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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弹性并不足

        范勇鹏

        关于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有一种流行见解:该制度弹性十足,不管谁上台,结果都差不了多少。过去几十年间,这种观点貌似可以解释西方国家为何发达,但近年来的现实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反例。当前,眼见美欧国家因为选不出好的领导人或选出不好的领导人而陷入重重危机,一些人仍然固执地坚持这种见解。这种见解之所以广泛流行,其实是受到一种机械片面的思维方式误导,这就是:倒果为因。

        制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一种结构性表现

        从希腊古典哲学、近代启蒙主义到二战后社会科学,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即以制度作为自变量(原因)来解释国家发展等政治现象。固然,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有着重要作用,但在更深层次上,制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力量达到均衡状态的一种结构性表现。简言之,制度主要是一种结果,而非一种原因。相对于制度而言,政治共同体的构造和维系是更为根本和前置的因素,自由民主推崇者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政治共同体,眼下的西方危机,恰恰可以看作是政治共同体因素对制度决定论的反击。

        一旦克服了这种片面思维,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由民主制度虽然一度“看起来很美”,但它的存在和运行需要严格的条件和昂贵的代价。而它的功用,只能是给一个安全无忧、存在共识、大致平等和总体富裕的社会锦上添花,很难帮助一个国家解决重大的危机和挑战。美国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说欧洲的政治主要是历史的副产品,那么美国的政治就主要是地理的副产品

        美国政治制度产生于极特殊的环境。独特的地理环境使美国人几乎不用担心安全威胁,不需要负担巨大的国防开支,约瑟夫·奈发现直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海军规模比智利还要小,历史学家布尔斯廷曾说,“如果说欧洲的政治主要是历史的副产品,那么美国的政治就主要是地理的副产品”。

        美国丰富的资源也塑造了(至少在白人有产者中)经济高度平等的社会。中国和西亚各文明在3000多年前就开始遇到人均土地不足和地力枯竭的压力,然而美国人口调查局到1890年才宣布公地分配完毕,也就是说,美国人至此才第一次面临困扰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致命诅咒——资源的稀缺性。自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晚期,美国始终是劳动力不足而非资源不足,劳动力价格一直比较高,美国的民主增长、人权进步、阶级妥协和社会共识都是基于这一条件。

        美国全球霸权的建立也带来巨额战略红利,最直观的例子就是自上世纪70年代之后长期通胀、实际工资收入增长停滞,这本应带来严重社会动乱,但外国廉价商品的持续涌入维持了近40年的低物价。

        综上,美国制度的产生是基于一系列之“不可能”,故而才会有“托克维尔之疑”:“我不相信英裔美国人带着他们现在的思想、宗教和民情迁回到欧洲,在不大大改变他们的法制的条件下能够生存下去”。

        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危机都是以超制度、超宪法的方式解决的

        美国制度依赖严苛条件,却无力制造它们。至少在安全、共识、平等三个要素同时具备的严格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度才能有效运转。美国历史上,当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出了问题,自由民主制度都陷入失能。

        19世纪前60年中,美国政治中最大的分歧是关税和奴隶制问题,危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酝酿升级,政治制度却完全无助于分歧的弥合,最后只能靠内战来解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在制度框架内也根本无解,最后要靠战争、移民和全球霸权来转移。

        至于流行甚广的“美国制度弹性”论,实际上找不到任何严肃的历史证据,美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危机都是以超制度、超宪法的方式解决的。

        那么,美国的制度能够制造出它所需要的条件吗?在观念的层次上,自由民主制度的确可以通过“文化领导权”起一些作用,比如人们经常谈论的美国政治、文化精英如何制造共识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民主制度并无法制造它所需要的条件。

        安全方面:美国诞生于罕见的安全环境,但随着它在20世纪介入全球事务,其外部安全环境不断恶化;自由主义的盛行,比如最高法院近年来在个人持枪权上的判决,也导致国内安全每况愈下,美国制度越来越无法保障《宪法》所承诺的“国内和平”。

