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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灯逢知己千盏少

        知道昆山有个千灯镇,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朋友讲给我的。除了这个古镇值得游览,她还告诉我,镇上有一座千灯馆,收藏了各个朝代的灯具。

        有意思!我于是记住了,想去看看。

        转眼进入微信时代,微信群里一位昔日旧友说,在江苏古镇千灯有个灯馆,陈列的都是他的藏品。

        嘿!有缘。不承想遥远的千灯馆的主人居然是北京人,而且近到是我的老邻居。

        一千多盏古灯,什么概念!不到实地亲眼参观,感受不到它们的震撼。我也是跟千灯有缘的啊,我注定是要了却这个心愿的。我终于成行了,在丙申年初冬,江南还停留在秋意甚浓的温暖之中。

        千灯镇位于昆山南部。跨过千灯浦上的石拱桥进镇,拐入一条石板老街。老街足有几公里长,据说是江苏最长的石板街。这一个镇就拥有两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宋代的方塔秦峰塔、顾炎武墓及故居。除了顾炎武,元末明初的顾坚也是千灯人,他是昆曲的创始人。

        千灯馆是镇上新时代的产物,就坐落在老街上,一座四进的清代进士大宅院李宅“祖庆堂”里。

        小林兄引领我参观。讲起他的一件件宝贝,和收藏它们的故事,他如数家珍。

        我真是头一回集中欣赏这么多的古代灯具,从新石器时代到近代,面对实物读着一部灯具发展史。原始的石灯陶灯造型非常简朴,基本是满足实用的需要。到了汉代,那个文化上升的历史时期,小小油灯的造型和装饰,也开始上升到工艺品的高度。灰陶抱九子俑灯,应该具有祈求多子多福的寓意,灯座的人物塑造既朴拙又可爱,跟现代派陶塑相比也毫不逊色。青铜行灯,三个足和一支微屈的龙头长柄,线条优雅完美,绝对经得起设计法则的衡量。青铜折灯,可折叠的灯盘,不用的时候扣合下来又能变成盖子,设计非常巧妙。六朝的青瓷灯和烛台,唐宋各色釉的瓷灯,有的浑圆小巧,有的修长秀丽,颇能见到一些精品。特别是那件力士陶灯,夸张的人物造型极具力度。那盏辽代狮座陶灯,翻起的尾巴有力地擎住灯盘,十分自然地成了手柄;而那狮子的面孔,还在笑呢!有趣的是,制作灯具的工匠们仿佛不像做其它器物的人那么严肃拘谨,他们往往在灯上赋予一些很有情趣的装饰,像老鼠偷油上灯台、猴儿顶灯,这些民间俚语故事,常能出现在灯上,用着它们都觉得好玩儿。还有一句奚落人的话,说“不是省油的灯”,省油灯,还真是一种灯呢,灯馆里就有。它是灯盘下有个水槽,给灯油降温,少消耗了油,当然就省油了。这些灯具里的各种讲究,科技的、艺术的、历史的、民俗的,深入挖掘起来,都是灯具里的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历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直到民国年间,包括西风东渐的新式灯具:自行车的油灯、铁路号志灯,这是纵向的;横向的,产地南北西东,不仅有汉族地区的,还有新疆的靴形灯,西藏的酥油灯……材质上,有石质的,有陶的、瓷的、铜的、铁的、锡的、木的……功能上,又分生活用的,生产用的,佛前供的,甚至模型玩具,各色灯盏铺天盖地冲进眼眶。老宅的一进一进厅堂,楼上楼下,变身六个展厅。而最后一进迎门做了个屏风式的通透格架,一格一盏小油灯,足有几百盏,从地面直通到梁架上那“千灯竞华”的匾额下,一种独特的视觉冲击,让参观达到高潮。

