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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问题导向”并非倒向问题

        贺长余

        关于如何化解治国理政所面临复杂难题,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问题导向”,主张“带着问题,搞建设、抓改革”。“问题导向”备受关注,然而在理解和运用“问题导向”时,有人存在困惑,甚至误解、误用。

        比如,有的人易将“问题导向”等同于倒向问题,一味发问,不求甚解,以致将一味发问转化为泄愤情绪,完全无视问题探究与化解,简单将问题产生因由、责任完全归罪当下政府、社会,对其不满、抱怨,发泄愤世情绪。情绪可传染。一方面,一些听众自身可能正面临相关问题,深有体会,产生共鸣。另一方面,不满、抱怨、愤世情绪可激发听众主观情感,影响人们客观价值判断,对政府、社会产生误判,易导致过激行为。表面看此类言辞易于被人接受,似乎将人们心中积存已久的问题、矛盾、遭遇,一股脑倒出,就一了百了了。但若平稳情绪,镇定而后,就会发现问题、矛盾依然存在。虽逞一时口舌之快“倒向问题”,但终究不能有效化解,有时往往生发其它不必要“枝节”,产生多余问题。

        “问题导向”不同于倒向问题。“问题”有真伪,从实践层面,真问题始终蕴含问题的探究与化解,不同于“为了发问而发问”的伪问题。“问题导向”具有深刻的实践内涵,虽需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但最终指向并专注于如何有效化解现实矛盾与问题。“问题导向”总以化解问题为归宿,是典型的实践范畴。通过实践改造世界,实质上就是要解决世界中的现实问题,世界的真理性取决于在实践中回应问题的程度。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问题导向”,将真正有效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作为旨归。究竟如何做到坚持“问题导向”?

        首先,要强化问题意识,深入调查发现问题。问题存在于现实世界,有些人能发现,有些人却看不见。主要因由在于,针对问题是否具备高度敏感性、是否具备强烈问题意识,即自觉发现、主动查找问题的一种主观意识。该意识是人们切实发现问题的重要前提。然而,具备强烈问题意识并非意味着就能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还需深入调查。深入到现实世界,探查问题。“问题导向”从不局限于意识领域,停留于书面或口头,始终主张通过充分调查“取证”,查找真实问题。

        其次,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担当。发现问题后,需要以正确的心态来面对。关于问题存在,要有充分心理预期。第一,要清楚问题时时、处处存在,不可逃避,只能面对。第二,要清楚问题是多样的,有“慢性”、“急性”,简单、复杂之别,顺手问题不可掉以轻心,棘手问题也不要垂头丧气,要专心探究解决方案。关于问题归属,要有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问题始终都需要有人化解,不同角色、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出现问题,需要相关主体坚持“守职尽责”信念,勇于担当,主动担责,属于本职问题,决不可敷衍了事。关于问题应对,要保持沉稳心态。当问题摆在眼前时,在心态上要沉着冷静,审慎应对。尤其面对突发问题,更要沉得住气、稳得住神,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做出合理决策。

        再次,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问题并非抽象、空洞存在,总是蕴含着丰富具体内容,这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问题,差异很大,不可用同一尺度“丈量”不同问题,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厘清哪些是思想层面问题,哪些是操作层面问题;哪些是历史遗留问题,哪些是现存急需解决问题;哪些是国内发展问题,哪些是国际关系问题等。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同时,在具体分析问题中,要着重把握事物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进一步研究思考,有所突破。

        最后,要增强处理问题本领,做到真抓实干。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需要加强学习。既要全面地学,也要重点地学。要向经典著作、历史实践、专家学者、人民大众学。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与工作相关的专业知识,从而不断提升处理各方面问题的本领。本领提升之后,有效化解问题就需真抓实干,展开具体工作。“问题导向”时刻反对“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它是“求真务实”精神的真正展现。同时,化解问题过程中,要不忘及时总结,总结处理问题过程中的得与失,为以后少走弯路、错路提供宝贵经验。

