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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协民主监督:观于明镜,听于直言

        徐永利

        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把人民政协依章程开展民主监督写入党内法规,这表明党中央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高度肯定和重视,更彰显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使命光荣,也表明从严治党仍需要主动开展党外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任务艰巨,在加大惩前毖后的同时,还需要主动开展对作风建设、选人用人、权力运行等方面的全面监督,坚持用权追责制度,坚决维护党外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和根本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党员需要在党内严格纪律严肃政治生活,党不仅有力量,还会带动社会向勤奋、廉洁、有序的风尚发展。党员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如果没有监督,也会发生腐败和权力滥用。因此,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和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党外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的力度,这样才能正社会风气,才能督促党员遵纪勤政廉政。主动开展政协民主监督,是要保证各民主党派和政协委员通过会议、视察、提案、专项监督等形式实施监督,保障健全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机制,让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委员严格监督党和政府的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重要约束性指标贯彻执行情况。

        在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同时,要主动开展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第一,要加强和改进政协民主监督的制度和机制,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党中央专门就加强政协民主监督印发文件,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级党组织要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和广大委员要认真对待。要加强党对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领导,落实人民政协知情明政、统筹协调、办理反馈机制。保障各界委员的权益,维护各界委员的建议和批评权。第二,要拓宽人民政协的畅通建言献策渠道,使之适应新形势,适应互联网和信息化的发展。多倾听政协委员社情民意信息、委员来信来访、委员举报、民主评议的意见,多倾听对主要干部的批评意见,多走下去倾听意见是加强民主监督的具体措施。第三,要提高政协民主监督的质量,力争做到被批评监督者听了之后要红脸出汗,被扯袖子的人要警觉,要坚持监督办理和监督反馈制度。主动开展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是落实从严治党从严管党的实际行动,是自我教育的具体措施。没有行动就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就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就不能得到民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执政党的一举一动,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是密切关注的,我们主动开展全面监督就是让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让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批评严一点、让社会上群众监督多一点、批评诤言直接一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群众看得最清楚、最有发言权。

        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微循环系统和末梢神经就是党外监督和民主监督,如果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得不到人民群众的青睐,就有可能影响民主政治改革的效果。人民政协民主监督要以事实为依据,就需要调研;要以法纪为指南,就要衡量研判,还要有队伍、经费的支持。它是根植于民主政治的沃土之中的,要通过净化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民主监督。要通过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加强各党派、各界别之间的民主监督,加强决策前和决策后的评审评估。要通过行政、司法、审计、舆论监督,强化监督的刚性原则,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意识,提高民主监督的预警和警示效果。

        全面监督作为一个完整的监督系统,在国家政治文明建设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作为社会监督体系中的重要方面,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基础性和接地气的监督特色,也有碎片化、局部随机的特点。在法治社会的建设中,执政党和党员要重视民主党派与各界人士的批评建议,要有法律、政策支持和保障民主监督。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在社会治理体系中能起到“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的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党内监督扛起反腐倡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旗,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和其它形式的监督在围绕着我们党的伟大目标开展时,一定能步步跟进、长久持续。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

  • “损有余而奉天下”更稳健

        潘维

        在中国,一方面我们看到政府的政策非常亲商。市场起“基础作用”还不够,要起“决定性作用”,还要再加上“法治”为市场秩序保驾护航。看上去非常精英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非常平民主义。尽管平民导向的政策并不高调,知名度不高,其实力度非常大。

        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里,城乡差距很大。但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推行了医疗保障全覆盖,占我国半数人口的农村人也被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将近十四亿人口纳入国家医保体系是非常难的事,尽管我国的农村医保水平还很低。虽然看病自付的绝对额还在提升,但那是因为控制看病成本的手段还很落后。在最近的十年里,我国还实施了牧民定居工程、贫困地区移民工程、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仅这三项就建造了五千万套以上的住房,至少一亿五千万穷人住上了新房。这是半个美国人口的规模。我国已经修建了通往几乎所有村庄的道路,而且还正在执行耗资巨大的、在乡村消除绝对贫困的五年规划。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城乡差距在迅速缩小。

        然而,我国的收入差距尚未缩小。有大比例的缺乏消费能力的人口就没法靠消费拉动经济,抑制了我国本应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潜力。

        我们主要靠市场机制解决了“寡”的问题,解决了衣食不足问题。但“不均”问题就不能仅靠市场机制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已经是我国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其关键是收入的不平等在扩大。“损有余而奉天下”的小康社会是一种收入比较平均的社会,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还是穷国,八千美元的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五万美元的人均收入差距还很大。我们只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依靠开放和市场机制来积聚财富。市场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工具,却不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下的市场经济平衡了精英与平民的需求,所以我国的路走得比其他大国稳健。