        千余盏古灯,三十年的收藏,需要怎样的执着和恒心呀!我要重新认识殷小林大哥了。

        灯具,是收藏的冷门、偏门,却也是人类文明史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领域。虽然不能说空白吧,但是资料并不多,专门的藏家也屈指可数。小林兄也不是一开始就收藏灯具的,他最初喜欢杂项,一位朋友的提醒,他改变了方向,专收古灯,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他这样的收藏法,完全不是倒腾文物牟取利益那种收藏,他爱说他是在玩儿,他其实是边玩儿边做学问呢。为了了解灯具的历史,考证藏品的时代,他读了大量的书。遇到拿不准的,他可没少跟内行请教探讨,文物界的专家,他也交了不少朋友。他是个有心人。时代和品种越积累越多,历代的灯具这么一一排列起来,那就不仅是玩儿了,而是梳理出一部先人寻求光明的历程。灯馆里相对挂着他写的两幅条幅:“灯火虽如豆”,“照世却辉煌”,说得恰切。千余盏灯具,如豆的灯火,的确点亮了中华文明的一个角落。而他,将自己的收藏展示给社会,却不仅限于把玩,这是收藏的一个高境界。

        他时常感叹与千灯镇的缘分,不仅他的斋号“千灯草堂”遇到了千灯镇的邀请,还有一层巧合呢。他曾经两次在北京的报国寺举办过个人的古灯收藏展。当他的古灯落户千灯镇之后,他跟朋友谈起,哪儿是顾炎武的家乡。朋友听后说:你不知道吗?咱们报国寺的西跨院儿,就是北京的顾炎武祠。当时连他自己都吃惊了:这或许真是天意!

  • “福”字上门肥

        “鹊影西窗瘦,福字上门肥。”

        说起今年央视春晚上当代五大书法名家(沈鹏、李铎、张海、苏士澍、孙伯翔)为全国人民送上的五个红纸大“福”,古汉语学者、著名书法家张济生拿出自己刚刚写好的一个敦实自重的硕大“福”字,并由此提出一连串很有意思的话题:福字如何解?福字如何写?福字如何赏?

        在张济生看来,繁简同一的“福”字,既是汉字又不完全是汉字,既是书法又不完全是书法,而是一个融入民俗文化元素、书法艺术元素和百姓美好愿望的中国文化造像。他说,造字结构本身既体现出华夏文明特有的艺术创造性,又点明了福意来源,分拆开看,一人一口一田,人在田边立,口在田上张,有了丰衣足食,人类自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福从生活来,如今讲究过一个喜庆祥和的新年,老话说的则是过一个肥年,肥猪肥牛肥鸡,肥得流油才是福。因此,张先生喜欢把这个年年上门的福字写得饱含富足感和成就感。

        一福百解,一字百相。历史上不少知名人物都书写过福字,其中包括隋文帝杨坚、 唐高宗李治、王羲之、怀素、孙文等。张济生评介,由于不是刻意为贺春而作,这些大家笔墨所显示出的更多是自身文化底蕴与书法个性,但却形成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福字之中口不闭嘴,田不封口。“农耕时代最看重的就是土地,只有拥田无数才会笑口常开,至于最早的书法家为何如此解读汉字之福,虽然不可得知却能一探书法之妙。”依他而论,汉字入书法,一是看文化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二是看文字结构与字象造化的结合,最重要的还是贯穿其中的融会与发展。近年来对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书法拍品的天价成交是收藏价值的体现,也是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结果。

        问福从何赏,张济生归纳出福字新“三美”,即充满艺术想象的结构美,独具人文色彩的意境美,深受大众喜爱的形象美。用他的话说,福是汉字中一个最聚民心、最有眼缘又最能传承的书法字,真正写好了不容易。说话间,他再次铺开红宣大写新“福”。我们发现,他写起福字丝毫不吝笔墨,收笔后下层铺垫的白宣同样写出一个清晰的福字,虽然是力透纸背的一笔双福,对比赏析来看,红宣之“福”墨象饱满自重,给人感觉大可福佑一方;白宣之“福”墨气抱笔自铸,几丝飞白反倒形若盈盈福气,可谓双福同至,福缘深厚。

        再看张济生先生,执笔之手点墨不沾,自言喜欢干干净净做学问。他从小勤临古帖,常以书法论学识,早年入读北京大学,一度留校任教。几十年来醉心于书法研究,尤以榜书创作为重,其蜕变书体被称之为“济书”。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励志堂”堂匾、少林寺“西来堂”堂匾等都出自他的“济书”之笔。