        (作者为辽宁省委党校哲学部副教授)

  • 规制企业比规制市场更重要

        陈宪

        市场经济无“好”“坏”之分,但市场经济的政治支持有“好”“坏”之分。就市场经济的政治支持达成共识,难点不在于需要或不需要政治支持,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支持。政治支持是一个国家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结合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形成,并经由规制(regulation,亦可译为监管)的途径得以实现。好的政治支持通过有效的治理、公正的规制,维护和保证市场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

        我们为什么非常认同“政治支持”这个提法?是因为它对应着观察、理解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视角——治理。治理是一个政治学概念,但可以被用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就像一些经济学的概念(如需求和供给)也同样被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共享一样。治理由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所谓市场经济的政治支持,就是指一国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表述科学、精准地把握了包括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现代国家的发展使命。全会还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决议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那么,好的政治支持又意味着什么呢?笔者以为,好的政治支持,一方面能够保证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能够保证制度体系得以执行,并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说政治支持等价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那么,规制就是政治支持的工具。规制究竟为了什么?答案很简单:规制的目的,不是为规制而规制,而是为竞争而规制,为更好的竞争环境,为更公平的竞争。明确规制的目的至关重要,因为在现实中,规制往往成为规制者实现其某个目的的工具,甚至为既得利益集团所左右。不偏离为公平的竞争而规制的目的,应当被规制者谨记。

        何为规制?一般地说,它是指政府根据相应的规则(包括法律、条例、规章和标准等)对微观主体行为实行的一种干预,是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并通过设立政府职能部门来具体实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不断完善缺失的规制,譬如金融危机后暴露出来的金融监管缺位;如何对已经实施的规制进行效果的后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进行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规制即监管规制者,防止诸如选择性规制、滥用规制的问题。正是因为规制者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试图纠正市场失灵的规制本身就失灵了。人们对规制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要求规制越少越好,就与规制者失灵有关。但是,这种近乎民粹的要求并无助于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规制者、监管规制者。关注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和政治支持,规制市场、规制企业、监管规制者,无疑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规制企业比规制市场更重要,而监管规制者则是重中之重,是难点中的难点。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语文学习关乎一生

        陈平原

        准确、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文字,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学生都很重要。而这种能力的习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学习本国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同时,此课程牵涉甚广——语文知识、文学趣味、文化建设、道德人心、意识形态,乃至“国际关系”等。

        高中的语文课或大学的文学史课程,注重自由自在的阅读,没有那么多“先修课程”的限制,也不太讲究“循序渐进”。面对浩如烟海的名著或名篇,你愿意跳着读、倒着读,甚至反着读,问题都不大。这正是其可爱的地方,得失成败不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的,往往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比如多年后回想,语文课会勾起你无限遐思,甚至有意收藏几册老课本,闲来不时翻阅。另外,对于很多过去的学生来说,语文老师比数学、英语或政治课老师更容易被追怀。不仅是课时安排、教师才华,更与学生本人的成长记忆有关。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学语文课很重要,影响学生一辈子,一点都不夸张。

        今人读书如投资,都希望收益最大化。可这一思路,明显不适合语文教学。实际上,学语文没什么捷径可走,首先是有兴趣,然后就是多读书、肯思考、勤写作。《东坡志林》里提到,有人问欧阳修怎么写文章,他说:“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做自能见之。”这样的大白话,是经验之谈。

        关于中学语文课以及大学的文学教育,我提出三句话:一是请读无用之书;二是中文系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三是语文学习与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先说第一句,今天中国人的阅读,过于讲求“立竿见影”了。在校期间,按照课程规定阅读;出了校门,根据工作需要看书。与考试或就业无关的书籍,一概斥为“无用”,最典型的莫过于搁置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历史等。而在我看来,所谓“精英式的阅读”,正是指这些一时没有实际用途,但对养成人生经验、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有意义的作品。

