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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国城市化已发生了新变化

        徐建国

        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现在城市化阶段已经到来,以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变。

        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

        城市是经济发展的载体。从长期历史上来看,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化问题。从世界范围看,世界的城市化率、世界人均GDP水平、世界总人口、欧洲的城市化率是联动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增长、城市化同步进行的,未来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以美国和日本为例,经济密度高,经济产出高的区域都聚焦在几个大都市圈。

        把世界主要国家三大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主要都市圈人口和经济产出的占比比发达国家低很多。通过对比1960年和2000年全世界范围内规模城市人口在10万人以上城市总人口占比,以100万来区分大、小城市,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占比是在增加的。这说明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世界的人口总是在向大城市聚集,这在欧洲、美国也体现得很清楚。

        城市规模和经济效率,人均的城市产出与城市人口规模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城市规模越大,生产率越高。城市规模化是一个历史的趋势,背后有经济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现代工业革命以后,城市是由小城镇向大城市聚集。从大城市率看,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而法国和德国较低的大城市率大多源于他们的历史、财政原因。中国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间还很大。

        从城市经济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产出,中国一线城市的经济密度在2-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是和国际大都市比上升空间还非常大。所以,中国城市在给定的面积上产生更多的产出以及支撑更多人口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从中国主要省份人口聚集来看,从2005年至2015年,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趋势非常清楚,基本情况是各省总人口基本不变,略有增长,个别地方下降,但是重点城市人口增速非常快,这是中国人口向重点城市集聚的证据。大城市是资源集聚的区域,人们都会向此聚集,集聚还没有结束。

        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业化带来的,2000年以后加入WTO,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期间工业技术的进步是超出想象的。中国改革进程,“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是一个显著特征,从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比率来看,中国的比率是很高的,说明工业化远超过城市化。2013年以后,我国城市化率速度在上升,而工业化率增速在减缓。

        工业化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在2013年已经是一个拐点,以前是工业化主导、城市化为辅,以后应该是城市化为主、工业化为辅,逐步进行产业升级。对比城市的规模和其对应的GDP,可以看出,2004年至2012年,中国小城市的经济增长略快于大城市,2013年以后发生了变化,大城市比小城市要快。对比城市人口与GDP的变化,可以得到相似的规律,小城市的GDP在2013年以前比大城市增长要快。

        工业化阶段,任何地方的生产都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当大规模工业扩张结束以后,成本高得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种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支撑经济总量和质量的进一步升级。从人口角度看,趋势更加明显,以前人口增速小城市和大城市差不多,可是2013年以后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千亿元以上GDP规模的大城市人口暴涨,其他城市人口增速基本为零或者负,所以人口只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2013年以后特别清楚。

        房地产作为城市的重点行业,也清楚显示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各种城市价格统涨,2013年以后是一线大涨,二线小涨,三线几乎不涨,这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规律。2013年以前,因为工业化驱动,任何地方都会带来生产、收入,带来房地产繁荣,而现在小城市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某种意义上,中国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已经开始,从出口结构、消费结构、生产结构,服务业占比、消费占比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来。

        “刘易斯拐点”理论并不适用于动态的经济发展

        “刘易斯拐点”的基本理论就是工业部门比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高,所以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往工业部门转移,看起来是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往工业部门转移。这个理论在静态意义上是对的,但是动态意义上是错的,至少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因为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产出收入比农业部门高完全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是技术不断进步,工业和城市部门的产出不断提高,并促进农业的技术进步,释放劳动力,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所以,并不是本来农村有剩余劳动力,而是技术进步让本来并不剩余的劳动力变得剩余,背后的关键还是技术进步。城市怎么进步,怎么带动农村,怎么更多地吸附农村的人口,然后产业不断变化,这和以前的静态人口结构的关系并不大。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而静态的刘易斯拐点只是看静态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诊断常常是似是而非的,提出的政策建议常常是于事无补,甚至南辕北辙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阅读延伸

        刘易斯提出的第一拐点与第二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威廉·阿瑟·刘易斯最早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把产业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传统产业的低价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转移到一定程度,就出现第一个拐点,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工资从基本不涨变为小幅上升;等到劳动力转移完毕,就出现了第二个拐点,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会出现资本深化,即用资本替代劳动。(施仁)  

  • 新社会阶层的四大特征

        李 强

        新的社会阶层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而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具体人群类别还在演变和沉淀的过程之中。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 》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12个方面的对象之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四大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在对新的社会阶层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可以概括出“新的社会阶层”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新的社会阶层特征之一在于“新”。