        共识方面:二战前,美国人主要的共识就是发财,就是“美国梦”;二战后,美国人主要的共识就是反共反苏。冷战结束后,共同发财的路断了,共同的意识形态敌人消失了,美国社会迅速陷入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战争”。今天美国发生的几乎所有冲突,都可以在上世纪90年代找到伏笔和萌芽,自由民主制度(或多元主义制度)起到的唯一作用就是加剧了这些冲突,在近30年时间里放任私利横行、党派争斗和身份冲突,失去了建构共同体认同的良机。

        平等方面:美国的社会平等(暂不讨论种族问题)和自由民主制度几乎没有关系,而是先天资源禀赋、世界大战和高速增长的产物。自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美国在不平等的路上渐行渐远,而那套号称“有弹性”的制度唯一的作用就是助纣为虐,而非挽狂澜于既倒。

        自由民主制度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可以有良好表现,但在根本上,它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建构共识和培育政治共同体的制度,它是一个基于个人和集团私利的制度,只可同甘,难以共苦。泰国、韩国及非洲、拉美一些国家的命运可为美国的前车之鉴。当然,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尚未穷尽应对挑战的手段,比如霸权或战争,但如果那样做了,无非是给自由民主制度的作业本上再添上一次“不及格”。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 国际秩序演变不确定性挑战增大

        周方银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有积极的方面,突出体现在科技发展迅速,创新不断涌现,世界经济在积聚新的增长动能,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各国利益深度融合等方面。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在累积发展,国际形势也在经历一些颇为复杂的变化,使得未来一个时期内国际秩序演变的不确定性增大,国际合作所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有所上升。

        令人意外的事件频繁发生,国际体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与冷战后前二十年总体上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相比,过去三到五年国际体系中令人意外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英国通过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出现严重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后,迅速放弃奥巴马政府经过多年努力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宣布退出关于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试图重新调整与欧亚地区盟国的关系;中东地区“伊斯兰国”迅速崛起,搅动地区安全局势,牵动大国竞争与博弈,该地区还有土耳其的政治变化,卡塔尔与沙特等国政治外交关系的大幅度调整等千头万绪的变化;欧洲国家在债务危机尚未获得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又面临移民问题、难民问题以及恐怖主义活动大幅上升等方面的挑战,打破了二战后西欧长期以来的相对平静局面;乌克兰局势引发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的连锁变化,美俄关系的对峙升级到新的水平;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程度上升,并影响到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国际政治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大部分未能获得有效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环境日趋恶化。

        一些国家内部政治稳定性下降,对外政策有更为浓厚的短期行为色彩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社会融合失效、民族宗教矛盾上升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不少西方国家过去被认为是成熟有效的民主制度在应对和解决这些政治、社会、经济问题时效能下降。一些地区出现选举多、公投多,政府执政能力下降的情况。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相对对立的政治派别变得互相更不容忍,“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政治现象变得更为普遍。

        西方国家长期为之感到自豪的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作所依赖的理念、观念基础出现较大动摇。民意的易变性与国内政治的不稳定,降低了一些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立场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使其对外政策具有更为浓厚的短期行为色彩。这也降低了他们履行国际责任与义务的能力,使其无力在国际社会提出和持续推动雄心勃勃的倡议。国内因素的牵扯使一些传统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难以有所作为,其政策和行为越来越缺乏连贯性。

        国家行为方式中的机会主义色彩增强,国际合作、全球治理代价上升和收益下降

        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超级大国美国,其领导人高喊“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政治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指引下,特朗普不愿履行自认对美国利益具有不利方面的承诺,轻视国际社会的反应,这在国际社会中无疑会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美国以十分简单和干脆的方式放弃TPP,显示其不是十分在意作为世界大国的战略信誉,不是很在意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和感受。对国际社会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美国放弃TPP和退出《巴黎协定》的事件本身,更在于这些政策背后体现的比较连贯的逻辑和思维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行为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近三年以来,美国和不少其他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显著降低。一些传统大国的国际信誉、国际形象在下降,机会主义在国际社会中变得更为普遍和盛行。一个国家的善意更难被他国相信,国家之间信任的建立变得更为困难。权力政治越来越大行其道,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下降。地区主义出现衰落和退潮,在国际社会开展卓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变得比几年前更为困难。