        再说第二句,中文系出身的人,常被贬抑为“万金油”,从政、经商、文学、艺术,似乎无所不能;如果做出惊天动地的大成绩,又似乎与专业训练无关。可这没什么好嘲笑的。中文系的基本训练,本来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何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

        然后说第三句,谈谈普通大学生的学习状态。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中学毕业生,通过高考的选拔,走到一起来了;可实际上,他们的学习能力及生活经验千差万别。一般来说,大城市重点中学的学生学业水平高,眼界也开阔,乡村里走出来的大学生,第一年明显学得很吃力,第二年挺住,第三、四年就能渐入佳境——其智力及潜能若得到很好的激发,日后的发展往往更令人期待。如果读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其对于生活的领悟,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幸福与苦难的深切体会,将成为学习的重要助力。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谈“用”

        周桂钿

        人有各种需要,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就是有用,或者说正价值。人有什么需要呢?首先是生存需要,其次是享受需要,最后是精神需要。对于人类三个层次的需要,荀子有系统的论述。他说:“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吃饭、穿衣、休息,这是每个人生存所需要得到的基本条件。

        用有远近之分。有的事物近期有用,有的事物远期有用。对待不同的事物,要从实际出发,有的急用优先,有的则需要远见卓识,不能一概而论。

        给一岁的婴儿身边撒下一些金币和糖果,他捡糖果吃,不知金币有什么用。两少年同行于路上,甲见路上有一马蹄铁,叫乙去捡,乙说:“为这一片废物弯一次腰不值得。”甲捡了卖给收购的,用这钱去买李子吃。乙跟在甲后面捡李子核,舔那残留的李肉。不肯弯一次腰,却肯弯多次腰舔那残留物,就因为不知道马蹄铁可以卖钱。

        追求远大的目标,在价值观上就是最高价值。从用上说,就是最远的用。强调最高目标,对于社会上急功近利的风气,有抑制作用,是有意义的。不过,有时近用也很重要,不能一概否定。在天灾人祸、国难当头的时候,追求生存的近用也不可忽视。

        《庄子·外物》载:庄周家贫,去向监河侯借贷粮,监河侯满口答应,说:“我将从封地那里收取租金,到那时,我借给你三百斤,行吗?”庄子未置可否,只是说:“我昨天来时,在半路上听见呼叫声,四处寻找,发现在车辙中有一条鲋鱼,我就问他,‘鲋鱼,你为什么呼喊?’他回答:‘我是东海的波臣,你有斗升的水来救我吗?’我说,‘行,我将到南方去游说吴国和越国的国王,请他们引西方的水来迎接你,可以吗?’鲋鱼生气地说:‘我失去同伴,流离失所,有斗升的水就能活命,你却说这样的话,倒不如趁早到鱼干摊上找我。’”

        鲋鱼有斗升水就可以活命,庄周有斗升粮食就能充饥,当前就因缺这点水、这点粮,就可能死亡,至于以后西江大水,封地三百斤,就都没有意义了。这应该说是“急用优先”。在这当务之急,没有应急措施,空头支票,画饼充饥,都没有实际意义。用的三层次中,生存之用,是最基本的,应该排在优先地位。在生存有了保证的条件下,士人更重视精神追求,甚至可以“以身殉名”,不肯苟且偷生。

        用有显隐之别。上面讲到用有远近之分,近用容易看出来,有明显的用处,而远用则不容易知道,有隐蔽的特点。婴儿知道糖果可以吃,不知钱可以买李子。少年乙知道钱可以买李子,不知道马蹄铁可以卖钱。事物有许多转化的过程,知识越丰富,知道的远用越多,就可以透过表象看到隐藏在深处的大用。这里就有显隐之别,值得探讨。

        除了显隐之别,用还有祸福相依。《吕氏春秋·本生》载:“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富贵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不可不察也。”

        用有远近之分,一方面需要远见卓识,不至于拘泥眼前小事,而耽误前程;另一方面对于当务之急,应有应急措施,以免妨碍大局。要做到远近都能处理妥当,需要提高智慧,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

