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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讲政治也是讲科学

        学者·语粹

        讲政治是政党的天职

        讲政治是政党的基本属性和职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重视政治和研究政治,不按政治规律进行政治活动,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会讲政治,没有政治能力和政治经验,那么在西方国家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其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原来是执政党的很可能就会变成在野党,再后来就会在议会中失去议会党团资格,再后来就会自生自灭。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那么后果更直接:革命时期可能会直接被敌人消灭,执政时期可能会丧失执政地位,而且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体性特征,因而亡党的同时还很可能带来亡国,这些都不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深刻理解这段重要论述,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什么必须讲政治这个基本问题。

        ■政党是运用政治规律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组织,这决定了任何政党都必须讲政治

        政党是人类政治活动发展到近代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的功能与政党的阶级性密切相关,归根结底是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一句话,政党是运用政治规律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组织,这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必须讲政治。换句话说,讲政治是政党的基本属性和职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重视政治和研究政治,不按政治规律进行政治活动,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会讲政治,没有政治能力和政治经验,那么在西方国家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其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原来是执政党的很可能就会变成在野党,再后来就会在议会中失去议会党团资格,再后来就会自生自灭。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那么后果更直接:革命时期可能会直接被敌人消灭,执政时期可能会丧失执政地位,而且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体性特征,因而亡党的同时还很可能带来亡国,这些都不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从历史来看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很讲政治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以后,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始终非常清晰,就是推翻和消灭共产党。二战以后,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嬗变,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乱云飞渡、步步惊心,让我们越来越深刻而震惊地认识到,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是很讲政治的。他们除了在国内政党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讲政治外,在对外反对共产党政权、推销西方价值观念、维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权和利益集团特权方面,他们的讲政治更是高度一致和高度自觉的,他们的原则性、警惕性、战斗性从来都是很强的。相反,有不少共产党国家则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价值坚守,为西方国家美妙的意识形态圈套所迷惑,自废武功,自我缴械,当发现所有的政治许愿都是空头支票,都是赤裸裸的利益控制和政治操纵时,才大呼上当,但已回天无力,悔之晚矣。这是20世纪全球政治博弈中触目惊心的历史活剧。这段世界政党政治惊心动魄的历史,警醒我们再次看清资产阶级政党讲政治的本质属性。

        ■历史和现实逻辑鲜明地揭示,讲政治、炼党性、砺品格,凝聚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什么是政治?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后来,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所讲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衡量讲政治的根本标准是看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等思想与此一脉相承。这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要义和基本规律。因此,中国共产党讲政治,就是自觉遵循这种人心向背的政治规律,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规律去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就是善于通过为人民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有效巩固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有效赢得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有效形成党的领导下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的同心圆,不断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境界。它要求全党必须掌握政治现象的规律性,善于敏锐把握和考量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走向,善于采取及时有力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处理执政实践中的复杂政治问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就是必须善于从政治上把握大局、看待问题,善于从政治上谋划、部署、推动工作。这就要求任何改革、发展和治理的决策都要有政治的考量,都要有政治担当和执政党意识的高度自觉,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同作为其根本价值取向,都要评估和考量一个决策执行以后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阶段基础是巩固了还是削弱了,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而不能仅仅以GDP论英雄。

        我们党是具有先进性特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应该最讲政治、最懂政治、最会讲政治、最善于运用政治规律为人民和民族谋利益,并在领导人民实现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持续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的先进性政党。因此,我们党所讲的政治是有着崇高理想、远大目标、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政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政治。我们党成立90多年来,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发展成就和治理绩效,与党通过讲政治不断提升自身的政治能力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评价中国共产党具有“天才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艺术”,他们认为正是凭着这种能力,中国共产党才把一个近代以来一直被西方国家称为“东亚病夫”、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一盘散沙”的国度,一举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内聚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规律的高度自觉,而且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培育了党的优秀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活动方式和领导方式,使“讲政治”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联系起来,使“讲政治”有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支撑,并逐步成为党强身健体、始终保持战斗力的看家法宝。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理念到延安整风时期建立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从改革开放之初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到十八届六中全会颁布《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大熔炉中,讲政治、炼党性、砺品格,才凝聚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讲政治需要尊重和遵循政治规律,重申并强调讲政治绝不是老调重弹,绝不是高谈阔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一门科学,因此讲政治也是讲科学,需要尊重和遵循政治规律。历史上,我们党在讲政治上也曾遇到挫折,有过教训,而这恰恰是因为在讲政治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出了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氛围变化,一些人随着政治意识的淡漠,从政治上的模糊变成政治上的糊涂,在越来越多的物质利益诱惑面前开始把政治操守扔在脑后,有的党组织政治功能开始严重退化,面对各种否定党的领导、歪曲党的历史和抹黑党的领袖的错误言论,面对各种丑化“解构”国家英雄的行为,不仅不坚持原则和敢于亮剑,反而跟风附和……久而久之,党内政治生态被破坏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严厉批评的“七个有之”问题,就是集中的体现。因此,全面从严治党重申并强调讲政治,绝不是老调重弹,绝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具有极为鲜明的问题导向,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抵制和防范“文革”中的极左现象,更需要我们党旗帜鲜明地讲政治,需要我们党更自觉地运用政治规律推进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段时间里,党内出现那么多让全党痛心疾首的怪象乱象,恰是多年来在讲政治这个重大问题上认识不到位、行动不到位、能力不到位所积累的结果。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内之所以能养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能让全国人民对党和国家越来越充满希望和自信,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必然结果。

