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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军早期政治思想建设的一份重要文献

        梁德武  王湘江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收录的《党员训练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之前在国内军队和地方浩瀚的档案选集中并未出现过,本次应该是首次公开发表。这篇文献是1929年7月13日以红四军三纵队政治部名义印发所属部队的党员训练教材,在过了80多年后,终于重新面世。

        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继续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抓部队建设,编写了《党员训练大纲》

        《大纲》的产生,要从红四军三打龙岩城这段时间说起。1929年5月中旬,红四军第二次转战入闽,相继克龙岩、占永定,消灭卢新铭部大部。此后,红四军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在外部威胁减弱的情况下,红四军党内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5月底,毛泽东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争论,焦点是在红四军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有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增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设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会上争论没有结果,意见也没有统一。但后来还是批准设立了刘安恭任书记的临时军委。

        二打龙岩后,毛泽东于6月8日又在白沙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虽然取消了临时军委,但争论还在继续。争论主要围绕“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分权主义与集权主义”等问题展开。红四军上上下下几乎都参加了争论,这在党内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毛泽东的建军主张受到一些人质疑,他由此萌生了离开前委的想法。红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看出了毛泽东的矛盾心理。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急信给毛泽东,要求其留下来,领导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6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林彪,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并归纳为14个问题;认为旧式军队带来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原来党组织薄弱造成的个人庞大的领导权,以及从远方来的形式主义的理论,是红四军不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小团体主义、偏于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阻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批驳。他表示:我虽然离开红四军,仍会同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一起,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斗争。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还热情鼓励支持自己建军思想的同志:红四军的党组织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但直到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与会的红四军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仍未能统一思想,致使在改选红四军前委时,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由陈毅担任前委书记。

        10月下旬,红四军进攻梅县失利,转入赣南又连遭挫折,军政各方面暴露的问题日益严重,“失败情绪”导致军心涣散,红军士兵逃跑的人数“竟达战争死亡数倍以上”,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开始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担忧,一些曾经不赞同毛泽东建军主张的同志纷纷转变看法,绝大多数党员逐渐认识到,红四军不能离开毛泽东的领导,创建赣南、闽西根据地不能没有毛泽东。

        尽管红四军七大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但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仍坚定地认为,毛泽东关于政治建军的思想是正确的,是建立一支区别于以往旧军队的唯一途径。他们所在三纵队的前身第31团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井冈山斗争时期曾在其指挥下打过不少胜仗,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毛泽东又一直随该团行动,经常和该团的党员干部在一起,对一些问题进行交谈或探讨。他的建军思想对三纵队影响很深,指战员们对毛泽东的指挥和主张非常信服。于是,伍中豪、罗荣桓、谭政等人继续按照毛泽东的主张抓部队建设,并在部队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总结。为了切实抓好各级党组织建设,保持部队的政治稳定,他们决定编写一份党员训练大纲,作为党员训练教材,下发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学习教育,把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在毛泽东建军思想上。

        《大纲》不但对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进行翔实阐述和细化,而且对后来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大纲》中关于加强党支部领导的原则及其实施方法等许多内容,都被毛泽东吸收或借鉴到了古田会议决议之中。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曾提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原则和支部工作的构想,指出:红四军中“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又指出:“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通过政治教育,使士兵具有“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这篇著作精辟地阐述了“党指挥枪”的重要建军原则。但具体如何实施并达成这一目标,当时并未见诸文字。

        《大纲》则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大纲》全文1万多字,以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为主旨,分20个专题,对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原则和意义、工作内容和方法等,进行全面阐释和规范。以“支部建在连上”重要建军思想为依据,进一步阐述了党支部实施领导的具体原则,指出:“支部为党的基本组织,布尔什维克党的基础是建筑在支部上,一切策略和工作要经过支部才能执行出来的”。每个党员必须接受党组织的指导与监督。同时又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它既强调民主,即以群众为基础,使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策略,尽可能地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尽可能地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又强调集中,即一切问题一经党支部决定,任何同志都要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抗命不从的同志,要加以纪律制裁。

        针对红军基层连队党员文化素质偏低、组织观念淡薄的状况,《大纲》在指出基层党支部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基层党支部和每个党员的义务与权利,以及党支部的工作内容及流程,包括支委会、支部书记、党小组长及其成员的责任和作用,怎样召开支委会和在支委会上作报告,怎样开展党内批评,怎样发展党员,怎样进行宣传教育等,文字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对于如何实施基层党支部的领导,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大纲》针对前一段时间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思想路线的争论,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影响党对军队领导的错误思想倾向,特别指出了11种错误观念及纠正这些观念的必要性,其中有些源自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以下简称“复信”),如《大纲》所批判的否认党的领导和指导关系的“取消主义”,源自“复信”中“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部分,实际上是提出了关于应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问题;《大纲》中的“小团体观念”“偏于军事观点”等,也都是“复信”中提到的党内争论的焦点问题。还有一些则是《大纲》编写者在部队政治工作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这些此前从未见诸毛泽东的著作及文字材料,如:离开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机会主义”;放弃党内斗争的“和平观念”;忽视对工农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注重领导机关成分比例的“形式主义”;由农民意识均产主义发展而来的“平均主义”;对同志不敢批评,怕得罪人,只扫自家门前雪的错误“道德观念”;反映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主张的“盲动主义”;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个人的命令的“命令主义”等。《大纲》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红军党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其中不少内容和批判分析为五个月后毛泽东撰写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重要参考。

