视为疯狂的空想,这是一种基于立场的偏见。

        在经历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后,我们再来思考切·格瓦拉的新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有着诸多启示:一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如果身子进入新社会,而思想还在旧世界,没有与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新人,社会主义迟早会倒退回去。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是个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观教育人;另一方面,更要通过社会主义实践塑造新人。三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不应抽象化、理想化,不能忽视人的现实性,忽视人的合理利益诉求。四是培育社会主义新人要注意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

        (作者为求是杂志社评论部主任)  

  • 开启海外中国学
    研究“新时代”

        12月16日,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5周年暨“中共十九大与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学术研讨会、“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北京)”筹备启动仪式在北京联合大学举行。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史研究室、中联部、中国社科院等单位和研究机构60多位专家学者,就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学者认为,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共十九大开启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奇迹吸引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们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关注不应仅盯着美国的哈佛,而应放眼更多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还应注意的是,中共十九大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但国外也出现了值得警惕的歪曲论调,需要我们积极冷静地辨析和应对。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肯定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取得的重要成果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据悉,该中心批准成立于2012年6月,致力于对海外学者所做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进行再研究,形成了国外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5个方向,凝聚了一批相对固定的研究队伍,取得了多项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国外学者正确地认识中国,助力中国话语权的提升。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之际,该中心还邀请国际友好人士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来校做学术报告和参加“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北京)”筹备启动仪式。(周昊)  

  • 澄清我们
    疑惑的理论

        12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学动态》编辑部承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学动态》复刊40周年大型研讨会”在京召开。

        高培勇所长认为,立足于经济学领域、站在经济研究的立场上纪念改革开放40年,需要总结40年来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还需要进一步探究中国经济实践成功背后经济学界的贡献,经济学界的理论成果与决策层之间的思想互动。《经济学动态》复刊40年真实记录了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学界围绕改革开放而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贡献经济理论成果的艰辛历程。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有别于以往的发展过程,需要更多地从中国现实问题中找经验,在站稳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吸收国外经济理论中的优秀成分,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和发展实践,提炼经济发展奇迹背后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规律。

        蔡昉副院长指出,作为学者,不能简单地讲成就,而是要从学理上讲清楚我们取得成就的原因,要能够澄清我们疑惑的理论。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可以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特点,逐渐完善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二是可以把那些最流行的、最主导别人思想的理论讲清楚,把错误澄清,同时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提高话语权;三是我们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具有一般意义,可以被其他国家作为替代的选择。国外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占有话语权,分别是哈耶克的论述、钱纳里的论述与克鲁格曼-杨诅咒,但这些理论都是经不住推敲的。我们应当针对实践,针对性地总结,针对性地指导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在学理意义上讨论问题,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钟文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