        中国共产党在三个三十年之后,或者说三个不同时期后,正步入一个新时期,即第四个三十年。新时期有三大新任务:第一个是从严治党;第二个是建设“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和谐小康社会;第三个是恢复制造业大发展时破坏了的自然环境。如果在未来三十来年里能完成这三大任务,中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富裕、平等、与自然和谐相处,让世人羡慕的先进国家。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 别让青年人把传统文化“看扁了”

        顾骏

        青年代表着未来,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首先要从青年做起。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产品蜂拥而入,有些时候,外来文化势头甚至盖过本土文化。在此情况下,坚持中国文化传统,提高民族身份意识,应成为青年工作的重大主题。

        活着的历史是文化,死去的文化是历史。“三国”是一段历史,作为文字记载,《三国志》肯定更接近史实,但《三国演义》才是跨越时代、影响无数人的文化。传统文化教育要从仍然活在青年人身边的事项入手,来增加传统文化的亲和力。

        在人类历史上,像中华民族这样,为了跟上时代,在极短时间内,自觉跳出因袭的传统,虚心学习外来文化,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民族几乎绝无仅有。传统文化式微是中国现代化的成本,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从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这种“割断尾巴往前赶”的策略,影响所及,主要是中华民族的显性文化,也就是能在民族成员意识层面显现的文化。但许多隐性文化,比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或行为方式,仍然活跃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华民族成员在世界各地仍然保留着鲜明的文化特性。

        文化自信以文化自觉为基础。要在青年人中培育文化自信,首先要让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切身体验传统文化并没有死去,同自己的生活并不遥远,由此对传统文化产生崇敬感和亲近感,这应该成为传统文化教育的首要切入点。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传统文化是好的”,不顾某些显性文化因为搁置长久,在今天生活中已经完全没有影响,而硬性推广之,结果不但难以让青年人接受,还可能引发负面情绪,让青年人把传统文化“看扁了”。

        培育文化自信最好的方式是让青年人知道,传统文化仍然好好地活着,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一旦他们意识到了,自会肃然起敬,如此积极心态比局部认知,对于传统文化教育来说,更具有根本性意义。

        文化能活着,是因为文化本来就是人类最有效的工具,无论作为价值引导还是目的实现。“文化有用”的说法虽然容易被人认作“工具主义”观点,但“割断尾巴往前赶”的文化策略本来就出自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所以突出传统文化的有用性,未必显得境界不高,反而容易同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教训,“落后就要挨打”,更加贴近,也更有说服力。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学习了西方的理论和经验,这是事实,无此,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发展。但中国的进步绝非单纯学习西方那么简单,中国一路走来,不但有着自己的探索,更受传统文化所赐,只是因为起作用的更多的是“隐性文化”,而不是“显性文化”的缘故。所以,一时间还没有得到合理归因而已。

        从这个角度,如果我们认真总结中国的成功经验,找到其中文化因子及其发挥作用的机理,不但可以进一步认清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可能采取的路径,还可以让青年人在见证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境中,体验传统文化,认知传统文化,认同传统文化。

        这么多年来,对中国当代为什么成功不是没有解读,但往往立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多,而着眼文化的少。现在需要及时补上这一课,它将对青年人树立文化自信,起到意想不到的积极效果。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 社会人假设已取代经济人假设

        厉以宁

        最近中央文件中多次提到企业家精神,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国企需要企业家精神,民营资本同样需要。

        怎么培育企业家精神呢?第一条就是保护产权。不保护产权就无法更好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所以中央文件里面讲,不仅是物权,而且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资产都应该受到保护,这样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很多人怕的是什么呢?“我一发明出来,你就盗用了”,这是知识产权的问题,需要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各种产权一律保护。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私有、非公有的产权同样需要保护。这一点很重要。

        谈到保护产权,历史问题怎么办?中央文件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但还要进一步深挖。处理历史问题得有历史的眼光。

        再看今天的银行,信贷上也有问题。银行有两大歧视,一个是规模歧视,一个是所有制歧视,你是国有的就优先给你,民营的就往后排。这两个歧视都不合市场原则。不应该有规模歧视。如果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的话,那就应该凭效益、凭信用。信贷这个“信”是最重要的。

        在这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事。有一些地方已经发了土地证和住房证,土地证和住房证到手后,一些农民就去办抵押贷款。有人反对,说万一他不还钱怎么办?如果把房子没收了,农民没房子住就会出问题。但后来调查发现,结果和预料是相反的。

        农民用房子、土地来抵押进行小额贷款,那是整个家族的财产。如果因为欠收或者客观原因还不了,全家族的人都会来保障你。为什么?因为土地好不容易确权了,绝不会轻易丢掉,你没有钱全家族帮你啊。所以农民贷款的坏账率是很低的,而且最后全家族担保把钱还了。我们再追问,为什么愿意帮着还钱,他们说,实际上是等着将来土地升值。

        我国家族企业有一个毛病(这是我们在南方企业调查的结果),家族企业有两本账,一本账是经济账,一本账是社会账。经济账就是一定要把这企业搞好,让全家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利益。至于社会账,是得救济家族的人,尽帮助家族的人的责任,不然这一些人怎么办。

