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新闻

  • 不同阶层基本获得感状况调查

        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明确了以人民幸福为奋斗目标的幸福发展观。十九大报告还指明了社会心态培育和社会心理服务的方向,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多年来,社会心态蓝皮书的研究一直把社会需求、幸福感、安全感、社会公平、社会信任、社会支持、社会价值观、社会预期、获得感等作为核心研究内容。本年度社会心态蓝皮书的主题是“社会阶层与获得感”,旨在关注不同阶层民众基本获得感状况。

        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呈现增长趋势,对未来及下一代阶层预期较乐观

        课题组以13703个城市居民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人们主观社会阶层的现状、主观评定的社会阶层的变化特点和人们对于社会阶层的预期,探讨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调查发现,人们对自己主观社会阶层层级的评估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呈现逐渐上移的特点。当前的主观社会阶层以中层偏中下为主,而人们回想自己5年前或刚参加工作时的社会阶层,则表现出中下偏低的阶层认同特点。在预期自己5年后的社会阶层时,人们的社会阶层认同以中层偏中上为主,而预期自己下一代的社会阶层时,认为下一代会处于社会中上层和上层的人占多数。可见,大家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尤其是对于下一代社会阶层的预期比较乐观积极。

        男性的社会参与经历一般多于女性

        近年来,如何引导和规范社会参与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课题组通过考察和对比民众在网上参与社会问题讨论、志愿服务活动、反映意见、环境保护和举报腐败五个领域的社会参与意愿和参与经历,探讨中国当前社会参与状况,同时进一步考察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和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参与的影响。结果显示,从社会参与经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来看,性别上,男性的社会参与经历多于女性;收入上,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参与经历越多,但在社会参与意愿方面,反而是收入越低,社会参与意愿越强;在受教育程度上,整体趋势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参与经历越多,但在社会参与意愿方面,反而是受教育程度越低,社会参与意愿越高。因此,一方面要创设低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个体的社会参与途径;另一方面要提升高收入、高受教育程度个体的社会参与意愿。此外,从参与经历来看,更重要的是提升民众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

        不同出生年份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呈“倒U形”

        当下,幸福感不仅是个体层面的变量,更是衡量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2007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与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经济生活大调查》每年都评选出“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十大城市”。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中,“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等民生问题一直贯穿始终。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外媒认为“幸福感”是中国政府近年工作的主题。

        调查显示,不同出生年份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呈“倒U形”,“00后”主观幸福感较高,“90后”主观幸福感最低,而后逐渐上升,“40后”的主观幸福感基本和“00后”持平。不同出生年份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主要表现在所担负的任务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00后”个体处在学生阶段,主要面临学业任务,整体比较幸福。而“90后”“80后”“70后”个体则需要承担职场责任、家庭责任,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阶段,主观幸福感低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个体,但仍在4分“中立”以上。“60后”“50后”和“40后”,这部分个体已经快达到退休年龄或已退休,基本处于颐养天年、儿孙绕膝的生活阶段,主观幸福感相对较高。

        近半受访者表示二三线及省会城市是理想的创业城市

        调查发现,创业和非创业人群中47.6%均认为二三线及省会城市是理想的创业城市。创业人群中25.4%认为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是理想的创业城市,14.7%选择地县级城市,选择乡镇农村作为理想创业城市的占8%。非创业人群中,选择地县级城市的比例占到22.1%,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占17.6%,乡镇农村占9.8%。

        基于社会心态特点的政策建议

        一是关注阶层心态,把握社会心态走向。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的中层和中上层成为积极社会心态的核心,也就是说,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各项社会心态指标更优,是社会建设和治理需要依靠的核心力量,也是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核心,起着引导和引领的作用。当然,我们更要关注下层、中下层的社会心态,了解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是解决好下层、中下阶层的问题。

        二是满足社会需求,引导积极社会动机。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化需求,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网络建设来满足中、下阶层的基本生活保障,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获得感,降低不公平感。也要关注中上和上层群体对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为他们提供通过合法努力可以实现更高目标的条件,引导他们培养积极的社会动机,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整体状况改善而努力。

        三是研究社会认知,凝聚社会力量。从这次调查看,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很高,这是社会心态的积极力量,也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内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仅需要心理学工作者的专业服务,更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不断提高社会信任、提高社会公平感,不断积累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

        四是疏解社会情绪,促进社会治理。调查发现,社会积极情绪是主流,但也表现出一定的消极社会情绪,这具有一定的信号意义,是社会治理需要关注的。关注阶层心态中不同群体的社会情绪,特别是要关注阶层之间消极情感的产生,要避免阶层间消极情绪的扩大化。 (执笔人:王俊秀、陈满琪、高文珺等)

  • 我国发展动能已出现“跃迁”

        贾晋京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深入认识当前世界形势的发展演变特点,辨识机遇与挑战,将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所处的历史新方位,从而抓稳用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思考。