        《大纲》既有力地宣传了毛泽东建军思想,又结合部队实际对红军中党的建设进行了深入探索、总结和规范。其中一些内容不但被毛泽东吸收进古田会议决议,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红四军九大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它在客观上无疑起到了进一步丰富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毛泽东建军思想的确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经过80多年岁月的洗礼,这篇重见天日的历史文献愈显珍贵。

        (作者分别为总政办公厅编研局原局长、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 我国古代富民思想的源头

        卢周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优秀传统经济思想是其有机组成部分,而“富民”思想又一直占据传统经济思想中心位置,因为它关乎经济发展目的,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系统梳理此思想,对于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有意义,亦有益于从中汲取营养,更好服务于当下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

        “富民”思想源头是朴素的民本思想

        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套用任公之言,我们可以说,“民富思想为吾国经济哲学之一大特色”。而且,中国传统思想之所以重视“富民”,恰又是由朴素的民本思想衍生。

        “中国的民本思想,胎息于《尚书》”。《尚书》率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政治观,同时生发出“裕民”、“惠民”、“政在养民”的富民主张。西周初期,在汲取夏桀、殷纣亡国教训时,统治者意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点,也因此提出了“损上益下,民说无疆”的富民观。

        先秦诸子中,几乎凡持“富民”观点的思想家,也都同时持有朴素而深厚的民本主张。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又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西汉初年,贾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的概念。他提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他还警告统治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所以,君主要富民、养民,而后教民;官员替君主做事,必须“富乐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故臣忠则君明,此之谓圣王。”

        明清之季,民本与“富民”思想受到进一步压制,但仍有诸多优秀思想家护其余脉,丘浚、黄宗羲、唐甄等为杰出者。

        明代中期的丘浚在其编写的《大学衍义补》中指出,“盖君之所以为君,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国之所以为国者,民而已,无民则无以国矣。”在他看来,民是君立、国存的基础,“天生民而立君以牧之,是君为民而立也。”丘浚的经济思想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在很多方面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其核心观点就是“君富必民富”。黄宗羲、唐甄与王夫之、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在江山易色、风雨如晦之际,黄宗羲反驳“君主民客”之谬说,而唱“民主君客”之宏论,并倡“藏富于民”之主张。唐甄以“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之论据,痛斥统治者“见政不见民”,并提出了“富在编户,不在府库”的“立国之道”。

        “富民”的目的是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

        历览先贤大哲关于“富民”的主张,一方面与朴素的民本思想相联系,另一方面则更多地把“富民”定位于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工具。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较早提出“富民”为“治国之道”的思想家。“凡治国之道,必然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治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民富裕的国家容易治理,如果百姓贫困就会“危乡轻家”,以致“陵上犯禁”。所以,善于治国的统治者,都知道先使人民富裕起来。

        孔子回答学生端木赐如何治国时,提出“足食”的富民观。“足食,足兵,民信之。”其中,“足食”被置于为政治国之首。孔子一生从教,他也主张“先富而后教”。在他看来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治国的头等大事。

        孟子“制民恒产”的富民观是建立在其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他认为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没有财产则行为将“放辟邪侈”,导致社会失序,难以治理。与孟子持相同看法的荀子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

        西汉众多思想家总结秦亡的教训,亦多从国家治理的视角提出富民的重要性,贾谊是其中佼佼者。贾谊指出,“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与孔子思想不同的是,贾谊把“教民”放在更为重要位置。“教民”的目的就是使国富民丰,“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东汉淮南王刘安也提出“安民足用”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

        魏晋时期思想家傅玄在其所著《傅子》中提出,统治者欲安民,必须富民。“民富则安,贫则危。”原因是,“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他告诫道,如果老百姓贫困,为求温饱,可能铤而走险,直至离家出走成为流民,流民啸集则容易生乱。此论反复被中国历史所证实。

