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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领跑科技创新需要的动力、活力和能力

        马一德

        解决发展动力问题,是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当前,我国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所依赖的资源、人口红利等优势正逐渐减弱,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新动能尚未完全形成。因此,转变增长方式,培育发展新动能,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成为首要任务。科技创新中心是中央赋予北京的新定位之一。总体而言,首都科技创新仍然以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处在“跟跑”状态。北京要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的枢纽和中心,解决好创新动力、活力和能力问题势在必行。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孕育创新内生动力 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所遵循的路径是:基础科学→技术开发→科技成果的转化→经济产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短板,都将导致创新发展的动力不足。多年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从科技创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脱节,创新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不同创新主体缺乏合作机制和合作平台,以至于各自形成创新的“闭路循环”;科技立项和科技评价体系以科技经费投入、专利数量等量化指标作为衡量标准,使得创新链条难以到达经济产出这一终点;缺乏以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政策体系,导致创新政策支持的经济效果不明显,创新驱动作用难以实现。因此,亟须打通科技创新体系中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梗塞”,进一步提升创新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

        在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政府的着力点应逐渐从创新链“前端”转移到“后端”,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培育创新动力,最大限度地释放企业创新活力和潜能。在开放的市场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领航员和服务员,其根本职责不是提供资金的扶持、制订政策的优惠、大量引进人才和实验室,而是要营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更具活力的市场环境,通过环境、质量、要素成本、反垄断等倒逼机制,促使企业把短视的牟利动机转化为持久的创新活力。

        进一步放开准入门槛,才能有效释放市场活力。公平开放的市场是各种企业组织迸发创新活力的前提,要放开更多领域和行业的准入门槛,尤其在金融、医疗、基础设施、民生服务、“互联网+”创业等领域,应给予民营企业更多机会,加大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支持力度,扩大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成果产出。

        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能,打造健康高效的创新生态链 从国际经验来看,解决科技创新活力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当前,北京创新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两张皮”。据统计,北京市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世界创新枢纽城市40%左右的转化率;约2/3以上的科技成果依靠科技人员和所在单位实施转化,通过中介服务实现成果转化的比例仅为10%左右;知识产权实施率偏低,专利技术商品化率不到20%,大批“沉睡专利”严重削弱了创新活力,较低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知识产权实施率,拖累了研发投入的效益。

        创新活力受制于很多因素,缺乏有效的创新成果保护,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对企业来说,技术革新往往意味着大量研发经费的投入。好东西应该有好的价钱,这是消费者的共识。但对很多创新产品而言却未必,企业研发新品最担心的是仿冒。一旦仿冒品横行,研发费用无法收回,这对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近年来,北京市大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改善创新要素获取与利用机制,在中央和地方联动、创新主体协同、战略研究咨询和日常工作机制等四个层面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了“政府支持引导、市场配置资源、突出企业主体、社会广泛参与”的协同创新发展格局,支持创新的氛围已基本形成。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三链”融合发展上存在阻滞,企业的创新活力仍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在降低创新创业隐性门槛、建立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等方面仍大有可为之处。

        重视基础研究,从根本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一切创新的根本,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的100项最重要的创新,有90%源于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从搜索引擎到航天技术,无一不是如此。我们日常使用的智能手机,也包括了20多项基础研究方面的创新。

        要增强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共性技术创新。近年来,北京不断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2016年,北京的研发经费投入约148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6.9%,并涌现出了量子通信和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化学诱导的多潜能干细胞、高温铁基超导等一批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大大提升了首都科技创新的国际影响力。基础研究成就原始创新高地。北京要打造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中心,首先要充分依托首都科技资源密集优势,吸引人力、物力资源增强基础研究,构建综合性、专业性和区域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立服务京津冀经济发展的共性技术研究机构,推动共性技术与关键技术共研共享。

        强调知识价值导向,增加长效激励科技政策 打造有实力、有后劲的科技创新中心,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科技政策,构建面向全体科研人员的长效激励机制至关重要。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家级的制度创新已经启动,北京市应当加快贯彻落实,进一步出台以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具体激励措施,让经费随着人的创造性活动流动,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

        要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实现协同创新。全球化创新资源是北京市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京市充分利用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不断加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与技术转移力度,至今已建成国际科技合作基地370家,国际科技合作体系布局合理且初具规模。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要注重系统布局,通过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和重点国家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研究合作对象国家的科技合作布局、政策,不仅重视与传统科技强国的学习交流,同时加强与新兴科技大国的互利共赢;增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对合作成果分配的灵活性,激发其对国际科技合作成果保护和运用的热情;注重发现、培养和集聚高层次人才,造就一批站在科学前沿、具有创新思维和能力的拔尖人才,以高层次、多元化的人才队伍为打造全球顶尖的科技创新枢纽提供智力支撑。

