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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容性增长:对“人类之问”的启发性应答

        金碚

        关于中国工业化,学术界已出版了许多著作,笔者也发表过一些著述,所以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奋进与包容》一书中不再赘述中国工业及经济发展的一般历史,而希望从中国工业化的包容性角度,亦述亦议,反思中国工业化历程,讨论工业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以及中国人的思考与对策;并且将中国工业化置于世界经济大格局中,揭示其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将如何进一步融入和贡献于世界工业化和人类发展的伟大进程。

        工业化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独特阶段,让人类发展面貌彻底改观

        工业化是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阶段,尽管这一历史阶段迄今只有短短二三百年,但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却大大超过以往全部历史的总和。人类创造财富的前提当然是大自然所提供的条件,自然财富(即自然资源)是人类创造财富的物质源泉,生产过程首先就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工业化时期,人类以其迅速增长的生产能力,尤其是发掘和使用自然界所蕴藏的巨大能源的能力,将自然物质大规模地转化为(加工制造成)工业品,即可以估价的物质财富。人类发展的面貌从此彻底改观。

        人类以工业技术手段创造物质财富的动力是对物质财富及其积累的欲望,而且,工业生产使得人们有可能长期保存物质财富,人们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几乎是无限度的“囤积倾向”。从历史事实看,工业化同资本主义具有内在一致性,工业化为资本主义提供技术手段,资本主义为工业化提供动力机制。资本主义制度将工业生产纳入无限追求利润和积累财富,即马克思称为“榨取剩余价值”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于是,财富欲望成为工业化的强大动因,生产力成为财富增值的工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成为将资源配置于能够最有效创造财富过程的“机器”。经济学家们以物理学的隐喻抽象化地想象并描述了市场运行过程,刻画了工业化在其中均衡或非均衡地推进的轨迹。这样,工业化时代就成为财富的时代,工业化轨迹就是财富增长的路径,工业化的历史就成为财富堆积的悲喜剧。工业化如同一架喷吐财富的巨型机器,它的高速运转,让人类兴奋不已。

        工业化是否能使人类的大多数获益?这是一个“人类之问”

        人们欢呼工业革命和各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将工业化迅速推进的时期称为“黄金时代”。连对资本主义持最彻底批判态度的马克思都高度肯定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的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其创造财富的巨大历史贡献。但是,对于工业化的批评和诅咒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认为那不是“黄金时代”,而不过是“镀金年代”,表面亮丽辉煌,其实内藏苦难和龌龊。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在问:工业化是值得的吗?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写道:“工业革命找出新方法来进行能量转换和商品生产,于是人类对于周遭生态系统的依赖大减。结果就是人类开始砍伐森林,抽干沼泽、筑坝挡河、水漫平原,再铺上总长万公里的铁路,并兴建摩天大都会。世界越来越被塑造成智人需求的样子,但其他物种的栖息地就遭到破坏,这让它们迅速灭绝。地球曾经是一片蓝天绿地,但现在已经成了混凝土和塑料构成的商场。”那么,经历了工业化,并且将继续推进工业化,人类是否真的获益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工业化是否能使人类的大多数获益?这真是一个“人类之问”!人类发展中所完成的最伟大事业即工业革命或工业化,人类命运因此而彻底改变,而其价值究竟在哪里?

        这一问题到21世纪显得更加重要和突出,因为经济发展是否能够惠及大多数人、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地区,已经成为人类发展所面临的最重大和最尖锐问题。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上,还是各国国内抑或整个世界,都必须严肃而不可回避地做出回答。联合国在确定千年发展目标,亚洲开发银行在提出旨在解决世界人口贫困、增长持续性以及更为民众所认同的理念时,使用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这是一个启发性的应答。这与正在工业化进程中因面临艰难抉择而苦苦思索的中国不谋而合。中国高度认同和积极主张:经济发展必须确立包容性方向。因此,从2009年开始,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倡和呼吁要实现经济发展的包容性。

        将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作为更加突出的治国理政理念

        中共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的包容性被作为更加突出的治国理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尤其是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特别强调了,“十三五”规划必须是一个遵循社会规律、践行包容性发展的规划。据此,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写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原则。

        所谓包容性,实际上就是要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以公平促进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让工业化所创造的财富和福利惠及所有的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而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就是要让世界经济发展的利益惠及所有的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国内讲话和国外出访中,多次提倡和强调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国际合作设想,充分体现了建立国际利益共同体以至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包容性发展理念。

        中国工业化历经6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其成就举世公认,其业绩可谓辉煌,称为“奇迹”也不过分,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各种难以令人满意的现象和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工业化所创造的利益和财富能否惠及各方,让人民共享?工业化同生态环境如何协调?可以说,这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世纪课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其中“共享”就是工业化的价值所在。总之,中国必须继续探寻工业化的包容性道路,中国工业化的成败得失将最终取决于能否真正实现包容性,中国对人类发展的最大贡献将集中体现为: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家和参与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这五年身边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