        其一,世界形势演进总体对我国有利。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主要有四个特点:总体格局上,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总量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上都超过了发达国家,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治上,和平与发展仍将在比较长的时期是世界主旋律,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因素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非传统安全和地缘政治摩擦问题突出,西方出现的“逆全球化”与民粹主义浪潮深刻改变了其政治与社会生态,也使西方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与意愿减退。经济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持续存在,并向深层次发展,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同高失业、高债务、高泡沫交织的局面可能将长期持续。科技创新上,市场对创新的导向作用日益凸显,全球价值链深化发展使得分工日益复杂,每一种产品涉及的分工环节都在变多,因此协调多个部门、大量人才的大科学、大创新能力成为决胜全球产业链引领能力的关键。

        上述四个特点,都使得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世界最大产品生产国和消费市场国的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方面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期待,而中国为世界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越来越强也将成为大势所趋。

        其二,我国发展动能已出现“跃迁”。当前,我国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和结构调整深化的态势不断增强,中高端产业和新兴产业代替中低端和传统产业成为主要动力。增长动能由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由工业主导型转向服务业主导型、由数量扩张型转向创新驱动型、由资源消耗型转向绿色低耗型。越来越多的中国产业正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若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形成。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10年的50.9%增加到2016年的56.2%。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1年的9.1%逐步上升到2016年的12.4%。中高端制造业、中高端经济相关服务业,如装备制造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产业增加值增长显著高于整体增速。在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大型公共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方面,不断书写着人类历史上的新篇。可以说,我国在国土空间格局、人民生活轨迹、发展动力来源上,与五年前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如何概括描绘我国发展动能转换的大势呢?或许可以借用物理学中的“跃迁”一词。“跃迁”指的是量子力学体系状态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过程,例如原子从较低的能态变换到较高的能态。五年来我国发展方式的变化,正可以用“跃迁”来形容:现在所处的发展轨道“能态”已然跃升到更高,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方向不变但更高级、更顺畅的“高架路”。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

  • 进城务工只是手段吗?

        贺雪峰

        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往往是年轻人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守农村务农;丈夫外出务工,妻子留守务农。留守老年父母和妇女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家庭并没有减少农业收入。家庭中有人进城务工,务工收入就净增长了家庭收入,而在农村的家庭支出相对比较少。越来越多人外出务工,提高了村庄中村民的收入,从而提高了村庄消费水平与人际交往成本,比如人情彩礼水平的提高,促使更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以挣更多钱回到农村生活。

        随着时间的延续,外出务工从只用很短时间在外务工挣钱、在家盖一栋房子就体面回家,到越来越多地走出去,由青年向中年、由男同胞到女同胞、由个人到夫妻甚至将子女也带出去,进城务工由临时性的短期安排变成了长期打算。

        尽管如此,这时候的外出务工,生活目标与归属都在村庄,自己生命价值的参照群体也在村庄。无论在外打工时间有多久,生活的终点与意义都还放在村庄。每年春节回到村庄,既是自己生活的年度周期,又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无论在外受到多少委屈与辛劳,回到家乡与亲友乡邻的相聚,都为外出务工找到了意义。每年春节返乡,也是依据自己家庭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家庭策略调整的决策时期——新的一年家庭中谁外出打工、到哪里打工、打什么工,以及家庭农业发展策略如何,是在村庄中建房还是到城里买房,等等。

        在这样的家庭策略中,即使在外务工时间长、收入多,这些外出务工者最终都想着要落叶归根,他们在城市获取收入,却在村庄获得意义,他们之所以愿意在城市忍受委屈与辛苦,是因为未来有农村的生活。打工是手段,村庄生活才是目的,才是终极价值,才是魂牵梦绕的地方。

        当农民家庭不只是丈夫外出务工,而是夫妻拖家带口进城务工时,农民工家庭在城市务工就有了更多城市生活的内容,就可能更多地脱离对农村经济的依赖。父母仍在家务农,他们春节回来看望父母,或只是寄钱给父母。他们拖家带口到城市生活,子女在城市借读,越来越熟悉城市生活,与城市自然地融为一体。夫妻开始在城市建立除了务工以外的社会关系,以及有了更多落地生根的倾向。

        在城市务工时间越长,在城市越是建立起厚重关系,也越有落地生根的能力,甚至开始策划在城市买房或就在自己家乡县城买房,他们最终可能融入到城市中,而忘记了农村。农村已不再是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他们的终极价值所在,他们没有乡愁而只有“城愁”,他们期待能真正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并为此而努力。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务工获取收入来改善村庄中的家庭生活。务工是手段,村庄体面的生活才是目的。而第二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越来越变成拖家带口在城市务工,他们因此有了更多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他们想融入城市并不是希望在城市漂泊而是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知道在城市体面安居不易,所以大都愿意保留农村退路,一旦他们进城失败就可以退回农村,过比城市漂泊要体面和安全的日子。也就是说,对于第二代农民工来讲,农村很多时候变成了手段,融入城市才是梦想。

