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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昌城头第一枪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

        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血腥屠杀的第一枪,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

        90年后,当我们通过当事人回忆和党史资料回望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南昌起义并非水到渠成,其中甚至包括相当的偶然因素。但如果将视角上升到历史的高度,又能看出,种种偶然当中蕴含着历史的必然。当革命走到危急存亡的关口,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绝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必然会抛却一切幻想,拿起枪杆子,走向武装革命之路。

        “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

        1927年7月12日,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停职,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

        这次会议虽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但如何组织武装、如何进行反抗等具体问题,并没有详细规划。当时,临时中央的工作重心是赶紧将中央机关经九江撤到上海。

        会议结束后,中央派李立三和邓中夏前往九江组织撤退,顺便考察一下利用张发奎“回粤运动”打回广东、再图起事的可能性。

        到了九江,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等人发现,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对共产党态度大变,指望搭他的便车撤到广东,已几乎不可能。

        退一万步讲,即便“回粤”成功,由于双方政治理念相差太远,分道扬镳也在所难免。此时,一向以刚猛著称的李立三提出,不如搞一个自己的独立军事行动,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就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提议。

        中共中央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恰逢此时,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纳兹抵达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李立三托前去开会的瞿秋白,将南昌起义的设想汇报给中央。

        中央的态度尚不明朗,李立三这边已经行动起来了。他联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召集他们7月28日之前集结到南昌,28日晚上举行起义。

        7月25日,周恩来来到九江,向大家传达精神:中央同意发动武装起义,可是地点不是南昌,而是九江附近的南浔一带。李立三不干了。他表示:九江附近军阀实力强大,而且叶挺和贺龙的军队已经向南昌集结。在南昌发动起义,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经过李立三的一再坚持,周恩来最终同意按原计划在南昌发动起义。

        7月27日,周恩来、李立三等人秘密抵达南昌,住进了朱德位于花园街2号的寓所。同一天,前敌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任书记。他把贺龙请来谈话。此时尚未入党的贺龙,当场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于是,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代总指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当时在中央常委中排第一号的张国焘,风尘仆仆地从汉口赶来。

        一见面,张国焘就亮出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

        一听这话大家都急了。李立三第一个跳起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什么我们还要重新讨论?”

        周恩来生气地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据说,那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

        众意难违。最后一刻张国焘只好少数服从多数,起义定于8月1日凌晨举行。

        叛徒出卖,起义提前

        其实,单从力量对比看,起义军在南昌还占优势。

        贺龙的部队有7500人,叶挺手下有5500人,第十师4500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五团3000人,还有朱德教导团留校学员、两个警察队、一个消防队等,共两万余人。

        国民党方面在南昌地区的驻军,总共只有一万余人。

        两万对一万,我军优势明显,南昌起义绝不是冒险之举。

        7月31日傍晚,起义军集结到位。按总指挥部署,他们颈系红领带,左臂扎白毛巾,手电、马灯以红十字做标识,口令“河山一统”。

        当晚,身为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朱德,在南昌有名的佳宾楼大摆宴席。赴宴的是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和副团长蒋学文。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再搓上几圈麻将,几个人耍得不亦乐乎。他们万万没想到,此时朱德早已让警卫员收缴了他们的枪。起义的枪声一响,几个军官束手就擒,两个团的武装轻轻松松就被起义军解除了。

        不过,起义也并非一帆风顺。31日下午6点,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向全师营以上军官宣布起义的决定后,副营长赵福生坐立不安。赵福生曾是图谋兵变、暗杀贺龙的原参谋长陈图南的追随者。兵变失败,他又被贺龙大度包容。本就与贺龙离心离德、更没有丝毫革命理想的赵福生,想到了叛变。

        距起义不到10个小时,赵福生神秘失踪,前委决定提前起事。

        8月1日凌晨2点。砰!砰!砰!三声枪响,南昌城内各处起义军应声而起。敌军在旧藩台衙门大门影壁上架起3挺机关枪,用火力封锁了起义军的来路。200米外的贺龙指挥机枪手抢占制高点,同时让另一队战士从背后翻墙而入,抄了敌人的后院。

        新营房、老营房、贡院、大校场、天主堂、匡庐中学、省银行、棕帽巷……南昌城内处处传来捷报。

        8月1日凌晨6点,南昌城内守军被起义军全部肃清,歼敌3000多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余万发。当天下午,驻扎在马回岭的聂荣臻、周士第部也起义成功,并于次日抵达南昌。

        起义军占领了南昌!

        “要革命的跟我走!”