        邵维正

        最近,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牢记嘱托 砥砺奋进》一书,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的发展轨迹,总结五年来北京砥砺奋进的实践经验。作为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一员,我觉得这五年身边的变化是真真切切的,能在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这个节点出版这么一本书,意义深远。

        ●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课题,将首都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去谋篇布局

        从书名我们不难看出,本书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对首都工作的关切和指导,紧紧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将首都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是总书记对北京发展的战略定位,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目标是总书记对北京的殷切期望。全书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五年来首都的功能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突出北京发展的主要事件,彰显了历史走向的主线、主流和主题。

        全书真实记录首都广大干部群众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通过史实的铺陈、节点的链接、画面的展现,全面记录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在北京的生动实践,字里行间充分展示北京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典型、新经验、新成就。同时,北京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大历史”进程的缩影,生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猛进的光辉历程。

        ●精选出反映首都五年发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独创性的案例近400个

        五年来,首都发展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在一部50万字的书稿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有所取舍、聚焦重点。本书的编写,既围绕全市各项工作展开,又紧紧扣住这一时期的重点谋篇布局,思路清晰,环环相扣,从京津冀协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文化中心建设、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改善和保障民生、服务保障重大活动、民主法治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等9个重点方面逐一加以阐述。在反映首都五年发展历程中,全书精选出最具代表性、独创性的案例近400个,既突出全市工作的重点,又呈现时代性和典型性。

        作为地方党史,本书特别注意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并将共性寓于个性之中,通过鲜明的地方特色凸显首都个性。北京作为首都,对外代表国家形象,对内寄托人民向往,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事件选择必须着眼首都功能,挖掘能够反映首都风采、凸显首都个性的重大事件、特有事件进行具体阐述,特别是注重挖掘北京党组织在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具有创造性、代表性的典型事例予以具体阐发,篇章结构也注意突出首都特色。尤其令人感叹的是,北京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以及群工团体等90多个职能部门、相关单位和市属各区,均热情参与编写工作,多方协作,相得益彰,不仅从不同角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料,而且增强了本书的真实性、权威性和群众性。这样广泛的大协作编书方式,在同类著述中是少见的,难能可贵、值得借鉴。本书立足首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定位,做好“四个服务”,凸显首都核心功能,尤其是在十八大以来疏解非首都功能、建设城市副中心等方面着以浓墨重彩,彰显首都工作重点和特殊地位。

        ●坚持以事实说话,以小见大、触类旁通,从而关联和折射出首都工作全局和发展风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历史学家胡绳曾经说过,历史不是有闻必录,不是流水账,要找出发展规律,找出每个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不但历史线索说不清楚,单个事件也说不清楚。本书不是简单地叙述历史,而是夹叙夹议,在叙述中既有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有中肯、恰如其分的分析评论。本书选取有典型意义的第一手史料,坚持以事实说话,以小见大、触类旁通,从而关联和折射出首都工作全局,反映首都发展风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全书设计和布局上,以章下之序概括全章,节下之序概述整节,每节由一个个短小精炼、特色鲜明的小案例组成,由点及面、面中有点、互为贯通、融为一体。案例的写作在叙述基础上议论,把史实所蕴含的道理、经验加以抽象概括,揭示事物本质,升华为规律的认识,而不是脱离叙述内容的主观臆断,总结经验准确、客观、平实,不拔高、不溢美。

        ●以图助文,有事件、有数据、有做法、有经验,既有解剖麻雀的细致,又有历史的概括

        本书既不同于一般的文字史书,也不同于图册,而是以文叙事、以图助文、相互补益。近400个案例,以370幅图片穿插其间,更加直观,从而增加了史书的视觉效果和可读性。史图把握上,坚持以史为灵魂,以图为血肉,以章节序为架构,三者有机融合,图文并茂地展现首都北京五年建设重点和发展历程,也是党史著作对当下读图时代的积极回应,以收雅俗共赏之效。

        修史如果不注意文风,往往会导致严谨有余,生动不足,文字枯燥干巴,可读性不强。因此,写党史也要善用讲故事的方法,力求生动可读。通篇看下来,本书文风朴实,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事例短小精悍,每条500字左右,有事件、有数据、有做法、有经验,既有解剖麻雀的细致,又有历史的概括,从一桩桩小事折射首都工作全局,反映首都发展风貌。

        (作者为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

  • 书林折枝

        文化巨人毛泽东

        朱向前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史合一:另解文化巨人毛泽东》,以大量文献为依据融诗入史、化史入诗、诗史合一,在展示毛泽东诗词艺术风格的同时,将其诗词创作与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相结合,探及更深层次的毛泽东的性格、智慧、魅力和作为其渊源的中华文化的奇光异彩;又以党的历史决议的精神为底线,以大量文献为依据,生动地阐释了毛泽东如何用诗写史、以史写诗,从而塑造了一位可亲可爱可敬的人文毛泽东形象。(宋磊)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系著名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的文章与访谈合集之一种。本书从哲学的高度对历史和历史学进行了探索与思考,论题涉及历史学科属性、历史研究中的假问题、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等,何先生学贯中西,以深厚的学养与广博的学识,对历史学科的诸多基本问题给出了精辟而独到的解答。合集其他四种《本土与域外》《从思辨到分析》《杂草集》《水木集》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黄文)  

