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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准确把握“党政分工”概念

        读者欧阳中华提问:2017年“两会”期间,王岐山同志参加北京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这与之前我们党提的“党政分开”有什么不同,一时不太理解。党政分开与党政分工是什么关系?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对党政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以往党政分开的提出针对的是不科学、不正常的党政关系

        在很多同志的印象中,党政分开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改革目标,现在又说不能党政分开,脑筋一时转变不过来。这就需要简要回顾一下我们党提党政分开的历史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继续沿用甚至还发展了战争年代的领导模式和领导制度,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日益严重。

        1987年党的十三大全面规定了党政分开的原则和措施,指出党政不分实际上降低了党的领导地位,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党政分开才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作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党政不分使党顾不上抓自身的建设,党政分开才能保证做到“党要管党”;党政不分使党处于行政工作第一线,容易成为矛盾的一个方面甚至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党政分开才能使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的作用;党政不分使党处在直接执行者的地位,党政分开才能使党组织较好地行使监督职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

        党政分开有两点探讨不够

        现在回过头来看,党政分开的要求虽然根据很充分,也有其历史背景,但有两点值得探讨。一是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议会体制内以选举为目的的少数精英组成的“party”,而是紧紧地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怎么能硬性地提党政分开呢?二是从实践看,党政分开不宜操作。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党的领导的内涵要比执政宽泛。党的领导首先是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但还包括党对国家和社会一切事务的领导,它涉及的对象包括全体党员和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执政就是党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以国家的名义,通过法律的形式,贯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党的领导方式中首要的就是执政方式。因此,国情不同,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不同,单纯地讲党政分开是不合适的。

        既然历史上党政不分体制不行,党政分开也不可能,国外又没有可借鉴的,因此我们必须在改革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有别于党政分开、党政合一的新路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区分了党的领导方式和党的执政方式的概念,在对党政关系的处理上有着重大意义。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谈及党政关系的时候,都没有沿用“党政分开”的概念,而是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等,特别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党政关系改革目标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从而把改革初期以党政分开为核心的党政关系改革大大推进和深化了。

        处理好党政关系,要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下功夫,也就是党政分工

        如何解决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呢?当前不是简单地党政分开或党政合一,而是要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上下功夫,也就是党政分工。其基本依据是,“党”和“政”必须在职能上进行合理的分工,必须在载体上分开,但是政党又一定要以适当的方式领导或参与政权,要组织或监督政府,要在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充当一条稳定的“通道”。

        党对国家和社会实行总的统一领导的权力是不能剥离、不可分的,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样,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直接执政还是间接执政其实不是个问题,只是应该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是要科学界定执政党与国家公共权力的不同职能;民主执政,是扩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参与、决定、监督,让他们真正成为主人;依法执政,是要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通过完备的制度和法律体系来领导人民治理国家。

        当然,按照党政分工的思路处理党政关系,建立科学的党政关系,就意味着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形成由政党领导和引导、人大立法和监督、政府管理和执行的程序和格局,使党、人大、政府协调一致地工作。

        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科学与否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关系着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执政地位的巩固。我们必须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坚持与时俱进,从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正确处理好党政关系,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 从“亲而信”到“利相关”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信任基本上就是指人际信任,而人们彼此之间信任与否,多半视相互之间“关系”而定。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信任的准绳,据此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模式——“亲而信”。

        中国乡土社会“亲而信”的信任模式正在遭遇两方面的考验

        与整个人类的发展趋势相一致,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根植于这样一种转型社会背景之下,中国乡土社会“亲而信”的信任模式正在遭遇来自两方面的考验。

        其一,来自关系约束力量的减弱。传统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熟人间的信任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石,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商品经济大潮声势浩大、扑面而来,生意圈内“杀熟”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数以百万计的传销队伍,利用人们的熟人关系编织销售网络,成为“杀熟”的重灾区,这无疑削弱了熟人信任的效应。

        其二,来自社会流动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耕社会,其最大的特点是土地不能移,这大大限制了中国人流动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后,国家通过单位、户口和城乡二元结构严格控制社会流动的制度樊篱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社会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6亿。与此同时,城市人频繁地更换职业、身份和居住地,传统的、稳定的、长久的、可预见的人际关系开始渐渐被易变的、短暂的、匿名的交往模式所取代,人际信任的风险由此而生。

        总体而言,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人们之间的交往模式发生了变化,血缘亲情的纽带开始松弛,传统的乡土地域限制已被打破。太多的利益纷争、太多的博弈权衡、太多的短期交往,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守望相助的“熟人社会”渐行渐远,“信任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醒目现象。

