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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指挥的历史性抉择

        北伐战争后期,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中国革命陷入低潮。在这种情况下,工农群众被大肆屠杀,共产党员人数急剧下降。然而,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面对逆境,很多理想信念坚定者,置生死于度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贺龙就是典型的代表。

        “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

        早年的革命探索和实践,对贺龙来说,充满着曲折和危险,特别是身处军阀横行的年代,他深感仅凭一己之力是难以改变现状的。通过比较、鉴别,他认为“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为此,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予了积极支持,曾经资助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夏曦5万银元,并邀请共产党员周逸群开办政治讲习所。1926年8月,他向周逸群明确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和改造部队。”由于当时尚处于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中央曾规定不准在友军中发展高级军官入党,因此,贺龙的第一次入党申请并没有得到批准。考虑到贺龙要求入党的热情很高,周逸群鼓励他要等待时机,说:“共产党不是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有人找你。”这进一步坚定了贺龙要求入党的信念。后来,第一师成立了国民党党部,要贺龙参加,他无论如何也不参加,而是坚决要求参加共产党。他任命周逸群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同意在部队建立政治机关,并尽其所能帮助和支持共产党在部队内开展活动,发展党员。

        1927年春夏之交,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同时,汪精卫武汉政府蠢蠢欲动,妄图宁汉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时刻,贺龙立场鲜明地支持共产党,并对其所领导部队的共产党员采取了保护措施。他对周逸群说:“时局虽然这样紧张,我还是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所有在我部队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贺龙的这一态度,对革命处于低潮的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支持。7月初,周恩来会见贺龙时,特别钦佩他坚决的革命态度,称赞这是“疾风知劲草”。的确,严峻的形势面前,贺龙的政治立场和理想信念经受住了考验。也正因为如此,贺龙及其所领导的第20军成为共产党十分信任的革命力量之一。这为南昌起义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形势更加严峻。面对汪精卫的倒行逆施,贺龙采取了愤然抗争的态度。为此,他不仅让一些被解散的工人纠察队的队员加入自己的部队,而且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甚至派兵在共产党机关、工会、农会等团体的门口站岗。据统计,当时在武汉有300余名共产党员得到贺龙部队的救助和掩护。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面对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和诱惑,贺龙全然不为所动,断然拒绝。7月17日,他在对连以上军官发表讲话时,表明了他要跟共产党走的坚决态度。他说,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现在只能走第三条路,也就是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坚决走到底!23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将“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告知贺龙时,贺龙表示热烈赞成,说:“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8日,当周恩来向贺龙告知了南昌起义的行动计划时,贺龙毫不犹豫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尽管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党组织还是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30日下午,贺龙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了起义决定。他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国民党政府,打倒蒋介石;我们大家在一块都是很久的,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贺龙在第20军享有崇高的威望,据周逸群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其部下“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在他的动员和感召之下,广大官兵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的领导下,经过周密筹划和准备,8月1日凌晨,仅仅经过几个小时激战,起义军便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和建立自己的军队。

        “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

        南昌起义之后不久,按照预定计划,起义军南下广东。由于贺龙在南昌起义和南下途中的突出表现,以及其本人多次要求入党,8月底9月初,经中共前委批准同意,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当他带少数几个人回到家乡桑植发动武装起义时,他坚信挫折是暂时的,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说:“这条路是我选定的。我走南闯北,对‘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过比较,对国民党、北洋军阀、共产党作过比较。我觉得共产党好,我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我贺龙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南征北战,搞了半辈子,今天总算实现了我的愿望。”他还说,国民党骂共产党是洪水猛兽,“我贺龙把他看作是救星,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不信你们看吧,共产党一定成功,国民党一定垮台!”回顾当初的选择,贺龙丝毫不后悔,始终认为这种为劳苦大众解放而奋斗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说:“如果说为了当官的话,我又何止是个军长呢?蒋介石还叫我当中央委员、江西省主席呢!当官有权有势,日子也过得好……一个人光为个人着想,那确实感到吃亏了,如果想想灾难深重的国家,想想千百万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当国民党那个官又有什么意义呢?”抗战期间,蒋介石问贺龙:“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贺龙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和委员长的政见不同嘛!”由此可见,在理想信念和政治选择问题上,贺龙是毫不含糊、光明磊落的。