        明清之季,丘浚与唐甄的富民说,既是“民本”思想的延伸,也同样有劝诫统治者实行善政的成分。丘浚指出:“古之明主,所以孜孜焉民子农桑,薄税敛,广储蓄,以实仓廪,备水旱。使天下之民无问丰凶,皆得饱食暖衣,仰事俯育,则常有其民,而君位安,国祚长矣。”意思是说,古代的明君,孜孜以求百姓富裕,最终是为了实现“君位安”,国运长久。唐甄则写道:“为治者不以富民为政,而欲幸致太平,是适(去)燕而马首南指者也”。统治者如果不把富民放在国家治理的首位,犹如南辕北辙,舍本求末,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 “去留肝胆两昆仑”

        王开林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是谭嗣同的绝命诗。

        谭嗣同果真“死得其所”吗?宏愿落空,雄才未展,他应该死有余恨才对。三十岁出头,事业大有起色,难道他甘心在“维新”的标识牌下戛然而止?谭嗣同主张革命,却死于改良,目光如炬的历史学家钱穆不免怀疑他知行不一:复生果以旬日知遇,遽忘其二千载君主之惨毒,三百年满廷之酷烈,竟自没齿效忠,称“圣天子”如常俗矣。然则复生之死,以《仁学》所谓冲决网罗,毁灭君臣父子之伦常言之,不将为无意义之徒死乎?

        “徒死”即白白送死。钱穆认定谭嗣同(字复生)为忠于清朝君主而死,有悖于他坚持的革命主张。在《仁学》中,谭嗣同有一个毫不含糊的观点: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然则古之死节者,乃皆不然乎?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

        到头来,谭嗣同既为维新事业而献身(死事),又因忠于君主而殒命(死君),岂非自相矛盾?《翁同龢日记》中有一语描绘谭嗣同的神态:“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骜者也。”在皇帝的师傅和当朝一品大臣面前,谭嗣同尚且不肯稍稍卑屈,如此傲岸不羁的人,又怎会自降身价,与宦官宫妾、匹夫匹妇同列?

        谭嗣同很清楚,光绪皇帝徒有君主之名,全无君主之实,他也是纲常名教的直接受害者和牺牲品。试想,这位儿皇帝明知自己的命运被牢牢地攥在慈禧太后的虎爪之中,本可苟且偷生,隐忍度日,与其暗中较量谁的寿命更长,但他无意韬光养晦,而是冒险犯难,变法维新,毅然追寻强国之梦。同处一条战壕,联手对付劲敌,谭嗣同将光绪皇帝视为战友而非君主,出于袍泽之谊,两肋插刀,侠义为怀,并不为错。

        梁启勋的回忆文章《梁启超逃亡日本的经过》揭示了谭嗣同在戊戌年间不逃生、不避死的三个原因:其一,谭嗣同认为,大概往后十年八年,国内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流亡国外的话,他既不会讲英语、日语,又不会讲福建话、广东话,而华侨多是闽人和粤人,他的活动能力均会消失,变成废料;其二,他自知身患不治之症(肺结核),将不久于人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乃是大丈夫的本分,又岂能在病榻上苟延残喘?其三,他担心自己脱身而远飏,会连累古稀之龄的父亲。考虑到谭嗣同刚猛豪放而不失细致温润的性格,这三点都能站得住脚。

        戊戌年间,倘若谭嗣同南逃或东渡,不曾喋血于菜市口,又会如何?东渡的话,他有完备而激进的革命思想,不难成为黄兴、蔡锷和宋教仁这些湖湘英杰的老大哥,或许能更早地掀起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高潮;南逃的话,他有哥老会的掩护和唐才常等至交好友的追随,或许能集结南方的武装力量,将清王朝衰弱的命脉震成重伤。此外,谭嗣同还有一步妙棋可走,据梁启超回忆,大刀王五曾劝导谭嗣同:“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召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去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龙兴之地发展革命事业,大刀王五的想象力和行动力非同凡响。如果谭嗣同与大刀王五通力合作,肯定能够超过日后东北王张作霖的成就。可惜这个优选方案只是停留在口头。

        谭嗣同太高估“放血疗法”的作用了,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书信中,他大谈特谈流血的必要性:“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而鲁迅一贯主张韧性的战斗,明确反对志士无谓的流血,他在《空谈》一文中写道:“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地失算。……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这段话是颇为雄辩的,很具有说服力。

        (作者为湖南省作家)  

  • 情愿任副职的徐海东

        1931年3月,徐海东被调到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当团长。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负伤,被送进红军医院。手术后一个月,他便拄着棍子回到了部队。当时三十八团天天打仗,不能没有指挥作战的团长,组织上又不知徐海东何时出院,于是就任命了一位新团长。徐海东回来后,一时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要他留在师部等待分配,徐海东却向师政委提出:“我当副团长去!”

        徐海东主动请求降职不止一次。1934年11月,早已是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又主动要求当副军长,把军长位置让给从中央来的程子华。徐海东高风亮节,充分显示出一个无产阶级军事家不为名不图利,一心为革命的宽广胸怀。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王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