        1944年,周恩来在反思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说:“我觉得它(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诚如此言。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仅仅3天后,起义军便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希冀于占领一个出海口,等待苏联的国际援助,组织力量,举行第二次北伐。

        然而,前路崎岖,起义军很快便陷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中。9月20日,起义军不得不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率领直奔潮汕;朱德则率领另一部分军队为他们断后。

        南下潮汕的主力部队,很快陷入了敌人的包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广东揭阳普宁流沙新河东侧的基督教堂,召开了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发着高烧,被战士用担架抬到现场。在场的郭沫若回忆,当时他的“脸色显得碧青”。周恩来刚对战败的原因做了几句总结,敌人的追兵就杀过来了。现场混乱无比,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人也乘机溜走了。周恩来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

        若不是逃亡路上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这三位中国共产党的中坚人物真是凶多吉少。他们总算找到一条小船。聂荣臻后来回忆: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在三河坝分手后,朱德的队伍很快也遭遇到敌人的阻击。激战三天三夜后,4000人的队伍只剩下2000多人。很快又传来主力被打散的消息,队伍人心惶惶。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该何去何从?

        有些军官没打招呼就脱了队,有的不但自己走,还拉着自己的部队一起走。就连林彪都带着几名黄埔同学找到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队伍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但朱德不同意。在天心圩召开的大会上,他说:“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陈毅曾回忆:“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但是,“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朱德)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之处。”

        凭着生死存亡时的力挽狂澜,朱德便是我军当之无愧的总司令。

        会议结束后,部队被改编成一个纵队,仅800人。这800人最终成为“朱毛红军”的基础,南昌起义的火种不熄。

        链 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南昌起义后一周,汉口三教街41号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正值国民党清党最炽烈时期,与会者不能集中到场,只能由专人一个一个领进来。参加会议的虽然只有21人,但进入会场就足足花了三天时间。

        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几十万共产党员倒在屠刀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被迫转入地下。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新的斗争方针和任务,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上毛泽东激动地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早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随后的“整理党务案”时,蒋介石就已经凶相毕露,但为了国共合作,共产党人一忍再忍。

        为了维护国共合作,争取蒋介石,张太雷当时还写了一篇名为《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的文章:“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然而,“介石同志”不但排斥共产党,还举起了屠刀。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8年上半年,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3.7万人,共产党员从6万人降到不到1万。

        在作于1927年春的一首《菩萨蛮·黄鹤楼》后,毛泽东写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而找到出路。”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的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

        “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党人终于抛却一切天真的想法,抓起枪杆子,开始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一席发言,也被总结成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本版文字除署名外 本报记者 黄加佳  

  • 革命道路由此转移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建军之开端。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专注于工农运动,大量精力花费在组织宣传上。至于军事工作,虽有所注意,但因国民党防范严密,又加之共产国际未全力支持,最终几无建树。干革命,不抓枪杆子,教训血腥而深刻。共产国际代表伊罗生当时就讲:中共虽然在工农运动中艰辛备尝,但最终“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中共“为开展群众宣传所付出的代价是太沉重了”。诚如伊罗生所言,国民党反戈相向,中共措手不及,革命志士抛尸街头者比比皆是。茫茫血色之中,共产党人挨过最初的慌乱,愤而反击,以刀枪对刀枪,正式开启武装斗争的道路。稍后几天,毛泽东在武汉对这条道路做出理论化表述,即“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南昌与武汉遥相呼应,实践与理论相互促进。从这个角度看,南昌起义的意义不仅是建军,同时还在实践上标志着革命道路之转移。

        第一枪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意义深远。南昌起义前,共产党人虽有反抗,但不成体系。散落在各地的革命群众,遥望中央,急需指引。南昌的炮火犹如黑夜星光,指示着方向,闪烁着希望。中央振臂一呼,人心归拢,革命暴动如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据统计,南昌打响第一枪后,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各地暴动约有94次,参加斗争的群众有34万多人。任何时代,榜样的力量都是无穷的,而在1927年的那个特殊节点上,南昌起义及其领导者们,无疑是革命潮流的引领者,为全国做出表率。

        南昌起义是孵化器,是革命的摇篮,大批共和国军事将领从这里走出。共产党早期成员以教授文人、小知识分子为主,武人不多。起初,革命从组织宣传转向武装斗争时,军事人才捉襟见肘。叶挺、贺龙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个个都受过专门军事训练,甚至不乏黄埔精英。对于年幼且无军事基础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共和国十大元帅,此支部队出其六。不可想象,如果没有朱德、陈毅、刘伯承、贺龙、聂荣臻、林彪等人,革命的历史会怎样书写。人才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而南昌部队恰恰是卧虎藏龙,风景独好,可以说撑起了共和国的半边天。(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