        总之,自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贺龙便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同党和革命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忠诚不渝。1943年1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向贺龙同志学习》的讲话,认为贺龙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是“一个真正身经百战的勇士,有指挥战争和建设军队的丰富经验”,而且在于“他对革命对党的一贯忠诚的态度。他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不因为斗争失败而气馁”。时至今日,贺龙立场坚定、百折不挠、对党忠诚的优秀品格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 丝绸之路前缘:“玉石之路”的开拓印迹

        玉器、玻璃等器物和葡萄等农作物经中亚东传,以及黄河流域黍粟类农作物的西传,都代表着史前东西文化交流。其中,玉石和丝帛是早于丝绸的重要文化媒介物,代表了中西大通道的物质交流史和文化交流精神。李希霍芬将这条大通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影响日广,而“玉石之路”是其前身。

        2012年以来,叶舒宪、易华等学者根据从甘肃、青海等地区齐家文化及其他史前文化遗址出土的和田玉器等资料,推测距今约四千年前就有“玉石之路”雏形,涉及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等省区。“玉石之路”在汉武帝时被重新开发利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所走的“丝绸之路”正是在古代“玉石之路”上拓展出来的。

        华夏先民凭精细琢磨的玉器、玉礼器,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玉的礼仪传统

        公元前九世纪,在广袤的东亚和中亚地区,我国陆路交通史上有过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西征昆仑山。这段历史被详细记录在《穆天子传》中。策划、组织、领导这次西巡活动的是周王朝第五位帝王姬满,即周穆王,世称“穆天子”。周穆王是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的主角,尤其是与西王母瑶池相会的浪漫传说,使他成为古代众多帝王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周天子与西王母会见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执白圭玄璧拜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纯,素组三百纯”,而珠泽人为何要“献白玉石……”?最终,他“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载玉万只”而归,为何对玉石如此推崇?

        人类先民在漫长的石器时代积累了丰富经验,发现石头中的精华——玉。玉石作为大自然孕育的一种特殊物质,被古代先民寄予某种期待和理想,具备了品格、神性和思想,成为形而上的精神符号。在周而复始、不断丰富的仪式中,先民的审美、道德、哲学、伦理等理念逐渐趋同,最终成为古老华夏文明中的文化因子,并深深地融入炎黄子孙的血脉里。

        先民创造文字时将对玉文化理念镶嵌到汉字和成语中,如切磋、琢磨、玉成其事、金玉良言、亭亭玉立、玉树临风、琼浆玉液等等。据统计,带斜玉偏旁的汉字大约有246个,都与美好有关。玉石代表天,中国用的最多的玉料是青玉,古代叫青天、苍天,《山海经》讲的149座山中有17座出白玉。著名学者叶舒宪认为华夏先民正是凭精细琢磨的玉器、玉礼器来实现通神、通天的神话梦想,建构出一套完整的玉的宗教和礼仪传统。

        华夏文明发生背后的一个重要动力是玉石神话信仰,华夏神话之根的主线是玉石神话及由此而形成的玉教信仰

        中国在青铜器、铁器时代之前的新石器晚期大量使用玉器,历经几千年,最终形成开启华夏文明曙光的玉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近年发现的石峁文化。良渚文化与东北红山文化并驾齐驱,使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到最高峰。但这两种文化都神秘地消失了,承接它们的是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它们与玉文化及夏代文明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二里头文化遗址是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该文化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洛阳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但夏文化的发源地在何处?它是如何发展到中原的?