        在不确定性增大、国家行为中机会主义色彩增强、不少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的能力和意愿下降的情况下,一国(即使是世界大国)对国际合作、全球治理、国际秩序增大投入的结果,将是代价上升和收益下降,且收益的前景变得更加不可靠。这也是使很多国家失去为全球治理做贡献的动力的原因所在。

        国际社会中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是偶然和临时的现象,它们的发生有比较深厚的现实利益基础和思想观念根源,其中的某些变化还会在一定时期内自我强化。这意味着这些变化至少是一种在中短期内难以扭转的趋势。

        (作者为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中心主任、教授)

  • 低生育文化影响难以逆转

        穆光宗

        核心提示

        低生育危机表面看是家庭的经济负担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是涉及面极广的社会问题。如果说低生育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合的一种新生育文化,那么一旦形成并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人类就必然会掉入内生性的“低生育陷阱”,演变为低生育社会,提高生育率的社会政策都将难以改变这种低生育文化。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说过:人口就是命运。这句包含着丰富内涵和深刻洞见的话在低生育时代引起了后人的共鸣。以我之见,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也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古往今来,可以说人口就是文明的命脉,在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中,人口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一个长跨度的历史框架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口变动与文明兴衰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说,人口兴,则文明兴;人口衰,则文明衰。人口作为一个慢变量所发挥的基础角色和长期作用不可小觑。

        日本正在遭遇低生育背景下人口少子化的恶果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目前,日本正在遭遇低生育背景下人口少子化的恶果和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从农业、渔业、零售业、服务业到制造业的生产现场,已经到处出现人手不足问题。由于严重的人口少子化和过疏化,缺乏青壮年的日本农村甚至连夏季暴雨都无法应对。预计到本世纪20年代,日本人口将总共减少620万,其后还将出现每年减少100万人的局面;2024年1/3国民的年龄在65岁以上;2033年1/3住宅没人住;得不到护理的老人不断增加,将来日本每周可能有4000人“孤独死”。究其根由,是因为日本的少子化、老龄化态势严峻。2015年,日本平均每名女性生育1.45个孩子,而根据2016年的数据,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27.3%,日本已经步入了“超少子-超老龄社会”。到2065年,日本人口将比2015年的1.27亿减少三成,减至8808万。自本世纪初,日本举全国之力提升新生儿出生率。2005年,日本新生儿出生率为1.26%,2015年提升至1.45%。但在这10年间,年均新生儿出生数却减少了56853人。超低生育率-超少子化-超老龄化恶性循环。

        2017年上半年,韩国新生儿人数首次减至20万名以下

        韩国统计厅称,2017年上半年,韩国新生儿人数首次减至20万名以下。若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韩国人口开始减少的时间将比起初预想的2032年提前10年左右。韩国已经认识到:要想解决低生育率问题,政府不仅要鼓励生育和养育,还要改善就业岗位、居住和青年就业等各种社会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坦陈:过去10年来,韩国投入了100万亿韩元(约合5871万元人民币)仍未解决低生育率问题。若照此趋势发展,人口将急剧减少。韩国政府计划通过就业、住房、男女平等等方面的结构改革,进一步创造鼓励国民养育子女的社会氛围,从工作岗位、保育、教育、居住、医疗等各个领域着手改变民众生活,特别是早日解决职场女性因生儿育儿等负担中断工作的问题。