        关于用的显隐之别,还有祸福相依,都需要学习更多的知识,锻炼自己的理论思维,提高智慧,又能下扎实功夫,才能处理得当。

        我们了解用的层次、远近、显隐,就知道如何更好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大乱时,就要平乱,给人民创造能够维持生存的太平环境,让他们安居乐业。当天下太平了,就要让他们富起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增加幸福感。当社会富足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开展文化教育,提高文明程度。只有精神文明了,社会才能更和谐,更平安。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有好处的,那就是孔子所期盼的“大同”理想,也是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这些就是人类精神需要的最高层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 “微信圈子文化”有利有弊

        曾一果

        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紧张工作和生活导致都市里较近生活圈的人们之间互不关心,这就是学术界提出的“陌生化社会”。不过,在互联网时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有人说互联网是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力量,特别是微信的出现,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化状态”,将人们重新拉回到一个圈子化的“熟人社会”。同学群、亲友群、单位群、战友群……随着微信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越来越广泛,各种各样的微信群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这些群里,大部分人之间是互相熟悉的。例如笔者所在的家族就建立了一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微信群,这个亲友群将工业化时代那些分散四方的家族成员在微信上重新聚集起来。在群里,亲友们一起回忆儿时的快乐时光,讨论家族里的各种大事,群里每天都十分热闹,一个传统的家族社会就这样在微信上重新建构起来。类似的现象还很多,很值得关注。

        当然,微信重新建立了多样化的“熟人社会”,让每个人都可以在微信中找到“知心朋友”,建立自己的“文化圈”。但是微信上的“朋友圈”以及由此而建立起来的新型“圈子文化”,对于当代人而言也是有利有弊的,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认识它。

        首先,相比较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微信的“圈子文化”是复杂多变的。例如在一个中国传统村落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和交往圈子往往只限定在这个村庄内部,事情往往也并不复杂,所以人们大部分时间是比较悠闲的。但是在微信时代,每个人都有很多微信好友,加入数个微信群。结果,许多人每天都很忙,因为他要用心经营、维护微信朋友圈或公众号,他需要不断在微信上“晒自己”,以获得朋友的点赞和认同,同时为了维系与朋友的关系,他也要不停地关注、点赞别人,线上的朋友关系有时并不等同于现实社会的朋友关系,“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怎么从来不给我点赞?”久而久之,线上的关系甚至会影响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关系。

        其次,微信上每个人的社交行为可能都有些表演性质和功利化色彩。在微信世界中,人们的表现与现实社会里有时差异很大。在微信上,许多人的言行就常常是筹划好的,他们所贴出的文字、照片和图像是精心选择的,所展现的并不是其生活的全部,而是其生活中光鲜亮丽的一面。在朋友圈中,还有一些人则更加功利主义,他将微信朋友视为潜在商业客户,发朋友圈和开微信公众号都是为了营销产品。

        再次,以微信为平台而形成的朋友圈跟现实社会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个等级和差异社会。微信群所形成的圈子,即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现实社会的圈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复制着现实中的社会关系结构,包括权力关系。在一个越来越碎片化的微信时代里,每天都有大量信息涌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加谁为新的好友、为谁点赞,都变得越来越讲究了。微信虽然重构了“熟人社会”,但是在微信朋友圈或者微信群里,并非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自由交流和沟通。在某种程度上,微信其实强化了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属性和等级关系,甚至制造了阶层之间新的差异、区隔和裂痕。

        对于微信所建立的“圈子文化”,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微信确实让人们获得了一种新的社交体验,让每个人都能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开展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以微信为平台所建立的“圈子文化”也可能复制和强化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且,种类繁多的朋友圈、微信群或公众号都存在于一个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场域中,与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着关联,构成了一种比现实社会更为复杂的关系。总之,以微信、微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介,不仅从信息的传播模式、个体之间的交往行为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方面全面改变着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也建构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形态和精神状况,这需要我们去做更具体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作者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