        考古文物证明,齐家文化的范围主要在西北,这个时期的玉文化与夏朝初期文化形态高度重合。考古发现,南至珠江流域、北到辽河流域、西至河西走廊、东到东海之滨都有玉璧、玉琮、玉璜一类礼器出现,这体现了玉信仰和神话观念的传播过程,齐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相比较早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齐家文化玉器朴实无华。齐家文化玉器材质大体包括石、半石半玉、玉,还有绿松石、天河石等,受当时经济、交通等条件限制,只能就地或就近取材——不管“就地还是就近”,都必须有玉矿。考古发掘和矿石开采活动表明,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内存在着丰富玉矿,武山、积石山、马衔山、祁连山、马鬃山等地都有玉矿发现。

        比丝绸更早期的跨地区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中原地区需要从西部运输玉料,由此构成了玉石之路

        通常人们都认为古代用玉均来自新疆和田,2015年甘肃境内马鬃山玉矿的发现打破了这一认识。

        石峁遗址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北部边缘、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村秃尾河北侧山峁上,是已发现龙山晚期到夏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可能是夏早期中国北方中心。齐家文化分布区紧邻石峁文化区,齐家人在制作玉礼器的同时会不会通过陆路和黄河水道向石峁古城输送玉料?

        中国玉教神话信仰传播的路线先是北玉南传,然后是东玉西传。从全球范围看,不论是丝绸贸易之路,还是茶马古道、香料之路等,都是在文明史“小传统”中出现,而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的玉文化、贸易通道更具备文明发生的动力意义,玉石神话信仰是华夏文明发生背后的重要动力。中原地区缺少玉矿资源,因此距今7000年至5000年前中原地区影响力最广大的仰韶文化不能像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良渚文化那样生产出规模性的玉礼器。直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文化、临汾下靳村和芮城坡头村庙底沟二期文化,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大件组合性玉礼器体系才首次登场中原地区,随后又有成熟多样的玉礼器体系出现在中原腹地,并通过二里头文化的承上启下作用,建构出夏商周三代一脉相承的玉礼器传统。

        比丝绸更早期的跨地区国际贸易对象是玉石(地中海文明主要关注绿松石和青金石),包括由玉石开发所衍生而来的金属矿石。中原地区需要从西部运输玉料,这些运输通道的形成就构成了玉石之路。沿着晋陕大峡谷两岸,就是中原大规模出现玉礼器的地方,包括石峁遗址、延安玉礼器、陶寺文化、清凉寺文化、安阳殷墟文化等。史前玉路主要靠水路,黄河及其支流充当了西玉东输的主渠道。考古文物证明殷商时期和田玉就已进入中原。古代典籍记载显示,周穆王先向东走,到河南,越过黄河,过三门峡,到山西,绕过五个盆地,出雁门关,然后去河套、昆仑。《战国策》、《史记》都有“昆山玉路”的记载。这条漫长的玉石贸易之路从新疆出发,经过甘肃、陕西或山西才能运抵河南;西域的玉石、宝马、瓜果传到中原,后来中原的丝绸也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域。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丝绸之路》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 晚明江南官员的困境

        对“大朝代”之王朝统治者而言,江南不仅是收入的源泉,也是问题的频发地带,官场陋习颇多。而州县行政的繁难与民生的艰辛,又构成了江南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面相。归有光的总结十分到位:“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后来姚希孟也说过:“三吴名为殷繁,实乃虚耗。”

        以归有光而言,其于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被授职长兴知县。彼时的长兴知县空缺已久,政事都由胥吏把持,胥吏们勾结地方豪强,将地方赋役负担都转到贫民身上。履职不久的归有光即感到了多方面的压力,其“用古教化为治”的行动受到阻碍。年已六十的归有光,尽心从事行政工作,却得罪了下属老吏、官场同僚及上司,最终被迫乞休。

        而年轻的袁宏道在吴县任上,面对的都是多如牛毛的钱谷问题、茫如风影的人情问题,“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让他“几不知有昏朝寒暑”,感觉自己不成人形。尽管吴县治于苏州城,这里的繁华生活,画船箫鼓、歌童舞女、奇花异草、危石孤岑、酒坛诗社、朱门紫陌以及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都与他这个知县无关,他必须时时面对那些所谓“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工作之繁忙,让他深感自己不过是一个“奔走之令”,生活“最苦最下”。

        在明清时期,“民间事少”可能是许多官员的“至愿”,而猾吏奸书则“利在多事”。其实胥吏的作奸犯科,“全视乎官之性情,所贵喜怒不形,使彼无所揣摩。”所以历代官吏的从政体会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讲到如何防范这一群体的作奸犯科。归有光认为,要堵截胥吏们在地方上的谋利之途,主要就在人命、强盗、粮长、徭役四个层面,这是州县官员们应有的防范意识。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唐人的个性