        当前,全党同志要提升讲政治的水平,在讲政治的过程中要不断提升政治能力和政治艺术,不断提升政治理论素养,不能把对政治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政治常识和政治常理上;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创造性,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要建立当代中国党建学科理论体系,建立当代中国政治科学理论体系,建立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要以中国式法理主动把握在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上的政治话语权,提供更多现代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案例;要形成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成功的治党模式和管用的长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而且要尽快使这些政治建树与国家发展的整体国际形象和水平相适应。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这一重大命题的宏图大略所在。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供图:文远)  

  • 创新主体的动力从哪里来

        中央为何三令五申鼓励创新

        对“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我深信不疑,可近段时间却总在想:既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那么创新本身的动力由何而来?绝非多此一问,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有科技部门的官员也说: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如同汽车的两个轮子,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创新的动力问题。

        一语中的,这位官员点到了要害。是的,若不是创新动力不足,中央何必三令五申鼓励创新呢?不过仔细推敲,该官员的结论虽然对,但把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比作汽车的两个轮子未必恰当。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有个比喻更精辟:“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把这一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的点火系。”言下之意,是说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去推动。

        我写这篇文章,正是要讨论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要探讨怎样通过体制创新增强科技创新的动力。要回答此问题,首先得弄清楚科技创新的主体以及不同主体的追求目标为何。对以上问题若不清楚,体制创新便无所适从。而不知道体制如何创新,当然我们也就无法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主体是谁

        学界通常认为,科技创新主体有三个:一是政府,二是企业,三是科技人员。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看法,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非科技创新主体,政府可推动科技创新但不直接从事科技创新。企业与科技人员当然是创新主体,但两者的追求目标又有不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科技人员则是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

        政府的创新动力从哪里来

        政府作为体制创新主体,创新动力从哪里来?有学者认为是来自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这看法我赞成。鸦片战争后一百年,中国积贫积弱、饱受凌辱,实现民族复兴确实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赢得了独立,可之后三十年经济发展处处受制于人。1978年,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由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

        可见,政府当初推动改革,既有追求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有落后挨打的压力。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问题在于,政府由各级官员掌控,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已越来越多地触及官员的利益,因此我担心政府的改革动力会弱化。不是杞人忧天。读者想想,中央为何强调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理解,就是提醒大家改革阻力在加大。

        为何企业不放手创新

        再看企业的创新动力。企业的追求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有利润最大化的牵引,照理企业应积极创新才是。可据我所知,时下不仅国企缺乏创新动力,民企也普遍创新不足。何以如此?我的解释,是技术创新有风险。经济学家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中曾将企业分为三类:风险偏好型,风险规避型,风险中型。现实中由于创新失败的概率往往高于成功的概率,而大多数企业又属风险规避型,这样创新不足也就不奇怪了。

        要追问的是,企业分为国企与民企。国企的创新风险由国家(或全民)承担,可为何国企不放手创新?思来想去,我认为问题出在企业绩效考核上。国企创新失败虽无需高管赔钱,但势必要影响企业当年的绩效。投鼠忌器,企业高管对创新难免患得患失。民企不同于国企,民企有创新动力,可民企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创新失败得由自己兜底,故对创新也往往会心有余悸。

        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来自哪里

        再看科技人员。科技人员的创新动力既来自他们的报国情怀,同时也来自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比如有人是为了发表论文评职称,有人是为了申请专利获大奖,有人是为了分享成果转让的收益。但无论出于何动机,科技人员都不会缺少创新动力。官方数据说,我国专利申请连续五年居全球之首,年均超过100万件;到去年年底我国专利拥有量已超过100万件。两个100万足可佐证这一判断。