        (作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首席专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 要深刻认识加强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

        宋贵伦

        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强社会建设,至今整整十年了。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社会建设取得了新的大发展。十年来,在市委市政府带领下,北京社会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十年来,我始终在思考:加强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加强社会建设、怎样加强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

        最早把社会发展纳入国家计划始于欧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等欧洲国家明确提出把建设“福利国家”作为“欧洲社会的时代精神和基本制度”。1965年,美国也通过立法全面推进社会改革,开始实施“伟大社会”计划。此后几十年,许多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也追随英美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到本世纪初,我国把社会建设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正式把社会建设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如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深刻认识到,加强社会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向往幸福美好生活、渴望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

        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本质要求

        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是指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建设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提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提出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要加强社会建设、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这些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发展、全面部署。相对而言,在“五大建设”中,社会建设还是短板。思想上重视不够、体系上不完善、基础工作薄弱、落实力度不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比较突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加强社会建设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本质要求

        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党,党的一切工作,都是赢得民心的工作。做好社会建设工作,要热情服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广泛动员群众、有效组织群众。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社会化步伐不断加快,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传统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就业,而且越来越多地进入传统体制外的社区、社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等社会领域。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们党作为执政党,不仅要巩固而且要扩大执政基础,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并改进党对社区、社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等社会领域的领导,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社会建设工作。

        加强社会建设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北京社会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北京加强社会建设和城市治理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许多明确要求,为北京工作指明了方向。“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是主要目标任务,“构建超大城市有效治理体系”,坚持“精治、共治、法治”是基本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加强精细化管理,构建超大城市有效治理体系,在精治、共治、法治上下功夫求实效,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我们将要实施两个“三年行动计划”:一个是“北京市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一个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社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社会治理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力争经过三年的共同努力,使我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水平有明显提高。该计划重点围绕社区、社会组织、非公经济组织三个基层组织治理和队伍建设、网格化体系建设两个基本保障,提出了若干项任务。其核心要义是规范化、全覆盖,主要特点是“目标+指标”:在“行动计划”明确主要目标任务的同时,有一系列配套评价指标。既明确了目标任务,又便于绩效考核和综合评价。“城市副中心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按照建首善、创一流标准,努力实现一年有突破、两年见成效、三年上台阶。该计划的特点是力求在“高”“实”二字上下功夫、求实效:一是力求体现标准高,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要求,坚持国际一流、高点定位;二是措施实,明确任务、用数字说话、便于操作和考核。可以说,以上两个“三年行动计划”是北京社会建设的最新升级版,要义是“抓精细”,围绕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在精治、共治、法治上下功夫求实效。

        总之,加强社会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工作和任务,是遵循“三大规律”的本质要求,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本质要求。我们应当站在这样的高度,不断深化对加强社会建设的认识与实践。

        (作者为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任)

  • 基于人本理念的空间再造与城市治理

        段霞

        城市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肩负着双重任务:让市民满意,实现城市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

        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

        从历史上看,欧美国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近半个世纪里,才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探索中。纽约时代广场每天有40万人经过,过去被公交巴士和出租车挤得水泄不通,没有行人通过的地方。2009年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提出将时代广场改造成“行人广场”计划,关闭一半的机动车道,增加26英亩的公共活动空间。6年后,纽约尝到了行人优先改造的甜头,中城区域的车辆通行速度显著改善、人流量增加了1/10,交通事故减少了2/3。可见,城市治理可以基于人本理念,找到一条实现城市功能定位与满足民众需求的平衡发展道路。

        怎样打造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

        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个体、群体和载体都千差万别,各级管理者、相关领域专家、利益相关方更是透过各种机制影响城市治理的政策、结构、模式及其效果。那么,怎样打造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城市中的人尽管有多种身份,但归根到底都是城市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或消费者,都有三大需求:一是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养育)的需求;二是寻找发展机会、分享所在地发展成果的需求;三是参与城市治理、体现城市主体意识的需求。这三大需求都可以落实到空间的点和线上,落实到产品和服务的质与量上。因此可以以人的需求尺度进行空间再造,改进城市的治理体系。

        首先,人居空间(规模、结构、密度)要符合人的需求与习惯,满足人与人和谐相处对空间环境的要求;其次,公共设施(选址、利用、开放)要在考虑公共投入经济有效的前提下,满足多元化的人群需求,确保使用便利安全;第三,线路(交通路线、资源配置、服务路线)要考虑规模结构特点尤其是不同时间区位的要求,方便人们快速便利地抵达目的地,获得所需产品与服务。从而将城市人的需求落实到空间(安全、舒适、愉悦)、设施(合理、方便、共享)、线路(可达、便利、经济)这三大物的维度需求上。