        与明清人的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相比,唐代的人们活得有个性得多,他们敢说自己想说的话,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有的事甚至在我们今天看来都颇有些出格。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山水诗人,此君最初也想混个官当当。开元十六年(728年),他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不第。他与诗人王维交好。某次,王维私邀其至内署,恰好碰上玄宗来,旧制,布衣不能面圣,孟浩然只好躲到床下。王维不敢隐瞒,以实相禀,玄宗说:“我听说过这个人,却没有见到过他,为什么要因为害怕而藏匿呢?”孟浩然于是爬了出来,并在皇帝面前背诵自己的诗,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句,玄宗不高兴了,反问孟浩然:“你不求仕,而我从来未尝抛弃你,你怎么要诬蔑我呢?”于是下令放还。没想到,孟浩然是个倔脾气的人,他自此绝了仕宦之心。某次,采访使韩朝宗约孟浩然一起赴京师,想将他推荐给朝廷。恰好孟浩然来了朋友,几个人喝得正酣。有人提醒他:“你与韩公有个约定”,孟浩然斥责此人:“已经喝起来了,别管他!”最后没有赴约,韩朝宗大怒,掉转身子就走,但孟浩然没有一丝后悔。

        与孟浩然类似,李白也是有个性的人。李白早年也曾四处给人送诗,希望有人将他引荐给朝廷。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的诗得到了玉真公主与太子宾客贺知章的极力称赞,出于好奇心,玄宗也看了,非常欣赏,便召李白进宫。李白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御手调羹”。后来,皇帝又问了他一些社会上的事情,因为有长期的底层经历,李白对答如流。玄宗高兴极了,当即令李白供奉翰林,给自己写诗作文以求娱乐。天宝二年(743年)初春,玄宗在宫中行乐,李白诏作《宫中行乐词》;暮春,兴庆池的牡丹争奇斗艳,李白写《清平调》。然而,一贯独立特行的李白很快厌倦了这种御用文人的生活,他与贺知章等人天天纵酒,天子呼之不朝。他甚至在酒饮至极处时,还干出了令当红太监高力士脱鞋这样的出格事。性情放纵到这个程度,官自然也就当不下去了,后来,他干脆放弃了翰林这个公务员身份,凭着一手好诗浪迹江湖。

        唐人在做人与干活上尽玩吸引眼球的事,在穿着、化妆上也喜欢出风头。唐代的女子好着男装。《新唐书》载:某日,唐高宗与武则天在宫内设宴,太平公主着紫衫、佩玉带、头戴皂罗折上巾,身披砺石、佩刀、火石等武官的七件饰物,在帝后面前载歌载舞,高宗虽然说了一句:“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却也没有真正干预女儿的打扮。如果说,高宗对女子着男装,还有一点心理不适的话,到了后来的皇帝那里,这点不适都没有了。唐武宗经常让他宠爱的王才人跟自己穿一样的衣服,以至当他们在禁苑打猎时,“左右有奏事者,往往误奏于才人前”。女着男装,决非只是出现在宫廷里,事实上,那时的平民女子也往往以男装为美。

        现代社会许多男人都是整年素面朝天,不着脂粉的,唐代男人擦护肤用品却成为时尚。杜甫《腊日》诗写道:“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此诗所谓的口脂面药,就是涂在唇部和脸部的化妆用品,既有美容之效,又可用来防冻。唐代皇帝常在腊日赐给臣子脂膏,用碧镂牙筒盛装,这种牙筒就是所谓“翠管”。除了好用唇膏面脂,唐代男人还喜欢以香熏衣,特别是簪花。《太平广记》中记载:“琎尝戴砑纱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随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此处的“琎”指的是汝阳王李琎,“上”指的是唐玄宗。

        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GDP是世界第一不说,胸怀也无比博大,外国人来经商也好,来读书也罢,它都满脸含笑地接纳。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文人“不想为五斗米折腰”而放弃仕进,女子着男装、男子好用化妆品等等举动,不过是应时而生,一点也不奇怪。(作者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