        新社会阶层是时代变化的产物,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新生的社会群体、社会力量,是改革开放以前阶级阶层里没有的人群,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的阶级分析中没有遇到过的人群。该社会阶层在新世纪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整个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其中,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1992年,第三产业总产出是17.9亿元,而201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4412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1.6%,约38.3万亿元。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了整个职业结构的变化。过去,第三产业能够容纳的劳动者很少,1992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是1.14亿人。而截至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达到3.28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2%。新的社会阶层就诞生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之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二,新的社会阶层是传统体制所不能涵括的人。

        所谓传统体制 (亦称“体制内”) 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党政机关、国有单位、国有企业以及传统事业单位的各种机构,如大学、科研院所、医院、出版社、媒体、中小学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传统体制涵括了绝大部分经济社会资源,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种有影响力的人群,大多在体制内的单位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社会体制机制发生变化,社会运行机制、社会组织机制均发生变化,体制外的单位越来越多,产生了大量的传统体制难以涵括的人群。应该承认,在这些新生的体制外单位就业的人,如前述的私营企业、外资外企的管理者、技术人员,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党能够团结和联合的社会力量,党的统战工作必须及时适应这种变化。

        第三,新的社会阶层占据了主要的、特殊的职业地位。

        无论是管理者、技术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都是占据了重要的职业位置的社会群体,他们不是生产线的普通工人,不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往往是管理者,管理者意味着在职业结构上是指挥别人的人。他们是有管理权的人,当然也就影响力大,他们决定着别人的活动。同样,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地位和职业位置也会高于社会上一般从业者,该职业群体的技术含量高、知识含量高,可以向其他职业群体传播技术、知识,有时候也处在教育和指挥别人的位置上。总之,新社会阶层占据了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位置,占据了职业结构甚至产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位置,所以,对他们应给予特殊关注。

        第四,新的社会阶层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这个特征是因第三个特征而产生的。因为新的社会阶层的特殊职业地位、职业位置,他们中的很多人往往在意识形态、媒体、信息、社会交往平台、社会舆论方面有巨大的影响力,有时候我们称之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是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指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处在社会交往的中心点、中心区域的人员,又由于其职业等特征而发挥了思想和观点影响力的人员,他们往往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在舆论和意识形态上发挥较大作用,在媒体和关键观点上能够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新社会阶层中的很多人,如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常常直接与媒体挂钩,他们对于群众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总之,意见领袖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忽视。因此,统战工作要把这些人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样,党的政策、方针的贯彻就有了更多可以依托的力量。

        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后新产生的,这些阶层的产生、发展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同步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的经济活力,这些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受益群体。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既然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他们也就成为推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是党可以信赖的重要的社会生力军。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这些阶层里很多人都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北京的调查发现,很多写字楼中私企、外企管理者已经加入共产党或者是入党积极分子。这种现象说明他们的利益和改革开放一致,是改革开放和进一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关键词

        何谓“新社会阶层”

        “新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四大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后新产生的,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也就成为推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是党可以信赖的重要的社会生力军。(季梦)  

  • 产业扶贫切莫一扶了之

        贺雪峰

        中国正开展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扶贫攻坚战,争取在2020年前消灭贫困。一般的看法是,消灭贫困最好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成长、产业不断升级紧密相关的。

        在当前贫困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的14个连片山区时,减贫的主要办法是否仍是发展生产尤其是发展产业,在有些地方却是要存疑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提供了大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而农村尤其是自然条件较差的农村,投入产出回报率较低,农业产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小,靠发展产业解决当地农村减贫问题,可能造成产业投入低效、当地农民从生产中获利有限,扶贫反而达不到效果。

        2017年4月笔者到西南Y县和P县调研,看了几个产业扶贫的点,也听了两县关于产业扶贫的报告,更加深了我对产业扶贫的担忧。

        Y县、P县产业扶贫的对策看上去很眼熟,无非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招商引资,流转土地,调整产业结构,从而带动农民致富,其中的理想办法是“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由公司带动农民致富;二是鼓励农户提高农业投入,搞多种经营,变种粮食作物为经济作物。而这两个方面的实质又只是一个方面,即通过增加农业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增加农业效益,以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用一句话说,就是通过调整传统农业产业结构来让农民脱贫,简称产业扶贫。

        大家都知道,仅靠种植粮食作物,农民小规模经营,是不可能致富的。农民要致富就必须种高价经济作物,就要调整产业结构。问题是,在中国仍有占全部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和接近20亿亩耕地的国情下,农产品供给能力极强,凡是高价经济作物都会有大量农户响应市场信号增加种植,使得市场供给增加,最终供过于求,以至于循环出现高价经济作物卖不出去、种经济作物反而不如种粮食作物的现象。

        在市场条件下,农户具有极强的响应市场信号的能力,虽然种粮食作物很难致富,大宗粮食作物价格却可以保持相对稳定,风险较小,种经济作物时机掌握得好、可能赚大钱,却也很可能卖不出去亏本。农户要追求这个高价,是要冒风险的。若地方政府替农户作主,通过政府投入鼓励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去种经济作物,风险就更高。