  • 故乡石

        2012年春节,我到台湾看望已在病重中的四姨,她离开河北献县崔尔庄的故乡已经60多年,想念故乡,更想念亲人。离别的时候,四姨颤抖着将一块石头递给我,要我转送给母亲。我诧异,母亲早就去世了,她原本是知道的,表哥用眼神示意我收下,并告诉我,四姨近年来选择性地失忆,排斥了所有坏的信息,拗她不得。

        这是一块小小的画面石,淡青底色犹如北方惯见的天空,朗日下一片深褐色的树林,枝枝杈杈间满是硕果,隐见几个仰头持竿者在拨打着什么,表哥告诉我,全家管它叫“故乡石”,像极了故乡深秋人们持竿打枣的场景。一位同乡送的,看了,四姨当即就哭得不行。念兹在兹,每年春节的时候都同先人们的照片供在一处,平时常独自摩挲,暗自垂泪。

        献县有枣林千顷,盛产有名的沧州金丝小枣。《阅微草堂笔记》中说:“崔尔庄多枣,动辄成林,俗谓之‘枣行’,北以车运供京师,南随漕舶以贩鬻于诸省,世人多以为恒业。”

        四姨是母亲最小的妹妹,姐妹们儿时美好的记忆似乎都与枣林有关。春天,她们在一望无际的自家枣树行子里“藏猫猫”;夏天,在浓荫漫地的枣林深处侍弄女红;秋天,地上铺一块硕大的毡布,用长竿打枣,专挑大的、红的来品;冬天,白雪皑皑,枣林里时而看见一跑一道沟的野兔子和凌空而飞的雉鸡,四姨穿着那件最喜欢的、殷红色的衫子在白雪填平的枣树趟子里飞跑,枣林子里灌满了她们无忧无虑的笑声。

        上世纪30年代末,战乱骤起,一家人变卖家产,各自逃难,四姨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台湾。从此,姐妹们生死两隔,大半生的逃难、避祸、惊悸、思念让她噩梦连连,无数次,亲人们出现在一望无际的枣林中,母亲和姐姐们笑靥如花,伸展双臂揽她入怀,每每惊喜地扑过去,总会在时空交错的刹那间悲伤地醒来。

        于是,一个人在暗夜里无声地抽泣。

        四姨夫去世很早,四姨独自拉扯六个儿女长大,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好在孩子们都学有所成,毕业后先后到国外定居,正是靠他们,四姨才在上世纪70年代后,辗转从国外与母亲通了第一封信,思念之余,始终念念不忘家乡的枣林。

        那年,母亲托人给四姨带去了一块于1943年就绣好,但始终没有机会送出的绢帕,那是她送给四姨的嫁礼。可惜,这方小小的绢帕尚未绣好,姐妹仨就在炮火声中天各一方了。绢帕上是两只在枝叶间互相寻觅的小鸟,下面是母亲手书的“相彼鸟矣,犹求友声”,它出自《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意思是说:小小的鸟儿尚且为了寻求同伴的应声在嘤嘤地鸣叫,况人乎,况我的亲妹妹乎!

        在几十年苦苦的等待中,母亲和我的三姨相继在京去世,四姨也于我们探访的当年去世。姐妹一生被阻隔,一生思念,到头来只能九泉相见了。手里这块沉甸甸的石头记载着家乡的美景,记载着她们那段泪水写就的思念史。

  • 玉佩意味长

        新年伊始,我意外地在古玩市场淘到了一块清代和田白玉福字玉佩。“呵呵,福在眼前,福在手中。”这几天,每当我上手把玩这块精工巧做的玉佩时,都会产生许多美好的联想。这种“拥有幸福”的感觉,让我身心愉悦。

        老实说,我接触古玉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收藏到以汉字造型为主体设计的玉雕。之前,我也入藏过几块汉代的铭文玉器。但是,类似“宜子孙”的铭文,只是汉代玉雕上的一个辅助性装饰元素。中国古玉的设计是非常讲究的,所谓“玉必吉祥、纹必吉祥”。那么,这块纯粹以汉字为主造型的玉佩,又有什么说法呢?