        今天,熟人间的信任更多的是理性认知而较少情感导向

        我们的研究发现,关系的亲疏仍是影响中国人人际信任产生的重要因素,但已并非唯一重要因素,现代社会所倡导的人品、能力、交往过程等理性因素在信任发生的过程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里,我们选取家人和熟人这两种典型的亲近关系来检验“亲而信”的人际信任模式是否依然有效。

        “养儿防老”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传统角色规范,是不容置疑的信任关系,但是今天的父母已经不能完全指望养儿防老,于是出现了新的养老模式——“以房养老”。虽然访谈中有很多人表达“养房也不一定防老”的观点,但和“养儿防老”相比,更多的城市人还是认同“以房养老”。

        夫妻之间亲密关系与互助的角色规范依然是人们的共识,所以无论是传统乡村的农民还是现代都市的市民都不赞同“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当头各自飞”的说法。是否支持“婚前财产公证”是对婚姻关系未来预期的风向标。婚姻家庭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最可靠的生活共同体,家人最可信不仅是一种社会态度,而且简直就是信仰。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显示:面对婚姻关系的脆弱性,农村人采取抗拒的姿态,城市的中年人痛苦纠结、彷徨无助,而新生代年轻人主动选择规避婚姻风险的制度信任——“财产公证”。家人之间的原始角色信任开始出现利害关系的权衡。

        与此同时,熟人之间的信任建立,更多的来自频繁人际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熟知、可靠与认同,而不再是角色关系带来的情感联结。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态度,是由认知和情感两方面构成的,传统“亲而信”的模式中,人们看重的是关系,是对亲近角色规范的深信不疑,进而滋生出情感信任。今天,熟人间的信任更多的是理性认知而较少情感导向。陌生人在传统熟人社会是被提防的可疑者,但都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大量的社会互动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借钱问题与利益和信任高度关联,调查显示借钱基本上只能发生在家人与熟人之间,亲近关系依然是很重要的信任基础,但也只是借钱的前提条件,借与不借的关键因素是信誉和偿还能力。许多人的答案表明写借条和找证人也不会促使自己借钱给对方,但是同意借钱后,靠谱、懂事的人一般都会主动而坚决地打借条,让人多少增加点安全感。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信任事件进行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关系取向和利益取向是如何复杂、纠缠地存在于信任发生的过程之中。人际信任模式正由“亲而信”向“利相关”转向。

        从“亲而信”向“利相关”的信任模式转向,是社会转型带来的

        信任模式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这便涉及西方社会学的两个重要概念: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现代性始于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至今已成为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制度和模式。现代性的发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显而易见的福音和便利,另一方面也给社会和人类自身带来了分裂和冲突。向现代性前进就不得不意味着和过去告别,为了追求现代生活,人们不得不离开或放弃原有的熟悉生活方式,现代性和传统性成为一种对立的概念。这种对立如同人在走路时所遇到的一个突然而至的阶梯,虽然阶梯的高度并不是太高,但一时的难以适应、不安和焦虑却是在所难免的。

        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也在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正处于这样一个不安的时期。现代性使市场经济大潮如火如荼,社会流动加快,人们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风险便也由此产生。

        现代性与高风险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急剧的社会流动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的短期交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多变,这让人们产生了忧虑和不安。如何能减弱这种伴随风险而来的消极情绪,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力量来规避可能的风险。此外,风险社会滋生出太多的诱惑和不确定因素,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太多的利益纷争和博弈权衡,关系不再是信任产生和维系的保证,人们会通过理性的利害权衡,比如信任他人的人品和能力、准备“以房养老”、认同婚前财产公证等,以期降低人际信任的风险。

        从“亲而信”向“利相关”的信任模式转向,是社会转型带来的。只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是:人际信任如何以新的机制重新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石如何从人际信任转变为制度信任,“利相关”的人际信任模式如何带着中国社会迎接挑战。

