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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最近,《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会议围绕《资本论》的方法论和基本理论、《资本论》的当代价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重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研讨。

        要借鉴《资本论》对当时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怎样发展生产力的论述,立足我国经济现实,落实新的发展理念

        卫兴华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怎样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从社会层面研究生产力,特别要学好用好《资本论》中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在《资本论》中是作为含义一致的概念交互使用的。他提出并论证了生产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其中包括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自然力、分工协作、组织管理以及科学技术等。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渗透到生产力三要素中,革新原有的生产要素,还可以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重大作用。在生产力要素问题上曾引起两次风波,我们要吸取教训,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本意,在基本理论与概念上形成共识,以更好地指导经济社会实践。此外,要借鉴《资本论》对当时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怎样发展生产力的论述,立足我国经济现实,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落实新的发展理念。

        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部四个规律并存,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生产价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并且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因素与结构性因素并存。《资本论》的经济危机理论不仅对工业资本主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学者联系当前实际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提出来的,其本质在于构建充满活力的再生产体系。马克思关于再生产的理论,如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中储备形式和性质理论、必要生活资料与奢侈品的比例理论等,可以具体指导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去库存”、“去产能”。

        《资本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学习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

        逄锦聚教授围绕《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结构的关系,主要提出三个观点。第一,马克思构建《资本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指导;第二,《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借鉴;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

        顾海良教授回顾了《资本论》第一卷前四版结构与内容变化的历史,指出,《资本论》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要学习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不能直接从《资本论》的结构和现有范畴中演绎出来,而要以《资本论》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同时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造新范畴、新方法。其次,在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方法具有决定意义。这可以从马克思由劳动价值论的质疑者转变为赞成者,再到科学革命者的过程中,以及通过马克思对普鲁东构成价值论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唯物史观、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既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又提供基本的经济理论

        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应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应当是别的。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种生产方式,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生、生存、发展,和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升级,以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律。

        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学者从学科定位、性质、主要来源等方面,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其既提供一种意识形态,又提供基本的经济理论。第二,学科性质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其目标和主线是发展生产力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并向西方经济学开放,以创新的话语说明中国的实践。其中,《资本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的话语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系统的经济学范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和规定。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合理吸收中外共产党领袖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和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论创新成果,注重政界学界两个主线的互动。有学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受西方经济学错误思想的干扰,勇于实践,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还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贯彻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遵循这一思想,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可以使剩余劳动最大限度转化为必要劳动。

        此外,有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要适应时代主题背景的变化,突破革命时期单一矛盾论叙事,加强总体论叙述。同时,基于社会有机体进行范式重构,广泛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理论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 这将是对人类的重大文化贡献

        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习惯性思维,比如,一谈到礼教,首先冒出来的想法是什么呢?礼教吃人。近代以来,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太深入人心了。对于礼教,说它吃人之外,还给它扣上一顶封建的帽子,礼教被习惯性地表述为封建的、吃人的。实际上,礼教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什么身份的人,这样身份的人言行举止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矩。另外,人们还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即讲到什么事情时一定会问这个想法有科学依据吗?这样问没有错,但是如果有些事物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就一棍子打死,这样就有一些问题了。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文化样式是一种分科的学问。什么叫科学?大体来讲,就是一种分科的学问,如宗教、文学、哲学、艺术、物理、化学等。分科之学起源于近代西方,古代的传统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综合性的学问,因其具有一体性,也都不是分科来讲的。现在大家惯用的、狭义的科学,就是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学科,我们有时也称其为自然科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一场思想论战,现在常称其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批学者认为,科学能解决物质世界的一切问题。另一批学者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类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玄学不能被忽略。直到现在,争论依然存在。

        在科学与人文中,人文精神应该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可以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以人文为特征的传统文化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常问的是:“这个有科学依据吗”?可是很少会有人问:“有人文依据吗”?所谓人文依据,即不仅把人看作一个物质生命体,而且必须要看到,人是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高级生命体。我们不能离开人的精神生命来谈物质生命,否则,不就跟禽兽一样了吗?如果不能用精神生命来管理物质生命的话,人类很可能会做出连禽兽都不如的事情,这就牵涉到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关系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两个不平衡。

        第一个不平衡是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比例的失衡,西方文化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传统文化,这体现在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人们可能知道莎士比亚,但很有可能不知道汤显祖,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很多人可能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连汤显祖最著名的戏曲作品《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这是不平衡的具体实例。

        第二个不平衡是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不平衡,我们注重的是科技文化,觉得科技文化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人文文化是可有可无的。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讲文化是软实力。有人就对软实力这个提法很不满意,说文化才是硬实力。我认为,也不用计较提法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世界上的竞争从根本上讲都是文化上的竞争,最后主要看一方的文化能不能超过另一方的文化。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文文化是起引领作用的,它指明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一样,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从某一个角度来讲,科技文化确实可以改善物质生活,但它不能来解决精神层面的生活需求。

        由于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会把科技文化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我们不要以为科技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中国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不足、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我们不能放弃中国文化中人文文化这一根本特征。“人文”一词出自《周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在这里,人文和天文是相对的。通过观察天文,可以搞清楚四时的变化;通过人文的文化,来化成这个社会的风气。因此,人文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 家训是社区文化建设的切入点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家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栖息地。2015年2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现阶段,有效地开展家教、家风建设,迫切需要对传统的资源进行清理,对先行者的经验进行总结,从而提炼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和具有推广价值、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