        这块透雕的福字白玉佩,“福”字是以行书的体例书写的,字体饱满,笔画圆润,字形趋圆。这类行书写法,多见于古代宫殿里悬挂的匾额。但是,这块玉佩“福”字的左偏旁点画和右侧首笔横画,却被巧妙地设计成两个紧密相连的寿桃形状。我们不妨大胆地解读其设计寓意为“福中有寿、福寿双全”。

        类似艺术造型的“福”字书法作品我曾经见过,在前几年首都博物馆举办的《故宫珍藏·慈禧的瓷器》专题展上,展出了一幅慈禧太后的书法作品《福禄寿》字轴。她写的“福”字里,巧妙地潜入了一个“禄”、一个“寿”字,“福”字第一笔的点画处理成一个寿桃样子,书法落款“光绪戊子新正御笔”。那么,“新正”何解呢?通常是指农历新年正月,或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比如,南宋周密专著《武林旧事·元夕》中提及:“一入新正,灯火日盛。”所以,以这块古玉佩的手工雕刻工艺、自然老化痕迹和“福”字造型的书法结字风格,我认为这是一块清代晚期制作的玉佩。

        无巧不成书。我在检索清代皇帝与“福”字书法关系的网络相关背景资料时,发掘出了一个清代皇帝过年的习俗:“开笔书福”。据清代《啸亭杂录》记载:“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也就是说,每年腊月初,清宫过年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就是皇帝御临建福宫,为迎接新年开始书写“福”字,以此为来年祈福。皇帝书写的第一个“福”字,将悬挂于乾清宫正殿,其余的会张挂于各处宫苑。另据章乃炜等编著的《清宫述闻》记载:“书福之典故始于圣祖仁皇帝。”也就是说,清宫元旦书写福字的制度,肇始于康熙帝。之后,雍正帝将年初书福、赐福形成祖制,以后的历代清帝都严守祖制。由此推测,那幅慈禧皇太后于“光绪戊子新正御笔”书写的“福”字,也是身为清宫太上皇,在农历戊子新年元旦子时开笔的“祈福、赐福”墨宝。

        这让我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美好的联想,这块雍容典雅的清代福字玉佩,很有可能是清代民间模仿清宫皇家过年的习俗,专门设计制作的“送福”年礼。

        更有趣味的是,这块福字玉佩的玉质是白中带糖,并不是完全纯白色的玉料,这似乎略带遗憾。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是否会是雕工有意为之的巧色艺术处理呢?糖玉谐音“蜜糖之玉”,所以用带糖色的白玉雕刻的圆形福字玉佩,也许还暗喻着“福寿双全、甜蜜圆满”呢。

  • 奇石迎春

        全国迎春奇石展今日在北京弘燕奇石城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种、数万枚奇石聚集于此。展会上最受欢迎的是以色彩鲜艳、肉质细腻、表皮光滑、磨圆度好的宝石类玛瑙、玉石为主。除了人们熟悉的南红、战国红、黄龙玉、黄蜡石、大滩玛瑙、马达加斯加玛瑙之外,还有难得一见的金丝玉、菊花玛瑙、蛋白玉、水草玛瑙、黄玉髓、东海水晶等。上吨重的灵璧石“犀牛”、“神龟”和色彩丰富的戈壁石“灵芝”、“聚宝盆”纷纷亮相。另外,参展石种中还有不少在奇石市场很少露面的新品种,如花岗岩国画石、内蒙古冰玉(俗称玻璃玛瑙)、新疆木化石、黄河源头石等特色石种。

        历史上被文人推崇的灵璧石、太湖石、英石、昆石如今依然得到石友的青睐,但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其中的太湖石、昆石已很难见到,于是,一批新石种成为文人石爱好者的选择。被称为新文人石的广西南太湖石、云南大理石、内蒙古戈壁石、南京雨花石等石种集中亮相。位于弘燕奇石城内的天琛奇石博物院也将同期开放,展出海洋生物毛发石、竹笋化石等。