        (作者为南京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适时恢复自主自愿生育的常态

        根据《“十三五”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要达到14.2亿人左右,年均自然增长率在6‰左右,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8左右。要实现这些目标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有迹象表明,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机遇期已经失去。一是生育的母体人口明显减少。处在黄金生育年龄段的女性人数已经大大减少。20岁至34岁女性人口数量已经从峰值年2000年的1.66亿减少到2010年的1.61亿。我国15岁至49岁育龄妇女总量2015年为3.63亿人,2020年将下降到3.34亿人,2025年将进一步下降到3.11亿人,十年减少5200万。二是低生育意愿-高生育成本很难改变。“80后”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成为目前的生育主体。低生育文化已经形成强大的低生育自我强化的机制和惯性,独生子女更容易接受独生子女生育文化。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双重推动下,现代化因素形塑了低生育格局,不断推高的养育成本,让不少一孩家庭止步于二孩生育的“机会门”前。三是低生育率伴随着低出生量,中国进入了双低的低生育困境。四是不管如何规划和预测,中国人口雪崩趋势难以逆转。

        鉴于中国人口的大势如此,所以鼓励生育的做法都值得鼓励。在2017年3月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生育政策配套问题持续发声,提出了一些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的建议。例如,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于2012年之后再提“降低法定结婚年龄至18周岁”的建议,引发关注。我认为,适当降低婚龄,鼓励生育,适时恢复自主自愿生育的常态,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鼓励生育,降低婚龄有利无弊。从法律角度说,18周岁已经是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成年人,他们拥有很多法定权利,唯独不能拥有婚配的法定权利,意味着18岁的成年人并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在逻辑上是不自洽的,在法律体系上亦不完整。

        其次,有人文关怀的制度才能体现出生育友好。目前青少年性年龄性行为普遍提前,选择婚前同居现象普遍,青少年未婚先孕现象屡见不鲜,人工流产低龄化趋势有目共睹。降低婚龄可以降低少女人工引流产比例,尊重和保护生命。降低法定婚龄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婚内生育率和合法生育率,对于实现1.8的适度生育率会有所助益。

        再次,降低婚龄并不意味着提倡早婚早育。近年来,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明显上升,从1990年的22.79岁上升到2010年的24.85岁,其中女性从22.02岁上升到23.89岁。2015年平均婚龄进一步提高到26岁。据了解,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国法定婚龄是18周岁,荷兰、韩国、日本等国法定婚龄则是男18周岁、女16周岁。从以人为本的文明潮流来看,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我国的法定婚龄确实也有降低的空间和必要。

        说到底,国家需要进一步推进低生育时代人口政策的全方位改革,适时恢复自由自主自愿生育的人口常态,而不能满足于枝节性无关宏旨的小改良,否则中国只会更加坐失良机,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渐行渐远。(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 劳动力供给不稳定的原因

        最近有人说,中国100年都不会缺人口。当然,这是指人口数量。我不敢说100年,但我承认人口数量的确不是问题。他还认为,人口的素质是个问题,应该主要指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我同意并且补充一点:中国人口的结构也是问题,年龄结构变得不像过去那么有利于经济增长了。

        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在中国主要的表现,从宏观层面来说可以概括为未富先老,相对于人均GDP代表的发展阶段,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而直接反映在现实经济中,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短缺,而且不是指高技能劳动者的短缺,而是指普通劳动者、非技能劳动者的短缺。到目前为止,因为劳动力短缺,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速度非常之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速度,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快速地丧失。这也就是当前企业投资缺乏动力、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原因,最终的结果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增长率也自然处在下行的趋势之中。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当前遇到的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怎么解决上述问题呢?一个角度是,我们需要看看城镇化还有哪些潜力。

        从统计指标上看,常住人口城镇化和户籍城镇化之间有一个差别,就是农民工进到城市就业,就持续时间来看也比较久,但是没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待遇,因而他们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第一,他们不固定在一家企业里,也不愿意有一个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二,由于他们终究不能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因为要照顾老人孩子,回去又要面临就业问题,通常到了40岁就想着退出城镇劳动力市场。

        因此,我们需要解决把这部分人留在城市的问题。中国有1.7亿在城市的农民工,把这部分人留下来的做法就是新型城镇化,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中的关键点就是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学术界和决策界共识很高的一项政策,现在正在努力推进。

        为了缩小城镇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过去两年这个速度明显提高了,但不完全是来自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落户,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行政区划的改变达到的。根据分析,城镇化增量中约53%来自于居民身份的重新划分,即所谓的“就地转移”。由于这种变化并不改变这些人的就业状况和就业类型,而且并不包括农民工,因此它解决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问题,也解决不了以生产率提高为导向的城镇化问题。

        推进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把农民工转变成市民是要付成本的,例如,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吸纳他们参加各项基本社会保险,也包含一部分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改革需要有成本,而这种支出负担尚未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做出合理地分担,导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励机制。因此,作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需要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