        日韩的经验和教训启示

        日韩的经验和教训启示我们:其一,少子化问题与老龄化问题性质不同,应该区别对待。低生育和少子化是“元问题”,没有生育和孩子,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没有文明的未来和人类的希望。现在新增人口是未来的创业者、纳税人,养老金和人力资源的供给者,现在多生孩子将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减少人口下降的负面影响,生育的外部性为正,是在为社会做贡献。老龄化一方面是长寿风险,老苦病苦死苦;另一方面养老负担和代际支持问题,这一点又与少子化发生联系。其二,低生育为什么提振不起来?换言之,日韩为什么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依然跳不出“低生育陷阱”?低生育危机表面看是家庭的经济负担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全面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是涉及面极广的社会问题。如果说低生育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合的一种新生育文化,那么一旦形成并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人类就必然会掉入内生性的“低生育陷阱”,演变为低生育社会,提高生育率的社会政策都将难以改变这种低生育文化。既然人口是社会最基本的因素,那么日趋普遍和严重的超低生育危机就是最深刻的社会危机。

        尽早跳出“低生育陷阱”

        中国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5,比人口达到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低了整一半。预计到2023-2025年中国将迎来人口增长的历史峰值,转而开始人口下降过程。低生育已经成为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在有些地方,即使完全放开生育,也很难激起人们多生孩子的欲望。然而,持续的低生育率是比过去高生育率更为棘手、更难治理的人口危机。

        历史证明,持续的低生育和超老龄化暗淡了文明的光芒,因为没有了人口的“后浪效应”,人口发展就难以持续。而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恰恰是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可以预言,超低生育率、快速老龄化和人口生态失衡交织在一起的大人口危机是未来百年中国发展面临的头号问题。中国需要及时树立全新的人口价值观——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也是最可靠的力量和红利,要改变控制人口数量的治理观,确立优化人口素质和结构的发展观,尽早跳出“低生育陷阱”,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 既重关切,也讲感情

        王义桅

        周边国家是我国的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近年出访周边国家时,习近平主席曾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要合作伙伴是周边国家,首要受益对象也是周边国家。

        日前,笔者赴泰国清迈市参加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泰国人委婉提醒在场的中国人,“一带一路”应顾及东盟国家感情(sentiment),不只是关切(concern),对笔者触动颇大——“一带一路”建设该如何充分顾及周边国家与中国在生产、生活、思维方式上的兼容问题?

        一是生产方式。澜沧江-湄公河,同一条河流,不同的名字,起源于青海,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于越南胡志明市流入南海,充分展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同饮一江水的命运共同体。然而,中国已经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信息大国,老缅泰柬等沿线国家仍然是较穷的农业国家,担心农业被工业摧毁,故而泰国前首相英拉“大米换高铁”计划搁浅。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南北差异十分明显,南部靠海、受西方影响大,有的还被西方殖民过,这些都要引起我们注意。

        二是生活方式。中国人劝泰国人说:清迈到曼谷,现在火车要十小时,采用中国高铁只要两小时。泰国人则回应:十小时我有充足时间考虑去曼谷干什么,如缩短为两个小时,还没想好就到了,究竟为了什么?看来,当地人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不仅是对中国态度的折射,也是对现代化态度的折射:现代化真的好吗?“一带一路”尤其是高铁的建设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大问题,要很好研究。

        三是思维方式。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鲜明地指出,“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周边小国对中国有大象踩蚂蚁心理:大象抬脚就可能踩死蚂蚁——他们把自己比作蚂蚁,因此不得不拉着日美平衡中国的影响。更何况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未被西方殖民过的国家,十分看重国家的独立自主性。在许多问题上,泰国态度不明朗或反复都是常态,我们不应逼着泰国表态,要设身处地从对方角度考虑,耐心启发开导,不能自认为好就认为他们一定喜欢。

        丝绸之路精神在周边国家的落地,体现在“亲诚惠容”外交理念上。美好的理念要付诸实施,必须充分考虑到周边国家的二元性——他们的经济基础是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往往搞发达国家那套;复杂性——有些国家的现代政治制度还未建立起来,地方部落影响可能超过政府;矛盾性——地理近,心理远,传统上是“中泰一家亲”,现实上泰国是美国的非北约盟国。照顾周边国家的感受,结果上和过程上都要做到合情合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