        农民工进城务工是目的还是手段?农民将如何融入城市?这个问题不可笼统回答,而必须依据时间与空间条件来加以具体分析。无论何种情况,在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不可能为所有进城农民工提供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保留农民工的农村退路就是保留农民的基本人权,也就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安全阀。相对保守的农村政策是中国农民之福,也是中国现代化之福。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阅读延伸

        进城务工观念的地域差别

        云贵川的农民工进城务工,更愿意在城市享受生活,外出务工能不能赚钱也许不是最重要的。能见世面、好玩、有钱、可以赶时髦、可以吃好喝好,很重要。云贵川农村的社会连带较弱,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相对自由地享受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而不必也不会过于节俭,以在年底带现金回到家乡村庄。他们甚至可能春节不回家,而更多留在城市过春节。

        相对来讲,鲁豫皖农村往往存在着相当激烈的竞争关系,外出务工赚钱回家盖房子或到县城买房子,是外出务工者的第一要务。在外务工没能赚到钱回家盖房子,就会在村庄中抬不起头来,甚至儿子娶不到媳妇。因此,进城务工的鲁豫皖农民工就会想方设法多加班赚钱,就会十分节俭,就愿意干脏活苦活累活。他们最终就也赚到了钱且回家盖了房子,或者到县城买了房子。

        云贵川外出务工农民工与家乡的联系可能更弱,从而更可以脱离家乡,问题是他们务工收入基本上都消耗掉了,积蓄很少,所以他们不仅在家乡的村庄盖不起好房子,更无力到县城买房子进城。相反,虽然鲁豫皖外出务工农民工与家乡联系紧密,他们却因为攒钱在县城买了房子,而有能力脱离自己的村庄。

        当然,以上地域的差别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贺文)  

  • 公众对美好生活
    有哪些新期待

        2017年11月,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展开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公众对美好生活有哪些新期待”的调查。

        本次调查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示对“收入”“一直很在乎”(54.9%),同时,人们并不满足于居者有其屋,而是追求更高品质的居住条件,43.0%的受访者认为美好生活应该有“宽敞舒适的住房”。“富裕殷实”也被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34.1%)选择用来描述美好生活。

        在充沛的物质条件之外,公众还渴望工作之余享受一份悠闲。36.8%的受访者认为美好的生活应该有“闲暇的时光”。超八成受访者表示对“假期”(85.5%)非常在乎,其中,34.4%的受访者“现在比过去更在乎”。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度假成为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方面。本次调查中,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36.3%的受访者想要“到世界各地游玩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2016年休闲旅游中,家庭旅游占比达60%,休闲度假已成为国民出游的主要动机,以亲子游、爸妈游为代表的家庭旅游成为旅游消费市场主力。这与本次调查中,更多受访者(47.3%)认为“幸福的家庭”是对美好生活的描述相符。

        本次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更良好的公共秩序”(44.1%)“在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41.8%)“和有礼貌、有教养的人打交道”(40.3%)符合美好生活的描述,过半受访者(53.7%)表示对“邻居的素质”也“一直很在乎”。

        美好的生活包含公众对自己更好的期待。在问及“如果用一些词汇来描述您心目中的美好生活,以下哪些选项是您更想要的”,超过四成的受访者选择“身心健康”(44.2%),超过三分之一受访者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39.4%)以及拥有“智慧、勇气和美德”(37.1%)、“浪漫温馨的感情”(35.2%)以及成功的事业(34.4%),这表明公众对自我身体、感情、发展方面有更多的期待。

        公众还期待自己成为对他人有用的人以及能为社会奉献。调查中,36.5%的受访者期待“有能力帮助他人”。超过三分之一受访者表示“现在比过去更在乎”“成就感”(32.8%)。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公众对社会(外部环境)的向往与期待高于对自我的(更好的自己)要求与期待。十九大报告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人尽责、人人享有”,本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当前人们更多期待“人人享有”,但对于“人人尽责”方面的认知与自觉程度还相对较低。(陆琴)  

  • 年轻干部更多倾向
    于现实主义事业观

        何东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指出,当前,很多“75后”“80后”走上领导岗位。成长于这个时代的年轻干部,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之前的干部存在较大区别。在对贵州省委党校第5期乡镇党政正职干部进修班271名基层年轻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受访干部回答“您是否愿意到条件更艰苦的其他地方工作”的问题时,12.91%表示“无论怎样都不愿意去”,52.39%表示“若提高职务或级别,就愿意去”,13.28%表示“无条件地愿意去”,21.40%表示“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基层年轻干部在面对更艰苦工作环境的选择时,只有少数人表示“无条件地愿意去”,半数以上表现出既服从组织安排,又追求个人发展的理性态度。这说明当代年轻干部更多地倾向于现实主义事业观,愿意在组织做出恰当、合理的安排下,转岗到艰苦环境下工作。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大力强化针对年轻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同时改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组织人事工作。(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