        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尤其是有些产业通过政府推动形成区域优势,又与当地特定自然条件结合起来,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就可能成功,典型如赣南脐橙、湖北潜江小龙虾养殖。所以如果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策部门到各地参观考察,不是随机而去,而是选择考察这些成功案例,这些官员就可能受到误导,以为调整产业结构成功是大概率事件。地方政府投入资金投入行政力量来帮农民调整产业结构,只是要让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这是多么好的动机啊,不可能不成功,因此就有了运动式的政府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

        然而,我们也看到很多地方产业扶贫并没有成功。下一任地方政府往往只认为前任政府选错了项目,然后另选项目进行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也不一定明显。

        当前全国有500多个贫困县,国家扶贫攻坚战略中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于产业扶贫,这些贫困地区因此引入资本,鼓励农户流转土地加入到新产业的发展中去。尤其是在当前各地必须在2020年前完成扶贫攻坚任务的压力下,大量资源投入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上,那些现在看来仍然高价的经济作物因为突然剧增的资源输入,供给必然大量增加,市场供过于求就在不远处等着。如果将全国500多个贫困县调整产业结构的目录拿来比较,就会发现,各地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极为相似,往往是茶叶、柑橘、猕猴桃、枇杷、苹果、西瓜、桃、梨、荔枝、蔬菜、食用菌等。    在农产品包括经济作物市场需求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增加农产品的供给,不仅很难赚钱而且会增大风险。笔者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使农户致富,而且可能造成农业收入的下降。相对其他一般农业地区,贫困地区存在着自然条件较差、交通不太便利且信息不灵通的缺点,如果种植经济作物出现过剩,贫困地区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结果就是,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展产业来让农民脱贫,却可能不仅浪费了国家投入调整产业结构的资源,而且让农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地方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时还有一个想当然的想法,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建立“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资本下乡是要赚钱的,即使在少数地方资本进入农村带动了一方农村调整产业结构致富,却必然会增加市场供给,有可能造成整个市场的供过于求,资本下乡从事农业会分割农民本来不多的农业收益。

        简单地说,全国贫困地区试图借国家大量扶贫资源的投入,支持资本下乡,支持产业调整,笔者认为这必须非常谨慎,因地制宜,充分调研,充分考虑风险因素,切莫一扶了之、不顾效果。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 特色小镇是大探索

        郑新立

        过去30多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总结经验,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教训,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的道路。中国城镇化下一步重点推进的是特色小镇,将出现一系列的创新和转变。

        第一个转变:城镇化的方向要由重点发展大城市向重点发展特色小镇转变。通过发展一批特色小镇,带来的就业机会能吸引城市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在小城镇聚集,从而改变中国城市化的走向。

        第二个转变:城市功能由过去工作和居住区域相互分离转变为产城融合。过去的城市化被大家俗称为“摊大饼”,就业地和居住地是互相分离的,形成了潮汐式的人流。下一步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是产城融合的。

        第三个转变:由多业并举的综合性城市向专业化的特色产业发展。现在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往往各种产业都有,是一个综合性的城市。未来,特色小镇要高度专业化,围绕一个产品形成一个小镇。比如,浙江嵊州是全世界领带的生产中心,生产的领带占全球领带产量的80%。将来的特色小镇一定要突出它的特色,而且特色产品要在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有较高的占有率。

        第四个转变:在投资运营主体上,要由政府主导转变为企业运营。比如,河北固安县开发区委托华夏幸福基业来办,政府与企业实行PPP管理模式,一年招到了几百亿投资,而且都是高水平的企业。因此,特色小镇的运营由政府主导转变为由企业来负责,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效率。

        第五个转变:在土地的供应上,由政府征地后招拍挂向转让土地用益物权或土地入股方式转变。过去,小城镇等城市建设用地都是政府向农民低价征地,通过招拍挂让企业进驻,土地财政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2015年初,国务院批准了15个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县,现在近3年试点的经验已经总结出来了。如果这些经验能在全国推广,就能够满足特色小镇建设对土地的需要,同时还能带动周边农村的发展,这是城乡一体化重要的带动力量。

        第六个转变:在融资的方式上,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转变。前30多年的发展,我们过分地注重间接融资,以银行提供贷款为主,导致出现债务率过高的状况。因此,建设特色小镇切记不要把债务比例搞得太高,可由各企业带着生产要素投资入股,尽可能扩大股权融资,把债权融资保持在一个适当比例。

        总之,特色小镇建设正在探索,它将改变中国的城乡布局和城乡的面貌,支撑未来十几年、几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者为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本版供图 胡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