        现代城市治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管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种模式下,针对共同关注的利益需求或矛盾问题,城市管理者、利益相关方和广大市民能够在共同参与、平等协商的过程中,完成利益整合、达成共识、形成各方能接受的治理方案,从而推进城市治理水平的提升。传统的城市管理是利益相关方博弈角力的结果,即使决策讨论充分、过程完整、形式上也很公正,但是道理没讲明白,吃亏的人不服气、有怨气,不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让广大市民参与治理,大家都可以摆自己的需求、想法与困难,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和接受他人的诉求,相互磨合、妥协、变通,最后找到平衡点,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治理方案,从而使城市的公共空间、基本要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分配出现让百姓满意的结果。这个过程看似拉长,甚至反复、扯皮、争论,但却是一个人们反思自我与社会、个体与整体的自我教化、道德提升、融入社会的过程,市民学会自我管理、规划建设好所在社区的过程,也是政府减少管理成本、提升治理能力的过程。

        打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政绩导向的治理模式

        以上问题一旦解决,各地区各部门就会逐渐摸索出一套匹配本地区居民需求、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和本地区实际的治理模式,在智慧网络上构建一套可以快速回应需求和解决问题的响应机制,打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政绩导向的治理模式。以东京为例,为什么东京的24小时便利店不仅可以提供日常几乎所有需求,还可以取钱、收邮件,代送政府补贴给孤寡老人的盒饭呢?因为服务场所高度聚集在一个空间,由私人机构代理公共服务职责,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可以减少公共部门人力和开支。

        一旦转变观念,达成共识,就有可能探索建立一个目标可达、空间合理、功能复合、服务精准、沟通有效、人民满意的城市治理体系。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近思 供图

  •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汪消

        目前,西方一些媒体对“一带一路”有一些带偏见的报道。减少对“一带一路”的误读误解,需要依靠软实力,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沟通情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故事讲得“太硬”,只有数据没有人,不吸引人。一方面,源于中国媒体的宣传过于简单、粗线条、单调;另一方面,形式上缺乏故事性,只重视展示结果,不重视过程,只在乎硬性的东西,而忽视软性的东西。针对上述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以人为本,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应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治制度、文化背景、自然资源、地缘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同,尽量与相关国家的民众增进理解、互通有无,寻找话语共同点,激发情感共鸣。文化融合是最重要的融合,融合不是孤立的,它能促进价值认同,达到彼此信任。要做好国别与区域的分众传播,对不同国家受众,故事的内容和方式要有差异化,做到对症下药。

        二是着眼于讲人的故事,主动讲,反复讲。首先,加强故事策划,制定一个科学的长远计划,讲一个吸引人、持续性的故事。故事核心内容很重要,强调用具体事例吸引人,要依靠数据和事实支撑,举出的事例要有人情味、有人性化观点,才能更吸引人,增加信任。如果你有好的故事,一定要反复讲,不用害怕重复。只有这样,才能在公众中建立起持久的影响和鲜明的形象。其次,要成功地讲好故事,还要遵守四个原则:一要清楚、明确,不要含糊不清;二要简明扼要,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三要有吸引力,像钩子一样钩住别人;四要真实可信,不能编造、虚构。通过真实动人的细节,使沿线各国的民众了解到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当代社会,才能让“一带一路”得到理解、尊重和认同。

        三是用受众喜欢和理解的方式。这是消融语言壁垒和文化隔膜的最佳方式。学会讲故事,要让新闻故事化、故事生活化,学会用目标受众可以理解并喜欢的语言和图像符号说话,把“一带一路”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抽象原则变成生动的事例、精彩的图片、一目了然的图表以及影像等,更好地适应沿线各国的信息需求,取得各方理解、认同、支持和沿线各国的积极参与。

        四是借助第三方力量,提升宣传公信力。在很多西方人看来,来自政府的宣传往往并不可信,他们强调借助中间的、中立的第三方力量发声。要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外国媒体的作用,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和海外华人的作用。少一些政府身影,少一些空话、大话、官话,西方媒体非常重视讲故事,他们常讲:讲故事可以让世界更容易理解你,让你的信息人性化,而不是你单向输出信息。古印度谚语说:“告诉我一个事实,我会学,告诉我一个真理,我会相信,但是告诉我一个故事,它将在我的心里永远停留”。事实胜于雄辩。一个个精彩故事,更能激发受众共鸣。事实上,强有力的沟通都是利用故事来与受众之间建立情感联系的。因此,讲故事不要从官方角度讲,而要从民间的角度讲,讲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这样更容易让人相信和易于接受。

        (作者为北京行政学院外语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