        家训是父祖长辈对后代子孙的教训,是先人为后辈所制定的立身处世、居家治身的原则和教条,它是借助尊长的权威,加之于子孙的又一重道德约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具有法律的效力。名称上,家训有家教、家诫、家规、家仪、家法、家约、家矩、家则等异名。形式上,家训可以分为训诫活动的家训和文献形式的家训。所谓训诫活动的家训就是停留在口头,没有落实在文字上;所谓文献形式的家训则是以书信、规条等形式呈现的文本。性质上,家训可以分为非规范性和规范性两种。所谓非规范性家训,是针对一人一事的训教,有针对性强、目标明确的特征;规范性家训则不再是针对一人一事的教诫,而是着眼于一个人的一生,为了一个家族的世世代代。

        从唐宋时期开始,有影响的家训之作,往往不再仅仅属于一家一姓,而属于全社会所共有,这种情形可以称之为家训的社会化。这既表现为像《太公家教》《朱子治家格言》等,成为广泛使用的启蒙教材,诸如《袁氏世范》《了凡四训》等,成为流传很广的劝善读本,也表现为像司马光的《家范》、刘清之的《戒子通录》、孙景修的《古今家诫》、石成金的《传家宝》等家训的集结,还表现为不同家训之间内容的相互借鉴。很多特定家训中的劝诫条目和禁戒事项,成了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在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选择以家训、家风建设为切入点,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具体包括:面向全体街道居民征集各自的家训;在每年的清明节,开展以“忆家训、谈家风、促和谐”为主题的教育活动;选择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家庭,讲说家风故事。这样的做法,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各个家庭,自觉省思、培植和提炼各自的家训和家风,形成各具特色、又指向一致的家训和家风,以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筑实家庭这一社会的堡垒,从而培养全社会的良风美俗,一定程度地疗治当今社会的种种乱象。另一方面,它承续了唐宋以来家训社会化的传统,使原本一个家庭的家训和家风,通过这样的活动平台,走出自己一家一户的范围,能为整个街道居民共享,能为其他的家庭借鉴。可见,以城市社区为单位开展家训和家风建设,是家训社会化传统的延续,具有合理性。

        《家训》分为修身、齐家两大板块,其中修身分为崇德、立志、勉学、诚实、律己、宽容、守信、知足八个主题,齐家则分为持家、家和、崇礼、睦邻、勤劳、节俭、敬业、慎交、助人、教子十个主题。在每个主题下,均设置四个模块。一是家训格言:围绕主题,选择历史上流传广、影响大的有关家训的格言警句,兼收东四街道居民的家训。二是家风故事:一般会收录一个古代、一个当代东四居民的家风故事,通过形象、生动、切近的故事,引发读者的阅读兴味,并体现古今家训的相通之处,反映它们传承和发展的关系。三是拓展阅读:或者是一首诗歌,或者是一些格言警句,进一步烘托主题,提供更多样化和更加丰富的阅读内容。四是专家点评:通过点评,说明传统家训资源在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后的价值,探索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继承和发展的途径。

        《家训》一书,结合实践挖掘传统家训和家风资源,对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学术价值,对在现代城市社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 书林折枝

        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全面反思

        《超越民主》,孙津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性反思。在作者看来,西方民主制度只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最本质的层面上讲,它只是对私有制的保护,而非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权。西方民主制与道德善意义上的普世价值毫不相干,反而是当今世界诸多乱象之根。如果我们无法看清并超越西方民主,就无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法构建属于中国的政治话语,无法实现人的真正价值。(左明仁)  

        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新探

        《当代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反思与探索》,项国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回应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分析了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再生,并预言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虽称不上主流意识形态,但是没有完全失却作为一种引导社会的方向性思想,21世纪的俄罗斯即便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完全复兴,也不会同马克思主义分开。(贾哲文)  

        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中共党史的一大特点是理想原则与社会现实的互动,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共党史研究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质。杨凤城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6年第2辑)分专题研究、中国当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等几个子栏目刊载了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领域的原创性学术成果,既从方法论角度探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路径,又收集了中共观念史、思想史、口述史研究的新进展,观点独到,史料丰富,论证充分,站在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前沿。(崔学芳)

        哲学人生问答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客居忆往》,是洪汉鼎先生以答学生问的形式而形成的口述历史作品。内容分为“苦难与奋斗”“哲坛与问学”“附录”三个部分,涉及作者的人生经历、1990年代之前中国哲学界情况、自己的哲学观点等。从作者与青年学生的坦诚交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密切联系。(王宁)  

        火枪与账簿

        李伯重著、三联书店出版的《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涉及的时空范围是15世纪至17世纪中期的东亚世界,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存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王鹏)  

        重新认识和思考晚清历史

        马勇著、新星出版社出版的《马勇讲史:晚清四书》包含《觉醒》、《维新》、《国变》、《革命》四部分,叙述了包括甲午中日战争、马关条约、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以及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不但记录了1894年至1911年间清王朝初步觉醒、维新自救和在革命中颠覆灭亡的全过程,还对中间涉及的慈禧、李鸿章、康有为、载沣、袁世凯和孙中山等历史人物进行了新的解读,为我们重新认识和思考晚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提供了新的思路。(宋磊)  

        过去的那些教授

        鲁建文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过去的那些教授》一书,以普通人的视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傅斯年、张爱玲等民国文人鲜为人知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了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思想,揭秘了文化名人之间“爱恨情仇”的另一面,如《郁达夫办酒厂》《林语堂亦曾“打狗”》《辜鸿铭为何好骂袁世凯》《周建人谏节制生育》《司徒雷登曾为冰心主婚》等,读来有趣有味。(张静)   

        本版供图:古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