        边塞内外

        王小甫著、东方出版社出版的《边塞内外:王小甫学术文存》,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三十余年公开发表而未结集的文章选集。其文章包括学术研究、回忆评论和译作三类。作者治学的基础和基本范围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隋唐史,治学重点是边疆族群史地,甚至涉及古代中外关系史,加上作者重视野外实地考察,从而使得这本文集名副其实。(岑适维)  

  • 谣谚入史:班固《汉书》的功力

        陈其泰

        把谣谚写入史书的传统是由《左传》《史记》开创的。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楚城濮之战前两军对峙,楚师凭险而军,晋侯对此心有畏惧。“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杜注:“喻晋军之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谋立新功,不足念旧惠。”)于是晋侯才下决心与楚作战,结果取得此役的重大胜利,奠定了晋国称霸中原的基础。《史记》中也有引用谣谚的著名例子。如,灌夫为颍川大豪强,家产累数千万,占有陂池田园无数,宗族宾客横行于乡里,遭到百姓愤恨。“颍川儿乃歌之曰:‘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又如,《史记·货殖列传》引用民间谣谚,总结如何经营致富、趋利避害:“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朴实的语句中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班固继承了这一传统,《汉书》中高度重视灵活而恰当地引用战国至汉代流行的谣谚,因而显著地加强了历史叙事的效果。

        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民众生活影响极大,《汉书》中引用谣谚表达民众对水利工程兴废的赞誉和谴责。《沟洫志》中引用两首民谣,一首是记载魏国河内民众对邺令史起引漳河水灌邺的由衷赞扬:“邺有良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另一首是记载关中民众对战国至西汉先后兴修郑国渠、六辅渠、白渠,灌溉关中广袤土地的褒颂:“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关中三大水利工程造福于广大民众是经济史、社会史上的大事,班固所引用的民谣对此具有画龙点睛的意义。

        汉武帝提倡儒学以后,儒家典籍成为进身之阶,《汉书》中引用有关儒学和儒士的谣谚多首,借此可以看出儒学对社会生活发生的种种影响。如,元帝时,豪爽有学问、“好倜傥大节”的朱云,经过连续几场辩论,难倒居于少府官位、傲慢地把持经学讲坛的五鹿充宗。此事令京城士人大为称快,于是有谣谚流传。《朱云传》载:“是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氏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人推荐朱云与他辩论,朱云整肃衣冠,意气昂然,“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由于《汉书》对此郑重记载,五鹿充宗称雄经学讲坛、别人莫敢与之抗衡就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典故,新中国成立之初,柳亚子写给毛泽东的诗句即有云:“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还有在邹鲁地区流传的谣谚:“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更是道出了通经能当上高官的秘诀。其原由是,鲁国人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为昭帝讲授《诗》,任光禄大夫詹事,再升任大鸿胪。宣帝立,他任长信少府,“以先帝师,甚见尊重。本始三年(公元前七十一年),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食邑七百户”。时年七十余,任丞相五年。韦玄成是韦贤少子,“少好学,修父业”,“以明经擢为谏大夫”。历任大河都尉、河南太守,迁太常。宣帝诏令韦玄成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元帝时,任御史大夫,后代于定国为丞相,“遂继父位,封侯故国,荣当世焉”(《汉书·韦贤传》)。子继父业,同以通经而先后登上丞相高位,这首流传于韦贤家乡的谣谚即道出了实质,对因儒学进身显赫官位的社会现实做了生动而恰当的概括。

        西汉后期的谣谚还具有战斗性,敢于对祸害国家的邪恶势力严厉抨击。元帝时,宦官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狼狈为奸,依附他们的邪恶小人都获得高位,于是民众有谣谚流传:“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颜师古注:‘累累,重积貌。若若,长貌。’)”揭露这班人“兼官据势”,互相勾结,把持要害部门,闹得乌烟瘴气!至成帝即位,石显陡然失势,“丞相御史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旧郡,忧满不食,道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皆废罢”。少府五鹿充宗贬为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贬为雁门都尉。石显一伙倒台,长安民众人心大快,于是有新的民谣流传:“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实无贾。”(按:贾同价。无贾,指一钱不值。)

        从历史编纂学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班固著史独具的功力和史识。谣谚形式短小活泼,语言形象隽永,往往能道出事物的实质,以谣谚入史,能增强历史叙事的吸引力,并且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在古代,信息传播的手段很受限制,而民间谣谚生动活泼且又押韵,易诵易记,因而能很快流传,以特殊方式反映民众的喜怒哀乐,表达民情民意,这本身就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