        但是两本账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在农村调查时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有人说不合理,如果是孤儿寡母,丧失劳动力,帮助他们没问题,但如果是吃喝嫖赌变穷的,这样的人我帮助他干什么?所以,家族不断分解、不断析产。

        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懂得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家都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来创造,总要有同伴,总要有家族、亲人。第二个道理,企业家一定要懂得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提出过一个叫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们都是以最大的利润、最小的成本来进行判断的,但实际上古典派流行的时期是工业化的初期,现在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变了,现在流行社会人假设,意思是说,人不一定全按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方式来做。比如说,企业之间不是有矛盾吗?企业之间不是有互相竞争吗?经济人假设是说:如果最后双方一定要拼搏到底,只能两败俱伤。社会人假设就不一样了。人是社会人,人是现实的人,人应该考虑到“协商、和解、双赢”。这六个字表明,社会人假设不是最优选择,而是应当各自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和解就可以合作了,最后的结果是双赢。企业家也应该是社会人,懂得协商、懂得和解、懂得双赢。中国培养了大批企业家,企业家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还是一种精神。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 打赏与小费:中西消费文化异同

        范宝舟

        自愿打赏,正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餐厅里悄然兴起。不仅如此,它还在向直播、导游等服务行业延伸。消费者只要觉得获得了满意服务,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对为其提供了优质服务的服务人员进行打赏。“赏金”则直接进入服务人员的个人账户。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流行的小费在我国一波三折的遭遇,使得它为国人所熟悉。即便如此,我国服务业推出的似乎与小费类似的自愿打赏,依然给顾客带来时尚、新奇和刺激也是不争的事实。

        小费有其生成的西方社会土壤。同样,打赏也不能全部归结为与国际接轨的产物,它的出现不仅有中国现实的社会基础,它的“肌体”里还深嵌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基因。所以,自愿打赏与小费之间的差异性,实质上折射出中西方在消费习惯、消费观念、消费文化上的差异性。

        从消费习惯来看,中国人的传统消费偏好更多注重有形的物质消费,而忽视无形的服务消费;更多追求实用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忽略审美价值和符号价值;更多强调自然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忽略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更多选择物美价廉、经久耐用的消费品,而忽视个性时尚的消费品。在消费实践中,中国人更多注重的是服务的硬件品质。比如,用餐首先注重的是菜品的量与质的性状,而对服务人员的服务行为并没有特别的超出服务规范方面的要求,如微笑、温暖的话语、热情的介绍等,并不是消费中的必需品。所以,自愿打赏中的附加性特点、随缘性特点与这种消费习惯相关联。只愿意为有形的菜品支付费用,而对具有附加值的无形服务的费用支付则表现出主观随意性。

        西方人的消费偏好,更注重无形服务,注重休闲,注重形式的美,追求精神和心理上的满足,甚至认为没有好的形式就不可能有好的内容。比如,西方人在饮食、服饰等方面,在实用价值上则表现出随意性,更多追求舒适度和优质的服务环境。

        从消费观念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消费至上是西方人思想意识里的主导性消费观念。消费升级成为西方人追求的主题,甚至今天的媒体更是使尽各种解数,不断地去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所以,小费最早出现于16世纪的英国,既同英国最早开始工业革命有关,也同当时人们消费观念的深刻变革有关。

        从消费文化来看,中国人传统消费行为建立在身份等级和集体主义的文化基础上。儒家文化所尊崇的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等级观念,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这种等级制的文化中,服务业由于其服侍人的性质而被很多人看不起,服务人员的自卑心理和顾客的自大心理成为服务业领域中的常态。在中国传统的打赏行为中,赏赐对象主要是臣子、店小二、奴仆、书童、小厮、跟脚等,体现的是他们之间的“恩赐”与“被恩赐”、“施舍”与“被施舍”的不平等关系,而不是体现他们在人格尊严、劳动服务等方面的平等关系。当前流行的打赏的自主性特征里,也不乏显现有这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不平等关系的痕迹。

        而西方人的消费行为则建立在等价交换和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上。在西方人看来,等价交换是一切行为的准则。情感、权益的呈现只有兑换成交换价值,才能算是真实的表达。所以,西方人的小费不只是表达感谢之情和对服务价值的肯定和尊重,而是通过等价交换实现西方人的人人平等的理念。顾客拒付小费,则会引起服务人员的强烈不满,并受到社会谴责直至曝光于媒体。这种文化基因使得小费作为顾客和服务人员之间相互权利的尊重的表达具有一定强制性。

        在中国推进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的大背景下,如何让服务行业更好地适应中国这一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形势,自愿打赏虽然不是唯一选项,但至少是值得我们去努力尝试的一个选项。目前,自愿打赏肯定有诸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如果能得到合理宣传,将会推动我国服务业走得更好更远。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