        增强创新动力的重点是什么

        由此看,增强创新动力,重点是在政府与企业。前面说过了,政府是体制创新主体,而且体制创新要服务于科技创新,为表述方便,让我先说国企与民企,然后再说政府。增强国企创新动力,我认为关键是要让国企高管有动力。有两招:一是将技术创新(如研发投入)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二是对高管采用“工资+期权”的薪酬机制:工资与年度绩效挂钩,期权与整个任期的创新收益挂钩。

        怎样推动民企创新?据上文分析,民企创新不足是因为没有风险分担机制。这是说,只要有人肯为民企分担风险,民企一定会大胆创新。问题是这种风险分担机制怎么建?我想到的是开放创新板市场。众所周知,纳斯达克(创新板)对推动美国技术创新居功甚伟,而英国1995年也开放了创新板(AIM)。别人有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听说上海正在紧锣密鼓试点,是好消息。晚开不如早开,应该尽快推开。

        最后再说政府。行文至此,我想读者其实已经清楚了如何创新体制,现在的难题是谁来推动。最近社会上有一说法,认为时下有些政府官员不思改革与高压反腐有关。这看法肯定是错的。某些官员缺乏改革动力是事实,但并非因为反腐,而是改革触动到了他们的利益。以往机构改革如是,今天审批制改革也如是。正因如此,我认为体制创新要由中央顶层设计,靠中央的权威自上而下推动。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校长。漫画:朱慧卿作)  

  • 我国“特殊逆城镇化”现象正大量产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大势、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逆城镇化”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一个概念,其本意并不是“反城镇化”,而是指城镇化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逆城镇化”可以说有三个属性:一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二是乡村居住人口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绝大多数居民成为非农从业人员;三是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凋敝和衰落。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叠加的特征,即在城镇化总体上尚未完成人口由乡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和郊区化阶段的时候,“逆城镇化”现象已经开始大量产生,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潮流。我国许多特殊的“逆城镇化”现象,可能从严格的学术定义上看并不典型,即并非长期居住人口从城市向乡村的流动,而是在特有制度约束下形成的一些“走入乡村”“走向小城”的人口活动趋势。这些趋势可能还仅仅是一些先兆,预示着未来某种发展大潮的涌现。这些特殊的“逆城镇化”现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乡村休闲旅游人数大量增加,势头很猛。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22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4400亿元,从业人员790万,其中农村从业人员630万,带动550万户农民受益。22亿人次是什么概念?粗略地统计,城里人大概平均每人一年走入乡村3次,所以从需求上说,这个大潮才刚刚开始。

        二是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和乡村异地养老的现象越来越多,方兴未艾。近年来,城市老年人结伙搭伴到农村养老,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大城市,人满为患、物价高昂,异地养老成为老年人改善生活品质的自发选择。在全国各地气候宜人、舒适安逸的乡村和小城镇,越来越多的“健康养护中心”涌现,深受老年人喜爱。当然,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异地养老”还存在着很多发展的瓶颈。

        三是城里人到乡村、小城长期居住,带动乡村重新繁荣。在我国云南、贵州、四川、海南、广西等地方,乡村中都出现了一些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人的聚居点,这些城里人的到来,使乡村生活重新活跃起来。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聊聊,就能切实体会到什么是“逆城镇化”。

        四是一些进城农民工、中高等院校毕业生、退役士兵以及科技人员等返乡下乡创业和就业,推动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可以说,我国的城镇化在总体上可能还没有到达“逆城镇化”阶段,但“逆城镇化”现象却已经在很多地方、以多样化的形式、越来越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钟明摘编)  

  • 陶铸:“必须具有既勇敢又谨慎的风格”

        1959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作了《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总结报告。陶铸开门见山地说:领导机关的同志做好领导工作,“必须具有既勇敢又谨慎的风格”。

        陶铸认同克劳塞维茨所述高级将领应多谨慎,下级干部应多勇敢的思想,并指出:勇敢是掌握客观规律后对所解决问题充满信心的表现,看到事物的主流方面,即使在萌芽状态,也能力排众议,勇往直前;但在有关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群众眼前利益与国家长远利益正确结合的决策时,又需要谨慎。

        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既要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冲天的革命干劲,又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即辩证地处理好勇敢和谨慎的结合。对此,陶铸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了很好的示范,地方应很好地学习与掌握。谨慎不是裹足不前,更不是不坚决贯彻上级指示。相反,谨慎是为了愈加勇敢地前进,更好地执行上级的决定。

        谨慎也是一种胆量,也需要有与勇敢一样的坚强。把握勇敢与谨慎的对立统一,在当前就要心中有党、有民、有责、有戒,在底线思维下想干事、能干事、敢担当、善作为。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